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严打”高潮过后不久，犯罪率又开始反弹，进入21世纪以来，治安恶化现象加剧。据《中国法律年鉴（2001年）》记载：“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了50%，达到363.7万件，治安案件立案数达443.7万件，总数达到破纪录的807.4万件。”特别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影响极坏，对国家机器的破坏程度也极高，造成了极其糟糕的社会印象，国家统计局2001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显示，62.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治安“不安全”。社会管理部门对犯罪的焦虑势必酝酿出新一轮的“严打”行动。
几乎历次“严打”的展开都有一次导火索式的大案要案发生，距离1997年结束的第二次“严打”不久，促使2001年4月中央拍板开始第三次全国范围“严打”行动的是震动全国的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
炸弹狂人靳如超
2001年3月16日凌晨4时16分，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还在沉睡中，街道上空无一人，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响，长安区育才街国棉三厂的15号宿舍楼西侧厚重的外墙被炸出一个大洞，还没等人们醒过味来，16号楼又发出一声巨响，被夷为平地。
起初人们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几乎让人感觉是石家庄遭到了轰炸。
4时30分，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发生爆炸，第3单元被炸塌；
4时45分，新华区电大街13号市五金公司宿舍楼发生爆炸，第1单元倒塌；
5时01分，桥东区裕华路民进街12号一两层居民楼发生爆炸，楼体一侧地面被炸出一个大坑……
硝烟散去，共有108名无辜市民死亡，38人受伤。
这起和平年代罕见的连环爆炸案震惊海内外，警方第一时间开始侦查。同一犯罪主体连环作案一定能从各起案件中找到共同点和逻辑性，经验老到的罪犯常常会花费很大精力消灭作案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和潜在逻辑。石家庄爆炸案的凶手显然没想那么多，以至于警方经过初步排查连环爆炸的各个地点就发现嫌疑人，此人叫靳如超，41岁无业男性，有前科，1988年曾因强奸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靳如超住在被炸的16号宿舍楼2单元201室，邻居反映他与住在楼上301室的一家人素有嫌隙，曾经说过想炸楼；15号宿舍楼炸出洞的位置住着靳如超的继母，与他势同水火；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住有他的前妻尚美兰，靳如超对前妻离开他怀恨在心；五金公司宿舍楼是尚美兰与现任丈夫的住处；民进街12号两层楼原是靳如超母亲的财产，2000年被其姐靳丽香出售，但售房款只给了靳如超1万元，两人因此产生纠纷。靳丽香知道弟弟喜欢自制炸药，因此一直严防弟弟知道她的住址，这才躲过一劫。
靳如超有动机也有能力作案，而且在爆炸发生后就消失了，因此有重大嫌疑。几个小时后，靳如超的照片、指纹、笔迹以及体貌特征被上传到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的全国刑侦信息网络系统中发布。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在全国张贴。
3月20日19时，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警察全力参加搜捕靳如超行动，这是自1983年“严打”搜捕“二王”以来，公安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行动。事发地河北警方出动“近6万名警察，参战民警人手一份公安部的通缉令。出动了7000多辆车，设卡600多个，清查重点部位11万处、出租房屋3.3万处，检查车辆28万多台”。
3月22日晚8时30分，靳如超踪迹在广西北海被发现，他在一间杂货店买饮料、香烟等物品，警方在提取了他触摸过的物品上的指纹后，确认此人就是靳如超。广西壮族自治区全警出动，展开大规模搜查。
3月23日7时30分，6名巡查民警接到举报称有可疑男子在水库附近，于是急忙赶过去，活捉了这名惊慌失措的男子，被控制住后，此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不用问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此人就是靳如超，被捕时身上还带着365克硝铵炸药和34枚雷管。
靳如超交代了他是如何购买炸药、选择爆炸点，如何在凌晨四点挨个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索，如何在确认爆炸后才逃跑，如何在引爆最后一个炸点后，一路南逃，以及交代了他还杀害了一名与他同居了3个月的云南女子韦志花等等。
靳如超案全警动员抓捕嫌犯的紧急状态已接近“严打”的程度，为了控制治安局面，第三次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就此展开。其实在2000-2001年间，各地就已经根据本地治安形势，陆续先行启动了本地的“严打”行动。
北海黑道“西头帮”
