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一生经历丰富，大起大落。他出生于1660年，父亲是商人。笛福曾从事多种职业，包括商人、密探、记者、作家等。他多次破产，1692年因巨额负债入狱，但1695年又东山再起。他的姓氏原为“福”，后改为“笛福”（或“德福”），以显得更有身份。

2、为什么要介绍笛福的人生故事，因为他擅长描写在绝境中求生存的人物。他最有名的两部小说《鲁滨逊漂游记》和《摩尔·弗兰德斯》都展现了这种主题。《鲁滨逊漂游记》讲述主人公在荒岛生存28年，《摩尔·弗兰德斯》描写一个为生存不择手段的女人。《瘟疫》同样展现了在灾难中幸存的故事。

3、《瘟疫》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角是制马鞍匠人H.F.（直到结尾才揭示名字缩写），讲述1665年伦敦大瘟疫期间的见闻。故事虽是虚构，但穿插统计数据、历史资料和政府文件增强真实感。

4、初始荷兰传入疫情的传闻被官方隐瞒，随着疫情扩散，官方开始公布死亡数据，各教区感染程度不一。冬季疫情暂缓，但五六月份死亡人数激增。H.F.经历内心挣扎后，最终选择留下，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5、H. F.观察到富人逃离城市，而穷人深受瘟疫影响，陷入恐惧焦虑，只能依赖庸医和骗子。市政官员采取理性措施应对瘟疫，发布命令、组织人员封锁感染房屋并禁止聚集。但H. F.认为封锁房屋弊大于利，导致居民绝望等死，且无法真正阻止瘟疫传播，因为被封锁者总能找到逃脱方法。

6、H. F.描述了伦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人们因痛苦和恐惧而疯狂、自杀、亵渎神灵或趁乱抢劫，许多人试图逃离城市。这场灾难也展现了人性的另一面：不同教派摒弃分歧共同祈祷，宗教生活让人们团结虔诚，连罪犯都开始忏悔罪行。运尸车彻夜工作，街道上可见载尸车队和祈祷人群，非国教牧师填补了逃亡牧师的位置。这场浩劫既是道德沦丧的时刻，也是道德力量显现的契机。

7、H.F.是一个理性而非愤世嫉俗的人，他反对将瘟疫中的城市描述为完全混乱和疯狂的不实传言。他特别同情穷人的困境，并注意到即使在绝境中，仍有许多人展现同情、互助和行善的行为。

8、H.F.的故事是他写给自己的备忘录，因此叙述显得杂乱无章，经常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他反复强调自己特别关注的观点，比如认为封锁房屋是错误的，而逃离城市才是避免瘟疫的唯一方法。

9、他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怀疑自己留在城里的决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向上帝忏悔，祈求宽恕。他有时会连续几天待在家里，实在受不了时就上街游荡，边走边思考瘟疫的传播方式。他不相信那些离奇的解释，认为瘟疫的传播虽有人为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上帝的意志。

10、瘟疫对城市居民造成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不同疫情对身体影响各异，但精神创伤相似。H.F.观察到：未受灾地区居民也充满忧虑，随着疫情逼近，人人自危。伦敦全城陷入悲痛，虽无传统丧仪，但妇女儿童的哭嚎声随处可闻，连最坚强的人也会心碎。初期受灾地区尤为明显，后期人们逐渐麻木，对死亡习以为常，对亲友离世不再那么悲痛，因预感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11、H.F.在记录疫情时，采用客观、可靠的方式统计和更新死亡数字。他详细记录了不同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如菲尔兹的圣马丁和圣迦尔斯教区一周内死亡近400人，而其他教区死亡人数较少。

12、随着疫情恶化，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例如克里普尔盖特教区在八月第二周埋掉了886人，其中850人死于瘟疫。尽管疫情严重，城市官员仍能理性处理，避免尸体堆积，维持物资供应，

13、9月时疫情达到顶峰后，死亡统计数字开始下降，显示瘟疫正在减轻。虽然初期公众因误判疫情趋势而放松警惕，导致疫情短暂反弹，但最终瘟疫还是逐渐消退。H.F.观察到，部分幸存者决心改过自新，但大多数人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最后H.F.用自创诗句记录这场夺走十万生命的灾难，庆幸自己得以幸存。

“伦敦发生一场可怕的瘟疫，在1665年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

14、笛福在瘟疫故事中探讨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在极端压力与绝望灾难中如何求生，如何通过自身行动改变困境或寻找出路。这一主题既贯穿他的其他作品，也具有普世的人生启示意义。

15、向死而生的主题在灾难文学中反复出现并更新。加缪的《鼠疫》用瘟疫隐喻二战时期纳粹统治下的人祸，维赛尔的《夜》则直接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灾难。这两部作品与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在叙事方式上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突显了笛福作品的独特价值。

16、笛福没有简单选择历史研究或文学想象，而是创造了一种介于历史和小说之外的"纪实"写作方式。这种"之外"的写作不同于历史小说的混合虚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纪实文学类型。对《瘟疫年纪事》《鼠疫》和《夜》这样的作品，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见证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