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很难用只言片语解释清楚。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进行分析，都绕不开一个话题，那便是明朝财政系统的崩溃。

因为明王朝的覆灭，正是从财政危机开始。

当财政崩溃到无法拯救的地步，明朝就像流沙堆起的城堡一样，风轻轻一吹便垮掉了。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财政会崩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明朝建立之初开始说起。

明朝开国后，内忧外患，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外部形势很不乐观。

虽然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残元势力虎踞漠北，复辟之志犹甚，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二是内部存在统治隐患。

靖康之后，宋廷偏安江南，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政治上的割裂，导致明朝立国之初，北方中原人和南方人在诸多方面都存在隔阂。

三是都城选址不够理想。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地理位置偏南，对北方鞭长莫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其实也考虑过迁都。西安、开封，都在他的考察范围内。但由于迁都一事，牵扯太大，需要通盘考虑之后再做定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便决定分封藩王。委派儿子们到北方镇守边关，稳定形势。

以当时的大背景而言，朱元璋的封藩决策利大于弊。藩王们镇守各地，既稳定了边关，同时也震慑了群臣。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朱元璋死后，辅助皇帝统治全国的藩王，变成了威胁皇权的存在。

手握重兵的藩王，成为建文帝朱允炆的眼中钉。

为了加强皇权，朱允炆下旨削藩，结果闹出了内战。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即位为帝。

作为藩王出身，朱棣自然不可能像朱允炆那样对自己的弟弟们下死手。

所以，他就把朱元璋的封藩制度小小改造了一下。

改造之后，藩王丧失了军政方面的权力，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但保留了经济特权，如定期可以得到朝廷的金钱和土地赏赐，赏赐的土地可以免税等。

而受此影响，永乐之后的藩王们，平时也就啥事都不能干了，只能专注于生孩子。

因为按照制度，藩王每多生一个孩子，他们就能从朝廷多申请一份俸禄。

众所周知，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袭罔替。

亲王的长子承袭亲王爵位，其余儿子降一级封郡王。

郡王的长子承袭郡王爵位，其余儿子降一级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宗室合计也就几百人，开销不大。

但到了万历时期，宗室成员暴增至二十万，其中亲王30多位，郡王600多位，皇室消费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占比超过一半。

当然，皇室消费不能都算在藩王头上，因为宫廷开支也属于皇室消费。

明朝初期，内廷规模不大，开销也不多。

但随着宦官机构的完善，形成了“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的内廷格局。

明朝内廷人员随之暴增，达到数万人。开销也是高的吓人。

根据《中国财政通史》的资料显示，万历六年，明朝的宫廷支出大约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庞大的皇室开销令财政长年赤字，不得已之下，万历和天启皇帝只好缩减这方面的支出。

到了崇祯时期，皇室开销削减至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可皇室开销缩减后，军费开支又增加了。

明朝建国时，朱元璋推行军屯制，也就是兵农合一，士兵种田，自给自足，财政军费支出不多。

但军屯制的本质是对军户的变相压迫，军户们不堪重负，逃亡现象严重。

从明朝中期开始，为了解决军户逃跑，军队战斗力下降问题，明朝实行募兵制，军费开支也因此越来越大，最终占到了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

明末乱世，战争不断，皇帝可以缩减皇室开支，但不敢缩减军费开支。于是财政问题再次凸显。

财政开支出了大问题，明朝政府只能开源，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收入。

而这也正是明穆宗在位时，要调整政策，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原因。

可是隆庆开关后，当明廷试图征收关税和商税时，却遭到了南方缙绅的集体反对。

缙绅有资源，垄断了贸易渠道，通过海贸赚得盆满钵满，打心底里反感朝廷抽税。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明朝皇权至上，皇帝征税，难道还要看缙绅脸色？

这个事还真不好办。

一方面，缙绅们反对抽税有理有据，那就是儒家倡导的“国不能与民争利”。

咱们印象中，觉得只有穷苦百姓才是民。

但实际上，古代未出仕，没有官爵，且身家清白的人，都属于民的范畴。包括土财主，大商人，以及告老还乡的官员等。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与民争利是国家大忌。明朝既然推崇儒家，皇帝就不能乱搞。

另一方面，明朝后期的官员以南方人为主。

可以想象一下，朝堂被南方系官员控制，而这些人又是南方士绅的后台。皇帝要是与他们死磕，岂不是变成孤家寡人了？

万历皇帝就是典型，因为争国本和征收矿税与百官撕破脸，直接不上朝了。

关税、商税不能收，那能不能收点盐税、茶税呢？

也不能。

中晚唐和两宋时期，为保证财政收入，盐铁茶酒等物资受官府严格控制，采取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模式。

朱元璋主张贮财于天下，反对垄断盐铁，他曾说过：“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茍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于是，食盐等物资在明朝就变成了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模式。

商人们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后，与主管官员和达官显贵共分利润。而朝廷在酒、茶、盐、铁方面的税收基本没有。

