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怡回永新老家，寻找和毛泽覃的儿子

1948年11月，早在西柏坡时，统战部的王冶、孙友余和刘少文就受周恩来和任弼时之命和，赴江西寻找毛主席丢失的儿子和女儿。杨仲明是孙友余的部下，曾亲自寻找贺怡和毛泽覃的儿子。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一个儿子叫毛毛，毛泽覃与贺怡生的一个儿子，任弼时与陈琮英生的一个儿子，都是差不多一岁左右，留在江西苏区了。

事隔十四年，这些娃娃都已有十四五岁，此时，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可能会进行疯狂屠杀，几个孩子的父母都很担心，党中央决定，派人去把这几个孩子找回来，就派出去几个白区经验丰富、有情报关系网的老交通潜赴江西去寻找。

任弼时告诉他们：“找孩子的线索，最清楚的是贺子珍妹妹贺怡，她现在东北，我们已去电报，叫她把有关线索用电报或快信告诉我们。”

他们兵分两路（还有公事），冒着回不来的风险，带着贺怡提供的两条线索南下了。

贺怡提供的两条线索，一条是去江西吉安河街尹姓砖瓦石灰行，找“头里舅母”，一条是写给她伯父贺调元一封信，信上说，请他帮助找这几个孩子，落款两姊妹名字：桂元（贺子珍）、银元（贺怡）。

过程很曲折，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寻找，“头里舅母”这条线索断了，另一条线索，贺调元找到了，孩子也见到了，可贺调元过于谨慎，不承认这是贺怡的儿子，他们无功而返。

1949年7月，贺怡和姐姐贺子珍在杭州告别后，来到江西吉安，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

1949年10月，贺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永新，顺利地在大伯贺调元家接回了儿子贺麓成，她还走访了几个烈士，带走了好几个烈士子弟到吉安读书。

可姐姐的儿子小毛下落不明，一直是贺怡的一块心病。

11月，贺怡带着贺麓成转道赣南寻找小毛，多方寻找未果，她还到父亲的坟墓前祭奠父亲。

11月21日，贺怡怀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吉安，没想到出了车祸，贺怡当场身亡，年仅38岁。

贺怡遇难后，她的3子1女成为遗孤。贺子珍刚到杭州工作，听到妹妹身亡的消息痛苦万分，从此，贺子珍放下了工作，和哥哥贺敏学担起培养妹妹孩子的重任。

某种程度上，贺怡的死也改变了贺子珍的命运。如果这个行事风格泼辣干练的妹妹还在，贺子珍的精神世界不会那么寂寞，妹妹会是她最好的解药。

贺子珍大病初愈，回永新老家疗愈

人们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毛主席和贺子珍时隔22年在美庐见了一面，那是在庐山会议预备会议召开之前。

贺子珍对毛主席用情太深、太专，主席的一举一动在她心里都能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波澜。这次庐山相会之后，贺子珍第二次不病一场，她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她心灵的伤口又一次被撕裂，汩汩地流出鲜血。

有人设想过，假如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象在哈尔滨、沈阳、杭州时期那样工作，用工作来填补感情的空虚，不至于病情越来越严重。

王美兰是贺子珍在苏联留学的同学，也是室友，丈夫李六如是毛主席的秘书。

王美兰在建国后曾经在上海见过贺子珍，她打发时光的办法竟是对着毛主席的肖像，目不转睛地看，贺子珍自己承认，她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一天，这怎么能行啊？

我又要说，能把她拉出感情漩涡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妹妹贺怡。在感情问题上，贺怡是敢说、能说的最佳人选，最重要的是贺怡没有为情所困，她比姐姐更洒脱。

毛主席得知贺子珍病重的消息，紧急用专机把女儿李敏送到南昌（1958年~1962年贺子珍在南昌）陪伴妈妈，李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妈妈渐渐恢复正常饮食。

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回去过，我想回去看看。”

这是1959年，同一年的6月，也就是庐山会议前夕，毛主席第一次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贺子珍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也回到了她阔别31年的老家永新。

贺子珍谢绝了县委、省委的陪同人员的好意，她要独自走一走，看一看，找一找。

大革命时期的县党部、工会、农会和妇女会的旧址，还在不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的苏维埃政府，以及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召开过永新县联席会议的旧商会楼，还在不在？

