民国的众多军阀中，阎锡山是个另类。

当别人忙着打仗争地盘，他却秉承儒家传统思想，努力保一方安宁繁荣。

由于不掺和军阀混战，所以在北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阎锡山都是透明人，看不到他的存在。

不过，关起门来过小日子，不代表阎锡山就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

只能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盘子小，经不起折腾。

要么不出手，出手就得封喉见血！

1926年初，主政山西十余年，也韬光养晦了十余年的阎锡山，终于等到了出手机会。

当时，冯玉祥触犯了直奉两系利益，张作霖、吴佩孚正欲联手夹击国民军。

而夹击冯玉祥，山西的战略位置很关键。

如果晋军能从南面出击，国民军就会陷入三面被围之势。

见胜算极大，有利可图，阎锡山接受了张作霖邀请，派兵参战。

这次站队，阎锡山获利颇多，从冯玉祥手上抢到了绥远。

自此开始，“晋军”也变为“晋绥军”。

就在冯玉祥惨遭群殴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南方誓师北伐。

7至10月，北伐军摧枯拉朽，以极短时间打垮了吴佩孚。

紧接着，北伐军又在东南战场取得胜利，打得孙传芳溃不成军。

大势所趋，革命军北伐奉系，已是指日可待。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成了香饽饽，张作霖和国民党对其极力拉拢。

