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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协议》签订时，十四世DALAI喇嘛尚在亚东。

协议签订后的一段时间，DALAI在去留问题上陷入了更大的纠结和更深的彷徨。

一旦DALAI出逃印度，无疑会使西藏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于是，《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加紧争取DALAI回到拉萨并接受协议。

趁DALAI纠结彷徨的时机，美国加紧了对他的“政治关心”。

早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前往北京前夕，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到印度活动，勾结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及DALAI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DALAI喇嘛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以此推动DALAI喇嘛外逃，破坏和谈。

协议签字并对外公布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6月2日致其驻印大使的电报中称：

“如果他（指DALAI）留在如印度或锡兰这样靠近西藏的国家，将会对西藏的自主事业发挥最大的作用。”

美国表示愿意在大吉岭和噶伦堡与西藏建立非正式的联系。随后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达切尔以度假的名义来到噶伦堡，于6月15日会见了夏格巴。

达切尔鼓动说，重要的是DALAI喇嘛要在中共代表到达亚东之前公开否认汉藏协议，如此，“他们将给予公开的支持”。

美国驻远东事务助理纳斯克明确提出，DALAI的行动必须符合美国“给中共制造麻烦”的目标。

与美国紧锣密鼓的“诱惑”相反，英国和印度表现得相对超脱。

英国政府不愿再插手西藏事务，表示一切均让印度采取行动。英国政府不满意华盛顿的策略，感到“由DALAI喇嘛声明废除《十七条协议》，只能是一种‘宣传把戏’，而对西藏人毫无意义。况且，伦敦认为，DALAI喇嘛的影响只有在西藏境界之内才能发挥，因而，他离开西藏是弊多利少。”

印度政府在1950年干预西藏解放问题上碰壁后，调整了政策，既不愿恶化同中国的关系，也不情愿看到美国插手西藏事务。

6月11日，印度外交部官员暗示，他们将同意DALAI到印度作“人道主义式的避难”，但不允许他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

正如梅·戈尔斯坦所指出的：

“印度已经勾销了西藏，并且只打算遗憾地观察事态的发展”，而且“强烈反对美国插手西藏事务”。

中央保证其政教地位不变的承诺很有吸引力，但协议的某些内容又超出了DALAI的心理预期，令其不满；美国的“关心”，令其心动，但印度的拒绝，又让其心寒。何去何从，DALAI喇嘛一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中央高度关注着DALAI和噶厦对协议的反应及其动向。

毛泽东分析各方面情况后，做出判断：“DALAI不会很快逃亡国外”，但“DALAI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情况处在动荡之中”。

动荡中的形势潜伏着危机：亚东与印度相距咫尺，稍有风吹草动，DALAI一日之内即可越山出境；动荡中的形势也蕴含着希望；DALAI的纠结已到了顶点，再施加一点内向的力量，也许就可能把他从边境拉回拉萨。

形势的动荡正是主观努力可以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

为了抓住时机，促使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央在命令解放军迅即向西藏进军的同时，采取了另一项果断的措施：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先期前往亚东做DALAI等人的工作。

行前，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张经武，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

毛泽东已经写好了一封给DALAI的亲笔信，托张经武带去当面交给DALAI，并一再叮嘱张经武任务重，时间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DALAI喇嘛返回拉萨。

领命后，张经武经过几天匆匆准备，带着乐于泓等随行人员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和桑颇·登增顿珠，于6月13日离京，途经香港，绕道印度、锡金，赶赴亚东。

就在张经武日夜兼程，在前来亚东的路上奔波的这段时间，亚东也颇不平静，噶厦正在进行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

7月10日，亚东噶厦召开僧俗官员会议，有30多人参加，讨论协议并表明对协议的态度。一部分人认为协议使西藏丧失了所有权利，完全不能接受，主张拒绝协议，DALAI喇嘛流亡国外。