什么税也收不上来，明廷只能回到原点，在田税上打主意。

明朝的田税制度很简单，分三大类：田租、正役以及杂役。

田租即正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种皇家的地，就得纳税。

正役，又称里甲正役。也就是以里甲为单位而承担的徭役。

杂役，与正役无关的徭役都统称为杂役。

按照朱元璋的规定，官户和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可以优免杂役。当官当到一定级别，还可以减免一部分田租，但不能全免。

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门当役工，举人可以免三人，进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优免三十人。

也就是说，理论上讲，除了免去杂役的优待外，官户及士子名下的田产，是要向朝廷缴纳田租的。

可是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

明朝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基层的缙绅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田产和人口，从而不服正役、不交赋税。

有一些缙绅更直接，仗着自己有后台，公然拖欠田粮，明目张胆的抗税。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官户和缙绅会与地方官谈判，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额，然后各级官僚瓜分掉税收的大头。

例如明朝时期的山东朝城县，一年税收约2000两白银。

其中约1000两送到上级地方衙门，约400两送到其他中央衙门，县里截留150两，只有400两进了户部。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主持改革，其变法初衷就是借着整顿吏治，把全国隐藏的田产和人口都清查出来，然后照田亩的大小来编排徭役。谁地多，谁就多纳税，多服重役。谁要是敢抗税，大刑伺候。

从效果上看，张居正的整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

但由于变法得罪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张居正死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其余都被废除，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都搞不定的事，到了后来自然就没人再敢动缙绅的蛋糕。

而如以一来，劳役和赋税的重担便全部压在了贫苦老百姓身上。

但贫农哪里负担得起？只能逃亡。

哪怕还有几亩薄田也不敢种了。

当时的江南贫农还好，不种地，还可以到城里的手工工场打工，挣一份辛苦钱。

北方的贫农就惨了，既不敢种地，又无工可务，最后只能成为流民。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明朝的赋田数额每年都在增长，但田税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民怨沸腾。

到了天启年间，为了抵御后金入侵，明朝修建了关宁锦防线。

这是一个大工程，耗资巨大，明朝的财政也由此变得更困难。

不得已下，明朝政府只好加征“三饷”。

所谓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是为了解决辽东战事而产生的军饷。

剿饷是为了解决朝廷镇压各地民变而产生的军饷。

练饷是为了解决朝廷兵员不足而产生的练兵费用。

这三项加征的新税，如果平摊到全国，理论上对老百姓的压力并不算大。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有权有势有钱的通过各种办法避税，穷人承担大部分压力，结果又导致一批自耕农破产，变为流民。

见到这种情况，天启皇帝忍不了，一脚踢开了反对与民争利的东林党，换上魏忠贤。

魏忠贤这个人，能搞钱不假。但他搞来的钱，很多也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魏公公如此，其他人自然上行下效。

如此一来，贪污之风盛行，往往是朝廷拨款一千万，还没出京就只剩下七百万。最后能落到前线将士手上的钱，连四成都不到。官军士兵穷得叮当响，与叫花子无异。

崇祯即位后，见财政开源的效果不好，决定节流，缩减开支，裁掉不必要人员。

没钱了就裁员，这个道理是没错。

可历朝历代这么干的效果，往往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惯例，裁员不是裁掉最没用人，而是裁掉最底层，最没有发言权人。

举个例子。乾隆年间，为了整顿八旗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乾隆下令，精简编制，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

本来这个整顿思路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乾隆日理万机，肯定没工夫亲自负责这事。

于是，裁谁留谁的工作，便交由八旗高层具体操作。

而这些八旗高层，会让自家亲戚或是有关系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吗？

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精简的结果，自然就是没什么背景的底层旗人被裁撤，家里有背景的旗人留下来。

至于留下来的旗人，都是什么货色，靠这帮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八旗何来的战斗力？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崇祯下令裁员，下面的官员一通捣鼓，砍掉了没有话语权的驿站系统。

本来在驿站还能混口饭吃的李自成因此失了业，一怒之下，便参加了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

