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一位学者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所发表的14条宣言，为战后的国际关系提出一系列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损失种种权益，遭受种种屈辱，因此，威尔逊的一系列主张，在中国各阶层引起强烈共鸣，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指望在不久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能够把将近80年的屈辱历史洗刷一新。自14条宣言提出之后，威尔逊的观念主导着中国各界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此，中国上下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是空前的。
1918年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在众议院发表演讲，首先，他荣幸地表示：“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钱说：“美国威大总统屡次宣言，均抱定主张公理，维持人道。英、法、意诸国，亦均赞成威大总统之主义，而我最邻近之日本，亦曾表示此意……可见威大总统之主张，即为世界人类之主张。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譬如高流之就下，决非人力所能抵御。大势所趋，既已如此，前此吾人所理想之和平世界，不久即将实现。”
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钱能训这样表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最后，钱的结论是：“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秘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
三天之后，11月5日，钱能训又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其中，关于欧战的性质，他这样认为：“诸君一定都知道，这回的战争与自来历史上的战争不同。自来的战争大概两方面都是为私利，而这回的战争有一方面虽然是为私利，而他一方面却不然。这回的战争是公道同私心的战争，和平主义同强权主义的战争。”钱能训再一次对威尔逊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一月八日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咨国会文，内中列举的十四个条款，想来诸君都已经看见过。威大总统列举各款，其中如和约必须公开，排除经济障碍，缩减军备，设万国公会（指国际联盟，引者注），国无大小互相保证政治独立、领土完全等项，何等光明正大。这些条款都是世界人类人人良心上主张，人人口内想说的话。威大总统的话，不是威大总统一个人的话，是替世界人类大众说话，这种主张焉有不能得最后胜利的道理。所以现在不但协约方面人人赞成，就是敌人方面也赞成了，我国全体人民，敢说是对于威大总统所主张，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
把威尔逊的主张称作“人人口内想说的话”，就是一种获取这些权益的指望。
接下来，中国朝野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欧战胜利的活动。
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命令：“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
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
11月28日，北京政府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胜利，为此，国务院特地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是日，阅兵式在太和殿举行，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黎明起，理发，阅公牍。巳正（11时，引者注）后乘礼车入天安门，阅军队至太和门下车，各国公使、本国官吏迎迓。阅军队至太和殿，行协商各国战胜庆祝礼，协商国军队、国旗均来陈列。宣词，本国官吏行庆贺礼。并约各大埠中外商民、实业、工业、新闻各界同来茶会，学生商民均准参观，共约二万余人。”
与此同时，内务部发出一道训令，要求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教规，于12月1日举行祈祷仪式，内称：“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
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京政府，尽情地分享着战胜国的荣耀和喜悦。
中国在对德奥宣战之后，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督办参战事务处，段祺瑞任督办，徐树铮任参谋长。段在辞去总理一职之后，其主要任职就是参战督办。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胜国，缘自对德奥宣战，为此，当年力排众议、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一时间成为一位功勋人物，其皖系势力在政治上亦发展到巅峰。
在清末民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发生过三次推倒帝制的重大事件。第一次，是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第三次，则是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三者之间的历史地位固然不能等同，但就现象而论，三者却也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基于这个共同点，有人主张三者在政治上应享有同等地位。
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一项议案：《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也就是将7月3日定为国家纪念日。提案人这样说明：“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
湖南籍众议员罗正纬反对，表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认为民国成立仅七年，已有数个纪念日，“设民国延至六七十年以往，岂非每岁三百六十日将尽为纪念日乎？”罗正纬此言一出，立即有人反驳道：“溯去岁（去岁指旧历，引者注）复辟事起，民国中断，若无马厂誓师之举，延至今日，民国将何堪设想……正因去岁有此一举，将来或可不至再有纪念日之发生，否则将来更不知当有若干纪念日矣。”
另外，还有议员提出这样一个异议：“本席对于此案亦甚赞成，惟案中胪序段前总理之功绩，将来此案成立之后，恐易惹起外间歌功颂德之讥，故本席以为此案可以成立，但不必表扬段前总理之功绩，以避歌功颂德之嫌。”对此，安福骨干克希克图反驳道：“本席以为本案虽胪序段前总理之功绩，但不能即承认为歌功颂德。盖当提议云南起义定为纪念日时，亦曾备述蔡君松坡之功绩（蔡锷字松坡，引者注），而当时并无人谓前国会为歌功颂德也。”
支持者继续发言说：“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黎元洪，引者注）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还有支持者说：“按规定，纪念日原有国体关系。”“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
当日，众议院以多数赞成通过该案。
2月7日，徐世昌签署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这样，继武昌起义、云南起义之后，又有了一个“马厂首义”，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马厂誓师被颁布为国家纪念日，很大程度上是授予段祺瑞的个人荣誉，也是其派系势力达到巅峰状态的一个标志。