但是更多的人，特别是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僧人赞成承认协议，要求DALAI喇嘛返回拉萨。

“协议并不妨害DALAI喇嘛的职权和地位及寺院生活，至少其中一些条文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一直在寻找外国支持，但结果却徒劳无益。即使在将来，也不可能有外国政府支持我们。所以DALAI喇嘛最好返回拉萨。”

针对有人提出“和谈代表出卖了原则，坑害了西藏的政教宏业”的非议，仲译饮波群培土登说：

“我们派去的和谈代表，都是噶厦、译仓中很有威望的人，决不会为了一杯酒就拿西藏的政教大权做交易。我们已请求外国给予援助并且依赖着这种援助，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得到。DALAI喇嘛必须返回拉萨，我们不能让他流落异乡。”

噶厦官员雪康·顿珠多吉说：

“夏格巴原来说，去印度将如何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我们早已经到了印度的门口，为什么看不到他们的行动呢，依靠外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依靠祖国可靠，要走就回到拉萨。我即使光着屁股也要回到拉萨。”

多数官员认为，如果DALAI喇嘛留在西藏，就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来缓和中共对西藏的占领。最后，噶厦僧俗官员会议决定拥护协议，敬请DALAI喇嘛返回拉萨。

7月14日，张经武一行到达亚东。

16日，张经武向DALAI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DALAI喇嘛亲政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派代表来京谈判是完全正确的。

信中指出：

“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张经武还向DALAI面交了协议抄本（正本由阿沛携带），解释了党的政策，督促他早日回到拉萨。

7月21日，DALAI喇嘛和亚东噶厦僧俗官员离开亚东，踏上返回拉萨的归途。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地方反动上层怂恿DALAI外逃的图谋，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DALAI从亚东启程返回拉萨时，在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以治病为由，前往印度，次年返回拉萨。

孜本夏格巴则当即逃亡噶伦堡，从事分裂西藏的活动。福克斯等外国人见大势已去，亦同时去了印度。DALAI的哥哥当才活佛则由印度逃往美国，成为后来与国外反华势力勾结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重要人物。

DALAI从亚东启程的第二天，张经武也离开亚东，于8月8日先于DALAI抵达拉萨。

张经武一到拉萨，就全力投入上层统战工作，逐户登门拜访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三大寺堪布，宣传协议精神，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稳定西藏形势作了最大努力。

8月10日，张经武向中央、军委报告进抵拉萨的情况和工作计划：

待DALAI回拉萨后，除继续了解情况、解释协议精神外，拟同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18日，中央指示：

初进拉萨，对DALAI及拉萨上层，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消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一步措施。“总之，一切活动须采取谨慎方针，从长远利益着想，不宜急躁，尤忌操切从事。”

张经武即按照中央的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逐一付诸实施。

8月17日，DALAI喇嘛回到拉萨。DALAI喇嘛返回拉萨后，对是否应该发电拥护协议，噶厦内部仍存在严重分歧。

还在亚东时，当张经武告诉DALAI及亚东噶厦官员们应当拥护协议时，他们就借口没有看到正本，要等阿沛回到拉萨，看到协议正本，召开会议讨论后，才能对协议表态。

留守拉萨的两名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仍然坚持不接受协议，说阿沛去北京时给他的任务是和平谈判，未授权谈军事，这十七条很突然，究竟怎么办，待阿沛回来报告讨论后再说。

他们还制造谣言，说阿沛受了贿赂，出卖了西藏。尽管张经武一再与上层集团商讨、催促，噶厦仍然没有承认协议的意向。

9月12日，阿沛·阿旺晋美回到拉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分两路返回西藏。

一路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和桑颇·登增顿珠。6月13日，他们同张经武代表一道离京，经印度返藏，先行向DALAI喇嘛和噶厦口头汇报北京谈判情况。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及代表团随员金中等，在张国华的陪同下，于6月初离京，经武汉到重庆，后与王其梅率领的先遣支队同行，一起抵达拉萨。