开源节流都失败了，明朝政府能不能学现代政府举债，通过印钞来冲抵赤字呢？

也不可能，因为明朝政府没有铸币权。

由于我国并不盛产金银，所以历朝历代都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

如果铜钱不足，就用铁钱替代。

铜钱和铁钱，由于本身就有价值，流通性没问题。

但这两种玩意，都有不可克服的缺点，那就是“价贱体重”。大宗交易用起来很不方便。

想想看，如果今天只能用硬币，去超市购物兜里要揣着几百个钢镚儿，这得多不方便？

为了解决流通不便问题，北宋天圣年间的16户成都富商就发明了纸币。

这便是中学课本上提到的“交子”。

交子诞生之初，发行机构为了保证流通性，还配套设计了准备金。

第一批交子的纸面总面额为126万贯，准备金为36万贯铜钱，准备金率为28%。

这个准备金率，可以保证交子在市场上的信用力。民间见交子轻便易携带，又有信用保证，老百姓便纷纷拿出金银兑换，使用交子交易实物。于是交子便迅速在全国流通了起来。

后来宋徽宗看到了纸币的好处，给“交子”改了个名字，称作“钱引”，意思就是兑换钱币的凭证。

可是由于宋朝官府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随意增发，还不许民间随意兑换铜钱。

因此“钱引”的纸券价值便不断下跌。

北宋时，每缗（一千文）“钱引”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时，跌到了五十文。

这便是没有准备金和超发纸币的后果。

宋朝灭亡后，忽必烈也看到了发行纸币的好处，于是发行了“中统钞”。

为了保证“中统钞”的流通性，元廷起初储备了一些白银为准备金。

由于有准备金，“中统钞”的发行较顺利，很快被民间接受。

但与宋朝一样，由于后期超发，纸币贬值，准备金又不足，老百姓无法自由兑换银钱。“中统钞”慢慢就变成了废纸，没人再愿意使用。

面对如此情景，忽必烈以及后来的元朝皇帝进行了三次“换钞”改革。陆续发行“至元钞”、“至大钞”和“至正钞”。

这种换钞改革，就类似民国时期的金圆券改革。

朝廷只要有一次不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买账了。而元朝却前后搞了三次，结果可想而知。

元朝后期，元廷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在不铸造铜钱的情况下，下令不许使用前朝铜钱，强迫民间使用纸币交易。

但老百姓不买账。最终铜钱彻底取代纸币，成为元朝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而元廷也因为丧失铸币权，财政系统崩盘。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倒是下令铸造了铜钱，也就是洪武通宝。

但他同时也全盘继承了元朝皇帝发行纸币的所有毛病。

明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没有准备金，随意超发。并且还规定老百姓纳税时，使用宝钞还不能超过三成，另外七成需以实物交割。

老百姓也不傻，朝廷只印钞不回收，这摆明了是抢劫。

所以明朝纸币贬值的速度比元朝还快，朱元璋还没死，“大明宝钞”就变成了废纸。

在纸币沦为废纸的同时，明朝在铜钱的发行上也是抠抠搜搜。

有明一朝，政府铸造的铜钱数量还没有宋朝十年的发行量多。

老百姓既不愿意使用纸币，同时又没有本朝铸造的铜钱可用。到头来，只能自发的使用唐宋铜钱，或是将锭银敲碎后，用碎银作为流通货币。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取消禁银令，官方默认白银为法定货币。

明朝银本位的确立，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变革。由于银子只和储存量、开采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无中生有的超发，因此银本位在无形之间保护了民间经济的稳定。

明穆宗时期，在为了获得充足白银以满足市场需求，明朝解除海禁，允许福建漳州的月港进行对外贸易。

解除海禁的效果是明显的，大量的日本白银和欧洲人从美洲开采的廉价白银流入明朝。

张居正以此为基础，推行“一条鞭法”，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税制，免去农产品的保质存储成本以及运输费用，方便征收税款。

但白银成为流通货币，也为明王朝日后的覆亡埋下了隐患。

前面说了，我国是贫银国，白银主要靠进口。

当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后，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铸币权拱手让与他人。

崇祯年间，日本的德川幕府闭关锁国。

同一时期，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欧洲国家打仗，也需要白银作为军费，禁止白银外流。

于是一时之间，白银输入锐减，白银价格上涨，明朝迅速陷入通货紧缩。

这一问题，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

一是铜钱贬值，老百姓需要用更多的铜钱兑换成⽩银交税，纳税负担骤然加重。

二是老百姓为了资产保值，囤积白银，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

前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更多的农民参加起义。后者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财政陷入崩溃边缘。

崇祯十三年（1640年），洪承畴率十三万边军精锐出关与皇太极决战。

由于事关重大，只许胜，不能败，所以洪承畴在战前不敢冒进，主张稳打稳扎。

但此时的朝廷没钱了，崇祯没有财力支撑洪承畴的“缓进”策略，于是便反复催促，企图速战速决。

三年后，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

崇祯严令孙传庭率部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没有做好决战准备，一再上书，请求宽限时间。

但这时候的崇祯已经穷得把自己的內帑私房钱都全拿出来花了，哪还有条件多给孙传庭一点时间？

最终在崇祯的两次严令催促下，洪承畴、孙传庭顶着压力出战，双双战败，明朝仅存的一点军事本钱输得干干净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继而挥师北进。

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山西、北直隶明军由于缺饷，士气低迷。

为了筹饷，崇祯下令：凡是皇亲国戚以及满朝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没人至少捐赠三万两白银充作军费。

说是捐，其实就是借。

可是旨意下发后，无人响应。就连崇祯的老丈人周奎也是一毛不拔，表示家中一贫如洗，没钱。

看到群臣如此鼠目寸光，崇祯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直接抄家。

然而，明朝有钱的是宗室、勋戚、厂卫、士绅、武将，以及依附这五种人的豪商。

崇祯能用的，也是这五种人。

崇祯想通过发抄家财，就如同让自己的左手砍右手，这是做不到的。

崇祯弄不来钱，财政彻底崩溃，明王朝也随着内忧外患而覆灭。

从财政角度看，明朝的灭亡与汉唐宋不同。

汉唐亡于军阀。军阀反客为主，改朝换代。

两宋一直擅长敛财，灭亡是因为军事羸弱。

而明朝则是典型的亡于财政崩溃，税收制度被官僚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