手里有筹码，阎锡山并不急于站队，他选择待价而沽，先看看再说。

1927年5月，唐生智从武汉出发，会合杀冯玉祥，席卷河南，歼灭数万奉军。

阎看到这一形势，判断张作霖必败，旋即改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倒向了国民政府。

6月6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宣布易帜，山西全境降下五色旗，改挂青天白日旗。

山西易帜后，阎锡山派兵东出井陉，占领石家庄。

张作霖觉得阎锡山还可以“挽救”，便没有立即反击，只是派人到太原劝阎不要“误入歧途”。

阎锡山这边，由于实力弱，因此拿下石家庄后，也没敢有进一步动作，想着等北伐军渡过黄河后再出手。

可是，阎锡山等了两个月，南边却一直按兵不动。

怎么个情况呢？

说来话长。

阎锡山易帜的当月，唐生智在武汉扬言要东征南京。

蒋介石担心后路空虚，就从前线抽调大量兵力回防。

如此一来，苏北的防务就空虚了。

孙传芳逮住机会，趁势攻占徐州。

听闻徐州丢失，蒋脸上挂不住了。

要是没有调兵南下，哪会有这事？

为了挽回面子，老蒋便亲率第一军一部，外加第六、第十、第三十七、第四十军等部，向徐州发起反击。

反击期间，白崇禧建议稳扎稳打。毕竟北洋系统治江苏多年，熟门熟路。

但蒋介石不听。他觉得孙传芳新克徐州，必然立足不稳，主张速战速决！

蒋一意孤行，结果怎样呢？

惨败！

孙传芳见蒋介石孤军深入，后路空虚，逮住机会，派兵迂回攻击，竟然反包围了北伐军。

沿津浦铁路南下的北洋军

1927年8月2日，蒋介石率北伐军攻至徐州南郊的云龙山。

正当蒋准备发动进攻时，突然得知后路被抄。

前有坚城，后有拦截之兵，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只能跑了。不然就得被包饺子。

但问题是，孙传芳会让蒋总司令安然撤退吗？

自然是不会。当天夜里，孙传芳会和张宗昌，倾全力反攻，打穿了北伐军防线。

为了掩护蒋介石撤退，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死战不退。

最后，一个团全军覆没，另外两个团战损过半。

第二十一师是新建的模范师，被老蒋寄予厚望。结果组建还不到半年就被老蒋坑没了。

当时，要不是冯玉祥派来一个师牵佯攻徐州，拖住了孙传芳，蒋的损失会更大。

战后，蒋令王天培、贺耀组在蒙城、宿州构筑防线。

张宗昌、孙传芳集结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趁势穷追猛打，再次击穿防线。

仗打成这个鬼样子，无可救药，蒋只能下达总退却令。

就这样，北伐军溃逃六百余里，直接从徐州退过了长江。

败得这么惨，必须要找人承担责任。

蒋自然不可能担责。

于是，王天培就成了背锅侠，惨遭处决。

然而，大家又不瞎。从北伐开始，老蒋打过几场胜仗？

横扫两湖，第四军居功至伟。

血战江西，第七军贡献最大。

号称“党军”的第一军在蒋指挥下，根本就是银样镴枪头，看上去还不错，实际中看不中用。

现在是创业阶段，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你蒋介石要是打仗不行，就让贤吧！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十几位军长纷纷向武汉方面投怀送抱。

唐生智手上有了筹码，随即又开始叫嚣要东征讨蒋。

老蒋刚吃了败仗，没底气，便让桂系去对付唐生智。

结果李宗仁、白崇禧阴阳怪气，公开顶撞，表示你闯的祸，为什么让我们来收拾？

蒋介石闻言心有不悦，咬牙切齿道：“什么意思？如果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来坐这个位置好了”。

没想到，李、白二人完全不给面子，白崇禧当即回怼：“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此时离开一下也好”。

当时，蒋手上的筹码仅剩第一军。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态度至关重要。

用蒋后来的话说：如果何敬之说句话，我何至于下台？

然而，何应钦在关键时刻装傻充愣，一言不发。

蒋介石终于感受到什么叫透心凉，心飞扬。

1927年8月13日，蒋在万念俱灰之下，通电下野，拂袖而去。

蒋黯然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摇身—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话事人。

李、白二人上台后，猛然发现，身居高位确实爽啊，看谁都是俯视。

蒋介石下野后发布的安民告示

但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几十万大军，每天的军饷开支就不是小数目，你桂系能搞来钱吗？

武汉那边虽然也清党了，但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此时还是敌对状态。你桂系能搞定汪精卫吗？

如果宁汉无法合流，讨伐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就无从谈起。

面对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李宗仁、白崇禧只好分开行动。

白前往上海，找金主江浙财团谈合作。

李负责武汉那头，与汪精卫达成谅解。

南京方面的权力更迭，孙传芳看得很清楚。

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

8月24日，趁桂系几个负责人都不在，孙传芳于江北岸建立五个渡江点，在三天时间里，将七万大军投入南岸。

为了激励士气，孙传芳亲临第一线，并让人把船只全部开回江北，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随后，孙传芳下令把南京附近的通信线路全部切断，导致南京与外界的沟通中断。

而此时的南京城内，只有桂系的两个军，形势岌岌可危。

如果让孙传芳反攻得手，南京政府垮台，中国的未来还真不好说，有可能又会回到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

万幸的是，从上海无功而返的白崇禧这时候回来了。

白崇禧虽然搞政治是外行，但打仗是真的可以。得知情况后，他立即联络蒋介石。

这个时候要想保住南京，只能依靠老蒋的黄埔系。

作为一个枭雄，蒋介石还是分得清轻重的，他选择支持白崇禧，让黄埔系各军在尽量保存实力的情况下，服从白崇禧指挥。

接下来，白指挥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等部，经过一天激战，击溃孙传芳，取得歼敌四万，俘虏两万的大捷。

经此一役，纵横北洋十六年的直系军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桂系和黄埔系的损失也不小。

战斗中，桂系伤亡近一万。黄埔系仅军官就阵亡了五百多人。

血战龙潭后，李宗仁的腰杆也硬了不少，傲慢地对汪精卫表示：实力摆在这，低调不了。你就说吧，咱们怎么合并？

见李宗仁不尊重自己，汪精卫意见很大。

什么态度啊！我什么资历？你什么资历？我为先总理起草遗嘱时，你桂系都还没入伙呢！如今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孙中山遗嘱