阿沛回到拉萨后，于21日向DALAI汇报了北京和谈的情况，解释协议的内容，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诚意。

24日，噶厦再次召开官员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官员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

阿沛详细报告了谈判经过、协议内容及签订协议的情况，向大会出示了协议正本。

会上，阿沛驳斥了关于他被收买的谣言：

“中央是否收买了我们？中央给了我们什么呢？当时中央给了我一张毛主席像，黄缎一匹、红茶一箱，就是那么多。其他的成员比我还少。这么点东西是否能把我阿沛收买的了，请你们考虑。”

最后，阿沛动情地说，愿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这个协议对DALAI喇嘛的地位，对西藏的政教宏业，对全藏百姓的利益都有好处。阿沛陈述后，与其他4名和谈代表一起退出会场，以便让大会充分讨论。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十七条协议》做出了西藏可以维持其建立在庄园制度基础之上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承诺，对于DALAI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当遵照执行。

9月28日，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向DALAI赠送礼品。赠送仪式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

礼品有：

特制哈达一条，毛主席画像一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一册，天安门彩色照片一顿，伟大祖国照片一套(523张)，年画30份，象牙雕球一件，象牙白菜一件，象牙桥一座，象牙笔阁一对，玛瑙瓶一件，墨玉和平鸽一对，黄玉鸟一对，玉帆船一件，景德镇瓷餐具一件（清光绪年造），景泰蓝花瓶一对，湘绣挂屏四扇，黄宫缎十匹，红藏袍缎十匹，幻灯机一具（附幻灯片九套）。

这些礼物抬经拉萨大街时，僧俗人民争相围观。

DALAI喇嘛接受礼物后，高兴地瞻望着毛主席画像，表示敬意。

10月24日，DALAI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致电拥护协议。

至此，以DALAI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民众，通过承认和拥护《十七条协议》，正式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并于两天后发布。训令在对进军路线、进军任务、物资补给等做了周密的部署。

按进军训令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更好地团结西藏僧俗人民，进藏部队连续发出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外事纪律》《藏族人民的风俗禁忌》等规定，要求部队进行教育，严格遵守。

早在1950年1月，毛泽东在决定向西藏进军时，考虑到在西藏生活、工作条件特别艰苦，曾提出过“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这一指示一经传达，对正面临着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急转弯的十八军来说，确实起了激励士气的作用，“战士们为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都愿意再坚持一下，哪怕再晚三年找媳妇。”

后来随着对西藏情况了解的加深，毛泽东感到“三年一换”难以实现，逐渐调整了方案。

内地到西藏，山高水险，交通极为困难，一个军数万人，一年才能走到西藏，且耗资巨大，部队三年一换的确也不现实。

更重要的是，西藏情况特殊复杂，政策与内地迥然不同，在这里生活、工作一两年还难以熟悉情况，掌握政策，如果再学习藏语文，就更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了。刚刚熟悉一点情况，就要离藏，换一批新人，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没有在西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

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了《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号召：

“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时，每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在进军中注意爱惜和节省人力物力，积极修公路，发展交通建设。在军事行动一经停止之后，就在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与西藏人民一起，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新西藏。”

7月1日，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军机关离开甘孜，于18日到达昌都，继续筹划向拉萨进军的准备工作。

8月中旬，西南军区派后勤部副政委胥光义前往昌都，向西藏工委的领导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关于部队进入拉萨后的有关工作方针。

6月7日，西北局决定，由范明、幕生忠、牙含章、白云锋等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范明任书记。

此前已进行了近半年的紧张筹备工作，到6月底已建立起精干的组织机构，配备了700余名干部。

购买骡马5200多匹、牦牛6000多头、骆驼1600多峰，成立了3个驮运大队。并雇用民工1200多人，运粮食300多万公斤，运豆类等饲料450万公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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