在广西北海，“西头帮”的大名无人不知，这是一个主要活动在广西北海西部城区的犯罪帮派，20世纪90年代初由何向东、李昌裕、李昌海等初中毕业的无业人员创办，强拿强要，打架斗殴，纠集了很多的社会闲散人员，“老大”是何向东。“西头帮”的兴起起源于对另一同城帮派“东头帮”的疯狂火并。两个帮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冲突不断，都想吞并对方。先是“东头帮”老大赵振锋在北海迎宾馆腿被打瘸，之后，“西头帮”骨干李昌海遭到报复，被砍数刀，李昌海又报复赵振锋，带马仔埋伏袭击，将赵振锋炸成重伤，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死了。
赵振锋死后，“西头帮”势头更猛，以为坐稳了“江山”的老大何向东沉迷于麻将和白粉，恨老大不争气的李昌裕兄弟在1993年2月20日晚上将何向东枪杀于游戏机房，取而代之。李氏兄弟忙于争抢地盘、排除内部异己、非法敛财，事业心很强，而且驭下有方，恩威并施，笼络了一大批马仔。马仔没钱结婚大哥给，马仔贩毒被抓大哥捞，马仔进去劳教大哥保。帮里弟兄都认为跟着李氏老大工作有保障，生活有肉吃。
开帮派罩小弟需要钱，“西头帮”通过开设赌场，高利放贷，贩卖毒品聚成“黑色经济”，以商养黑。李氏兄弟先后开设了4个赌场，从中抽红赚钱，向赌客放高利贷。1994年4月，某冯姓房地产商到其赌场赌博，向李昌裕借了54万元的高利贷赌债，之后被李氏勒索财物达110多万元，要不到钱时就折磨他，曾经用猎枪对冯某的住处疯狂扫射，还曾殴打他后，推进坑里，活埋至颈部才扬长而去。“西头帮”垄断了北海三中路一带的毒品生意，垄断了地角码头的海鲜交易，还向发廊、饭店、游戏厅、娱乐室敲诈勒索，强行收取“保护费”。
李氏兄弟还喜好结交政府机关干部，经常一起吃喝、赌博，过从甚密。黑老大李昌裕甚至被称为北海某区的“第二检察长”、“第二公安局长”，黑白两道通吃，身上背了很多案子，却依然大摇大摆现身。
1999年11月2日晚，李氏兄弟的梦幻城歌舞厅与相邻的迷你城电子娱乐城发生摩擦，李氏兄弟调动60多名“西头帮”成员杀向迷你城，遇人砍人，遇物砸物，用砍刀、铁棒、猎枪等凶器造成对方7名保安、服务员和顾客受伤，其中1人重伤，价值10万多元的电视机、游戏机、桌椅等被砸毁。
西谚有云：“上帝若想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这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打砸事件震动北海，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中央领导都高度重视，“西头帮”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在公安部挂牌，北海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局长黎尚军为组长的专案组，到2000年6月16日，抓获“西头帮”帮主李氏兄弟，8月21日执行公审。
抓捕过程中，随着“西头帮”的劣迹不断被曝光，黑恶势力的权力保护伞若隐若现，主犯李昌海落网时竟然藏身于一名民警家中。为李氏兄弟说情的各种官员也很多，有的还有一定级别，公安局内部也频现内鬼通风报信，干扰侦查。直到李氏兄弟被关进监狱，仍有5名看守所警员为其传递纸条，还有人写匿名信告专案组，试图把水搞浑。
打黑必先反腐，北海市政法委书记车延风表态一定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他们在高级官员的重视下最终一举端掉了“西头帮”，首恶伏法。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在各种犯罪中，从根本上来讲，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应该是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一种，也是比较高级的犯罪形式。一个黑社会性质团伙的成长一般都是先从个人的暴力活动开始，纠集同道党羽后，发展成犯罪组织，然后依附或直接介入经济领域，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或利用黑势力获得工程，或金钱开道腐化官员等，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最终成为危害一方社会的“癌细胞”，严重妨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伤害了国家机器的权威。
从2001年4月起，第三次全国性“严打”行动的整治重点就是“打黑除恶”，其他的治爆缉枪、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事实上跟黑恶势力也有很密切的联系。例如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打掉的崔国军恶势力犯罪团伙，背着涉枪、涉毒、杀人、敲诈各类案件42起，警方抓获成员18人，缴获各种枪支5支；绿园分局还抓获了以郑国忠为首专门敲诈进城购买农机的农民的犯罪团伙，雇用地痞流氓充当打手、把持长途客运市场的孟氏兄弟恶势力团伙等17个之多。
海南三亚打掉了以林洲为首的拥有23名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他们购买武器，网罗人员，长期以来以收取保护费、好处费，横行于出租车行业和宾馆酒店及一些旅游景点中。三亚共摧毁涉黑涉恶团伙22个，其中“黑社会犯罪集团一个，抢劫团伙6个，寻衅斗殴团伙10个，强收保护费团伙3个，渔霸团伙1个，暴力妨害公务团伙1个”。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发现了在深圳贩卖“摇头丸”、大麻的香港黑社会成员。公安局局长张永强亲率2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员分兵五路包抄春风路某酒吧，缴获九把长刀和一批毒品，抓获嫌犯41名，其中包括香港黑社会“14K”、“新义安”成员以及台湾通缉犯，打掉了境内涉黑团伙2个，抓获团伙成员20多名。
