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自认为对他人如何熟悉，预测他人行为永远总是容易失之准确。如果眼光停留于美国百年经验和行为惯性，只能流于表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亦步亦趋。要想知道对方的行为，必先知道对方的利益；要想知道对方的利益，必先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和处于什么样的时代。美国全球战略体现的是其历史经验、价值观、制度与国际体系演变的互动。

一 多元化的国内环境要求美国在价值观与现实利益之间追求平衡

美国全球战略有两个明显偏好：一是对商业的尊重，重视企业利润和社会效益；二是对竞争和契约的重视，将贸易竞争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这两个偏好促使美国将每个地方看成现实或者潜在的市场。

美国百年全球战略处处都是无法用数学方式计算的妥协，而不是某一领域利益与理念的“垄断”，因而常常看到的是不断平衡矛盾：美国解决自身弊端的诉求超过应对外部威胁时，孤立主义思潮容易出现；当外部威胁明显时，推行所谓民主制度和市场体系，便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终极目标。

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环境，使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既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国际社会，又被国际社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避免产生极端行为。因此，美国始终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不定，令人难以捉摸。这恰恰说明，世界并非如美国理解的那样由同质个体组成、被普世精神支配。由此可知，美国既不可能放弃内心笃定的道德信条，也不可能放弃必需的、微妙的、有时令人惊奇的纵横之策，只能平行地追求威望与现实利益。

威尔逊虽有难以令欧洲理解的救世主心态，但曲高和寡的他“天真”且看似伪善地推行国际理想主义，尽管结局毁誉难言，但世界被美国刻下了深刻的痕迹，“集体安全”“国际联盟”“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决”等，旨在促进国际社会公平与保护弱小民族的说法或者愿望，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当世界陷入更大危险与混乱时，罗斯福继承威尔逊的道德理想，却避免了他的僵化。从此，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巧妙迂回地服务于现实利益。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不断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端之间平衡与调整。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又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两端之间平衡与调整。

今天，科技革命令世界越来越开放、军事机器越来越恐怖、能源和市场需求越来越紧迫，大国之间互相的安全威胁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多元化内部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令主要传承于欧洲文明的美国，具有比欧洲更强的变革能力，并在建立新世界的憧憬与现实之间不断平衡，甚至出现前后矛盾，不断影响世界、改变自我。

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在航空航天、生物基因、材料、能源开发、信息、人工智能等几乎所有最新科技领域内，拥有不可超越的优势。美国以举国之力推动军事变革，军队被大多数国家军队仿效；美国的巨型私营企业，尤其是新兴领域巨头，运作模式被几乎所有的世界巨型企业模仿，不仅富可敌国，还影响到他国国内事务。

美国喜欢不同的意见，但不会喜欢不同的“人”。浓厚的商业意识、契约精神，令美国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约束地判断现实，但会受到自己价值观支配，表现出个性化感情倾向。显然，只有相同的“人”才能影响美国的心态，不相同的“人”只可能改变美国的具体策略。可以判断，尽管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制定规则的能力不可能永远保证其现实利益与其道德标准一致，但也不会对任何有悖于它认定的道德标准产生心理认同。若在与某一方合作时仅仅只有现实物质利益交换，美国迟早将与之走向对立。

二 国际体系日益开放对美国产生复杂的多重挑战

百年来，决定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社会达尔文者的力量，大国实力博弈决定国际秩序。二是重商者的力量。现代国家制度消除了国内土地所有权争端。国家成败取决于能否推进资本扩张拓展国家利益。三是追求共同价值的力量。美国也受这三种力量支配，而造成了全球战略的多元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容忍德国、日本等，但在战后使二者成为坚定盟友；冷战中无法容忍苏联，但苏联解体后极力推动西方G7集团吸收俄罗斯扩展为G8集团。相对于罗马、英国等旧霸权，美国努力将失败的对手变成盟友和伙伴，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表明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复杂性：在情感与现实利益面前摇摆不定。因此，有人认为：“美国有能力按照自我意志重新塑造国际体系。” 实际上，这一观点忽略了美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本质。

美国受益必然以国际体系受益为前提。这正是美国最艰巨、最缺乏把握去应对的挑战。国际体系终结了大国零和博弈，但缺乏阻止矛盾激化的强力机制。美国并非新国际体系的缔造者，而是国际体系新旧更替的加速者。美国自从彻底摆脱孤立主义束缚后，不断推动其他地区向自己开放，也在使自己向其他地区开放。双向开放的地区，由西欧、日本向东欧、西亚、中亚、东亚、非洲扩展，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也成为国际责任最大承担者。理解世界的变化，才能理解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最大利益取决于当前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美国一旦摆脱国际责任，无论是对其现实利益还是国际道义，都是自我伤害。

美国总是需要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当作“天使”，而非一个只有私利的“壮汉”。当有人可能伤及既定秩序与规则时，美国就会“本能”地对其孤立和妖魔化。美国认为与之竞争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维护“自由”“民主”的斗争，有胜负之分、无存亡之险。仅此一点，可以断定，如果美国完全按照主观意志塑造国际体系，世界将重回敌友分明时代，将制造国际体系分裂，既难以形成令人认可的天然道德优势，也难以培育共同利益。有人认为，如果未来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和执意于单边主义的自利行为，会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是唯一一个全球性军事强国，必须极力控制和约束使用军事压力手段解决经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对立、地缘政治博弈等矛盾的冲动。

零和博弈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表明了世界的成功。全球市场和贸易体系惠及之前许多贫困和动荡地区，使其变得富庶。但是，新兴市场国家配得上成功。它们拥有稳定的政治秩序、开明的经济社会治理以及不断完善的现代制度，发展模式并非对美国式价值观的简单沿袭，而是与民族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阶段的有机结合。二是道德标准日益权力化，规则却处于重构中。将美国式价值观奉为圭臬的地区矛盾频发，美国式信条被当作权力博弈的工具。其中根源非美国式经验所能理解。

美国真正的挑战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体系中，迎接由于零和博弈消失和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带来的多重挑战。与美国价值观相左的国家或者其他力量自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追求竞争优势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实力地位和控制关键敏感地区，还包括令竞争对手接纳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