都在啊！

贺子珍看到它们，眼睛亮了，好像十七八岁的青春又回来了，她在这些建筑面前驻足了好一会儿，感叹岁月过得好快呀！

贺子珍不知不觉来到了南街，这里有她儿时的家，她的父母在这里开过茶馆“海天春”，她来到茶馆门前，门却上了锁。

这里的人都不认得她，便过来同她打招呼，问：“您要找什么人？”

“我不找什么人，我想了解，这里的店门为什么不开？现在住着什么人？”

“这是县里的豆腐房，每天清早做豆腐，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休息了。”

“哦”，贺子珍应了一声。

她看到乡亲们疑惑的眼光，解释说：“我小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呢。”

热情的永新人找来豆腐房的工人，把门打开，让贺子珍进去看看。

触景生情，记忆的闸门猛地打开了。她想起往日里这里摆着十几张八仙桌，母亲提着一把铜壶，笑盈盈地为茶客们添茶续水，父亲贺焕文经管着帐目，她们兄弟姐妹5人在这个小天地长大……

走出曾经的家，贺子珍心中无限感慨，心灵也得到了些许慰籍。

黄竹岭是贺子珍出生的地方，这里的乡亲告诉她，国民党曾派兵到黄竹岭烧杀掳掠七次，贺家叔伯兄弟及本家的房屋都被烧为灰烬。

贺子珍的叔叔贺郁文及三个堂兄贺敏亮、贺敏克、贺敏文及两个堂嫂李四莲、杨三英都惨遭杀害。

国民党杀害了贺家男女老少47口人，加上她家5口人，一共有52个人为革命捐躯了……

第三天，贺子珍就离开了永新，她没有去井冈山，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一年，贺子珍50岁。

贺敏学第一次回家乡，已经80岁

在这之前，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曾多次提及回江西的事，贺敏学总说：“有些事，看了心里难过伤心，过两年再说吧。”

“过两年再说吧，等群众生活过得好些再回去”等等。

之后，在特殊的十年，贺敏学受到牵连，回乡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984年4月，贺子珍病逝，此时，兄弟姐妹5人，还剩下他一个人。贺敏学决定趁身体尚好之际，完成回乡的夙愿，这一年，他80岁。

贺敏学和妻子、女儿、女婿连同外孙一起同行，他们边走边停，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先来到吉安，吉安是贺敏学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妹妹贺怡的魂归之处。

贺敏学率家人在当年吉安地委书记李立的陪同下，专门到吉安贺怡墓地祭奠，送了花圈，放了鞭炮。贺敏学在贺怡墓前站立很长时间，久久不愿离去。

从吉安到赣州，贺敏学给父亲贺焕文扫了墓，让他欣慰的是，早在1955年，父亲已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石碑上刻着“革命先烈”四个大字。

井冈山是贺敏学必须来的地方。

茨坪、茅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黄洋界保卫战纪念碑前，他如数家珍，他还时不时地给讲解员更正讲解中的错误。

使贺敏学惊喜的是，当年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及军械处、公卖处、红军被服厂、教导队、湘赣边防务委员会和红四军军部等旧址，已按原貌修葺一新。

在井冈山，贺敏学深切怀念了已故去半个世纪的好友袁文才和王佐，他对家人说：“他们不是土匪，是共产党，没有他们，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

贺敏学一行回到黄竹岭，看到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生活，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妻子李立英也终于理解了他当年不愿意回来的矛盾心理。

告别黄竹岭，贺敏学带一家人直奔永新县城“海天春”茶馆。

又一次打开记忆之窗，贺敏学给家人讲述了贺家的点点滴滴，触动最深的是孩子们，之前只是听说，这次亲眼所见贺氏三兄妹的传奇之路，一路上唏嘘不已。

一年多之后，贺敏学带着对母亲的思念来到延安。

母亲是在延安去世的，当时，兄妹三人都不在身边，是毛主席安葬了她老人家。

晚年的贺敏学含饴弄孙，作为长兄，他受主席之托照顾贺子珍，照顾贺怡的几个孩子，他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称赞的“三个第一”的“好人”。（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

1988年4月，贺敏学病逝，享年84岁。

1989年4月，按照贺敏学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在妻子李立英、女儿、外甥等亲属的护送下，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2014年，贺怡的部分骨灰被迁到井冈山，贺怡也回到了哥哥身边，兄妹俩以这样的方式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