由于谈不拢，武汉和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也就继续这么僵着了。

可两边总这么杠着，也不是个事。

后来，在孙科的建议下，宁汉各派代表成立“特别委员会”，商讨政府改组事宜，这场纷争才暂时告一段落。

但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很快遭到排挤，仅获得一个国府委员的空衔。

汪渐渐也回过味来：不对！好像被耍了！武汉政府是从广州搬来的，是秉承孙中山遗志的“正统”！南京那边是分裂出去逆贼。我昏了头的跟他们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等于是否认了自身的正统性。

很快，汪精卫找来唐生智说：孟潇啊，我被忽悠了。咱们还得跟南京那帮人斗。

唐生智手握重兵，本来也不想屈居桂系之下。汪、唐一拍即合。

于是，刚刚合流的国民政府，再度与南京方面剑拔弩张。

南边两拨势力斗来斗去，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烦死了。

尤其是冯玉祥，从5月开始，他的部队就与奉军交上了火。

只是独木难支，没什么作为。

见南边一时半会不会有大动作，冯玉祥只好催促阎锡山赶紧出兵。

恰在此时，晋绥军又在阳高车站扣押了奉军检阅使于珍的专列。

阎锡山闻之，心想事情闹大，张作霖肯定要揍自己。

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宗旨，阎锡山索性向奉系开战了。

10月1日，阎锡山下达总攻击令。

十万晋绥军兵分两路：

商震率左路军出大同，沿京绥铁路东进，杀奔张家口，然后进攻北京。

阎锡山亲率右路军，东出太行山，沿京汉铁路，进攻保定，与左路军会攻北京。

除了两路主力外，阎锡山还派出傅作义和李服膺各率一个师，从晋北山岭地带秘密出发，进入到奉军腹地，在北京南北两侧发动袭击，扰乱奉军部署。

开战之后，由于事发突然，奉军猝不及防，阎锡山取得开门红。

可是，由于晋绥军平时的训练以防守为主，不重视进攻。

当奉军收缩战线，凭险固守后，晋绥军屡攻不下，战事顿时陷入僵持。

见阎锡山的三板斧使完了，张作霖随即调集二十万大军沿京绥、京汉铁路反扑。

晋绥军在这两个方向的兵力只有七万左右，兵力如此悬殊，结果可想而知。

至10月14日，除了傅作义还坚守在涿州外，其余晋绥军全部被赶回了山西。

前面说过，阎锡山并非轻举妄动之人。如果事先没有周全部署，他绝不会冒险。

在阎锡山看来，只要自己这边动手。一旁的冯玉祥，南方的李宗仁、唐生智便会派出千军万马来支援。

但不想，冯玉祥派出的三路大军被张宗昌缠住了，在陇海铁路沿线陷入苦战。

而李宗仁、唐生智则更不靠谱，他们居然打起了内战。

9月中旬，对桂系愤愤不平的汪精卫宣布下野，前往广州找张发奎另组中央。

汪离开武汉后，桂系给唐生智安排了一个军委委员职位，这明显是侮辱人。

唐生智表示不接任命。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法办唐生智，唐生智不服，挥师东征。

李宗仁早就等着唐生智动手了，遂联合黄埔系，外加早先拉拢的四川、贵州两省军阀，四面包夹，打得唐部连战连败。

战至11月，唐生智下令收缩战线，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但我们知道，唐的嫡系只有第八军。其余部队都是在北伐过程中收编的杂牌武装。