到2003年4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犯罪案件508.7万件，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629个、恶势力犯罪团伙14768个”，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
200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综治委主任罗干强调要把“严打”整治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也表示：“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
从“严打”走向“宽严相济”
当犯罪达到最高点时，国家机器本能地会最大限度动用司法资源打压犯罪，也确定可以起到一针见血的作用，用超乎寻常的“严打”在短期内迅速把犯罪数量降下来，扭转社会治安局势，安定人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严打”确实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严打”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但凡事有利则有弊，“严打”的局限性也不断暴露出来。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从全国的刑事立案数据，得出历次“严打”结束后都会紧接着形成一个犯罪高峰。2000年，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强卫曾撰文，在肯定1996年“严打”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严打”后“两年多来的治安形势发展与1996年相比又趋于严峻，各类刑事案件和重大案件又恢复到‘严打’前1995年的发案水平。”因此“单纯依靠‘严打’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除此之外，“严打”中片面强调“从严从重从快”对人权保障、司法程序、公平性和司法的独立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很多法律学者都在呼吁国家刑事政策走出重刑化，由强调“严打”向“宽严相济”转变。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此之后，“严打”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屡屡被各地各级的警务人员提起，但是执行起来却不同。
2010年6月中旬，由于此前各地幼儿园血案、法官被刺等案件频发，社会的不安全感加剧，于是公安部宣布，在全国再次开展7个月的“严打”行动。但这个可以称得上是第四次全国“严打”的行动仅是公安部一家的警务行动，法院和检察院不再介入，“严打”回到正常的法治框架内。
公安部也发出指示，要求警员“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决杜绝刑讯逼供，并认真贯彻公安部《关于不得采取游街示众等有损公民人格尊严的执法方式的通知》要求，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的问题。”据当时的报纸记载，甘肃兰州公安局城关分局民警在抓获卖淫嫖娼人员时必须说一句话，即“请穿好你的衣服，戴上帽子和墨镜”。此次“严打”，警察们不但被要求打击具体的犯罪行为，还必须积极排查、化解社会矛盾，试图从根本上铲除违法犯罪的土壤，这成为全国第四次“严打”的一大亮点。
民间舆论对“严打”行动也不再是一边倒的惊叹和掌声。2010年底，北京普通居民牛玉强引起广泛关注，他是刑法意义上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个长得挺喜兴的青年在18岁时因为抢别人帽子加上打架斗殴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了死缓，发配到新疆某监狱服刑，那一年是1983年，正好踩上了第一次“严打”。因为在狱中表现好，且身染重病，牛玉强被取保就医，其间他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结婚当天正是97新刑法生效的日子，他背负的“流氓罪”被从这部刑法中永久地删除。
97刑法树起“罪刑法定”的大旗，将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相关的最重刑期也只有10年。更悲惨的是牛玉强保外就医期间按时定期向北京家附近的派出所汇报，但却突然被监狱以超时未归的名义抓回新疆，刑期顺延至2020年，他将继续为一个不再存在的罪名服刑。牛玉强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还有像聂树斌、佘祥林等冤案等也引起人们的热议。人们围观“严打”成果的场面不再常见，反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那些“从严从重从快”执法下的错案和冤案，毕竟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早已成为常识。
有其民必有其国，民众法制意识、反思精神的加强不仅是司法进步的结果，更是推动司法进步的动力，“严打”三十年验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