当时，无论舆论界还是思想界，对于欧战的胜负及其性质，均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定性：公理战胜强权。这个认识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思想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关于生物的生存关系的学说，被引申到社会生存关系之中，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达尔文的生物竞争论，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的生物互助论。欧战的胜负，似乎为这两种学说孰是孰非，提供了全新的论据。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接下来，蔡元培批判了弱肉强食的观点，反过来，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蔡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蔡元培所说，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认同。
梁启超曾经是中国的思想领袖，梁也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昔日达尔文发明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原则，然而，“后之学者，于竞争之理发挥过甚，其流弊遂有德国尼采等一派，崇奉强权之学说。德国甘冒大不韪，以引起世界之大战争，而卒至一败涂地者，即受此等学说之害也。”同样，梁启超也是推崇互助论，认为：“夫人类及他动物之进化，由于互助扶助者，实较竞争为甚”。对此，梁具体举例说明道：“互助之事最伟大者，为今次协约各国及联合国之共为人道正义自由而抵抗德国也。”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作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关于世界文化的结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另一个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结论：“今之协约及联合，非为私利、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
至少从文字上理解，“互助”与“协约”，在词意上有相通相近的一面，为此，蔡、梁二人干脆将“互助论”与“协商国”“协约国”直接联系起来。蔡称：“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梁称：“互助之事最伟大者，为今次协约各国及联合国之共为人道正义自由而抵抗德国也”。
通过一场世界大战的胜负，从中验证某种理论的对与非，这种方式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结论合理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围绕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人们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威尔逊关于设立国际联盟的倡议，并且，将国联与中国古代先贤圣哲的思想学说联系起来。
钱能训曾在众议院的演说中盛赞国联，他说：“我中国国民素爱和平，即如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之国际联合会之组织，其宗旨在弭兵，而弭兵之说，在我国春秋时代业已有人主张，并且曾经实行。此外，先圣先贤之训言，亦莫不屏黜武力，崇奖和平。国际联合会组织之办法，既与我古圣先贤之议论相符，又与我国民之心理相合，我国国民当然极端赞成。”
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倡议，1919年2月，北京成立了一个由一批社会名流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汪大燮、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等任理事，胡适等任干事。该会在发起宣言中这样表示：“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这里所说，就是将国际联盟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
王宠惠既是法学家又是外交家，王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就大同思想与国际联盟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更为直接的联系，他说：国际联盟“此种名目似觉甚新，然名目虽新，其主义则在中国已觉甚旧。盖世界大同为吾国向来之思想，现在吾国赞成国际同盟，并非赞成威尔逊之主张……乃系赞成吾国孔子之大同主义……中国自数千年以前即有一种大同之思想，今日之国际同盟，乃吾等主张成功耳。”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边缘化，作为边缘化的逆反心理的表现，部分人士常常把一些国际上的倡议举措，与中国某个圣贤的思想学说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中国这一思想学说的国际意义，这是一部分人士寻求心理平衡而时常采用的方式。
当众多的社会名流纷纷发表议论，将国际联盟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之际，内心深处最为激动的莫过于这一位人士——康有为。还在青年时代，康有为便着手撰写了一部《大同书》，是近代大同思想的提出者，但不知基于何种原因，《大同书》当时并未出版，束之高阁。现在，随着国际联盟的提出，垂暮之年、郁郁寡欢的康有为，似乎看到其青年时代的思想将有实现的可能，于是，因参与张勋复辟而一度销声匿迹的康有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对国际联盟大加称道。
不久，当外交总长陆徵祥启程赴欧参加巴黎和会之际，康有为发表一封致陆徵祥的长函，他十分感慨地写道：“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国际联盟，引者注），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这里，康之所言是真诚的。
接下来，康有为调转笔头抨击北京政府：“宣而不战，贪人成功以为己力，耻莫甚焉。”这里所指是段祺瑞。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谋，而扑灭复辟的则是段祺瑞，因而康有为对段政府出言不逊，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康有为建议，中国应向巴黎和会提出若干要求，包括：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关于这些要求的根据，康有为说：“今协约国之战具及人民之被毁败至深且巨，而美总统威尔逊尚不责德（指德国，引者注）以赔偿，而求和平之易久……故执事（指陆徵祥，引者注）应请将庚子条约尽行废除。万一赔偿尚难免，则京师驻兵，津沽不得筑垒，铁路不得调兵三事，必应废除。以去国民之奇耻大辱，以免国民之愤心怒气，然后和平可永久也。”
另外，威尔逊在14条宣言中还曾提出，归还俄罗斯被占领土，恢复比利时领土完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领土应予恢复，等等。据此，康有为提出：“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各租借地，皆应归还于我，即澳门虽非同案，以民族根据言之，亦应归还于我焉。若谓以日本费兵而得于俄德（指日军从俄德两国手中夺取旅顺、胶州，引者注），非取之于我也，则我亦协约之一也，英法美以兵力恢复比、塞、罗之土地，何尝以用兵借口分三国之寸土尺地乎。”
尽管康有为在政治上早已落伍，但仍然是一个爱国者。
康有为关于归还中国故土的要求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民间人士更为大胆。同样，也是依据威尔逊关于归还若干国家领土的倡议，这些人士上书钱能训，提出归还中国原有领土，其中包括：安南、琉球、缅甸、高丽、香港、澳门、台湾等等。此类要求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反映了威尔逊的14条宣言，在中国曾经引出过怎样的遐想。
人们既然将国际联盟看作世界大同的到来，那么，这个多少有些怪诞的认识，必然产生相关的反应。例如，参议院就曾有人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北京政府向巴黎和会建议：组织“世界大同政府”。
面对国内外一片大好局面，徐世昌信心满满。1919年新年伊始，徐在中南海举行国会议员与新闻记者招待会，借此机会发表演讲，徐称：“鄙人今日敢竭诚正告于我国民代表之前曰：一千九百十九年者，在世界为和平之新纪元，而即我中华民国之第八年也。”关于对外政策，徐提出：
“不当为破坏的竞争，当为建设的互助……质言之，吾人今日对外，必宜戒纵横，避秘密，而一以诚恳光明为依归，泯除猜见，一视同仁，使列国共知我国民方尽力为世界谋安宁康乐之道。”关于对内方针，徐表示：“一切敷施唯以能谋人民福利者为标准，不必问其派别，不必限以范围。”
综上所述，人们将“协约国”与“互助论”互为联系，这是对欧战性质的解读；将“国际联盟”与“世界大同”互为联系，这是对世界前景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