而原本战力强悍的第四军，因为南昌起义，这时候也是元气大伤。

唐生智想鱼死网破，他手下的杂牌军可不想陪他一起死。

结果，当桂系大军兵临武汉时，唐部纷纷倒戈。

11月12日，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只好通电下野。

至此，桂唐战争结束，桂系势力扩张到两湖。

南边自己人打来打去，原以为不会孤军作战的阎锡山，还真的孤军作战了。

11月3日奉军占领大同，并由大同南攻，进占雁门、五台。

11月9日，另一路奉军沿京绥线推进，进至包头。

11月14日，山西北部险要据点全部丢失。

接下来只要奉军孤注一掷，有很大可能拿下太原。

不过，阎锡山也是命不该绝。

就在这时，张作霖下令停战。

一直以来，张作霖都想拆散阎锡山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不愿把阎锡山逼得太紧。

在这种情况下，当奉军取得上风后，张作霖便下令停战，并以和平让出涿州，接受改编的条件，要求傅作义放弃抵抗。

从10月中旬开始，傅作义就一直坚守在涿州。

友军都跑了，唯独傅作义没跑，这不是因为他“头铁”。

而是阎锡山下达退却命令时，傅作义没有收到电报。结果孤军深入，惨遭合围。

既然跑不了了，傅作义也只能死战到底。

在困守涿州期间，傅作义凭借高超的守城技术，指挥所部八千余人顶住了奉军火炮、飞机、坦克、装载炸药的铁斗车，甚至毒气弹的轮番围攻。

但涿州只是一座东西宽2里、南北长约3里的小城。城内粮食短缺。

坚持三个多月后，涿州城内弹尽粮绝。

傅作义深感坚守已无意义，便通过谈判，让出了城池。

1928年1月12日，历时90余天的涿州之战结束。

傅部被奉军改编，后调往东北戍边。傅作义本人则被张作霖下令软禁在了保定。

涿州一战后，傅作义名扬天下，各派势力都以重金或封官许愿的办法对其拉拢。

这其中，蒋介石给的任命最有诚意，委任傅作义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不是下野了吗？怎么他还能任命傅作义职务呢？

因为他这时候又回来了。

蒋介石下野后，一直没闲着。

他先去上海，拜访宋美龄，表达了爱慕之意。

后又前往日本，拜见正在日本神户养病的宋太夫人倪桂珍。

宋家老太太本来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在宋子文的周旋下，最终同意。

搞定了准岳母，蒋介石启程回国，接着就开始筹办与宋美龄的婚事。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

在场的名义证婚人是蔡元培、余日章；介绍人是谭延闿。但真正撮合蒋宋联姻的人，是孔祥熙夫妇。

由此，蒋也与宋、孔两大家族搭上了关系。

很显然，这场联姻是成功的。

因为这件事，使得蒋介石掌握了钱袋子。也让他成为江浙财团及其幕后的英美势力的唯一代理人。

钱这个东西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尤其是对于军阀来说，有钱才能购买武器装备。有钱才能一掷千金，笼络他人为自己卖命。

而没钱，什么都干不了。

婚事结束后，蒋介石便开始琢磨复职一事。

复职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一些靠谱的军事人才辅佐自己。

不久后，德国中将鲍威尔成为被蒋聘为军事顾问。

估计是先前被白崇禧的羞辱搞出了心理阴影，自此开始，每周五晚上，蒋介石都要听德国军事顾问讲课。恶补军事。

蒋介石为复出做准备期间，汪精卫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主动找上门，表示咱们应该联手对付桂系。

此时的李宗仁、白崇禧，日子也不好过。

虽然他们能打，但搞不来钞票。

军饷没找落，别说北伐了，连维持军队人心都做不到。

这个时候，蒋介石一手握着钱袋子，背后又站着汪精卫，表示我们要复出，你们谁赞成？谁反对？

桂系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做了小半年当家人，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因此很有自知之明的准备让贤。

恰在此时，广州爆发革命起义。

由于起义人员大多是张发奎的部下，受广州起义影响，张发奎下野。汪精卫也被政敌扣上“通共”的帽子，被迫出国。

老蒋的运气简直好到爆。

原本一个窝头两人分，现在汪出国，不用分了。

1928年1月4日，蒋在南京强势复出，重新掌握东南五省军政大权。

而桂系则主动退出东南，经营两湖。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重蹈下野的覆辙，决定平衡各方势力，在广州、太原、武汉、开封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分别是李济深、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

与之同时，蒋还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承认了晋绥军和桂系的地位。

经过一番整合，内斗了大半年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也再次达成共识——北伐大业尚未完成，吾辈还需继续努力。

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收拾张作霖。这就是“二次北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