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这个字眼，于中国人而言，似是一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情愫，无需缘由，自然而然地流淌在血脉之中。
一旦时逢盛世，物质丰盈，这份对雅的追求便如春日里破土而出的嫩芽，勃勃生机，不可遏制地“向雅而生”。
居所，不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屋檐，而要成为一方雅致的天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需透着雅韵；
饮食，不再只是果腹之物，而是要色香味俱佳，每一口都是对雅的品味；
所用之物，皆需精挑细选，简约而不失雅致；
所为之事，皆需合乎道义，彰显高雅之风；
言谈举止，更要温文尔雅，吐露芬芳；
所交之人，亦需志趣相投，皆具雅量。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悉心陶养，心怀气度亦渐渐雅致起来，神情举止间，自有一番独特的东方仪范。
雅，它如同一位隐于云雾之中的仙子，没有具体可衡量的标准，却总能在不经意间，以它那不动声色的力量，吸引着你去追寻。
它如花在野，自在生长，不受世俗束缚；如风拂衣，无影无形，却又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隐隐之中，总有个声音在遥遥召唤着你——雅，在那高处，静静地等着你。
我们丰富学识，博览群书，只为谈吐间能更添一份儒雅有礼；
我们淡泊心志，不慕名利，只为心性更加逸雅豁达；
我们精心打理居所，一花一木，一石一水，皆求清静幽雅，只为在这喧嚣尘世中，寻得一方宁静之地。
在这“渐渐雅”的过程里，我们体悟到了中国人向来的风雅，也厘清了中国的雅，究竟从何处而来。
雅，实乃中国美学体系之核心。
在世情中，雅是心里有别人，是那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与包容；
在器物上，雅是气韵生动，是那青铜器上的斑驳锈迹，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在居所上，雅是自在闲适，是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
在文学上，雅是唐诗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是那“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也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情。
这些以雅为核心的审美观，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形成了泱泱中华独特的民族特性、鲜明的文化性格、闲逸的生活方式。
若无审美，生活便如荒漠，了无生趣。
幸而，我们的文化自信伴随着经济自信，日益坚定；
幸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美学体系正在逐渐苏醒；
幸而，越来越多对未来抱有无限追求的有识之士，已然意识到，只有“回过头来再出发”，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古为今用，方能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中，以当代的形式和语言，更好地传承与表达中国文化。
雅，它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骨血之中，成为我们民族不朽的基因。
追溯雅的源头，中国的雅，最早可见于周礼之中。
《诗经》三百零五篇，大雅、小雅合计一百零五篇，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雅者，正也，作为周王朝的正乐，多由贵族所作，“正《小雅》宴享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也”。
即便孔子曾慨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但雅之精神，却从未被战乱所打破，反而如同野火燎原，发展为“雅道”，流传千古。
形而上者，谓之道。
雅之为道，在于陶养君子品性，是由物质而精神的转化，是精神上的自我要求与追求。
今日提及“雅道”，或许有人误以为它是如茶道、香道、花道一般，从日本“回流”之物。
殊不知，“雅道”实乃如假包换的中国文化瑰宝。
在周礼中，它是“六艺”，是士与君子之必修，“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在“雅道”的规范与熏陶下，中国人潜移默化间，养成了淡然、豁达、温情、和雅、包容、大度、深刻、自律的品性。
雅道，亦为君子之道，它从方方面面塑造着中国人的审美，让中国的器物、书画、音乐、舞蹈，皆透着一份独特的雅韵。
唐宋时期，中国空前兴盛，“雅道”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六艺”扩展为“九雅”——寻幽、酌酒、抚琴、莳花、焚香、品茗、听雨、赏雪、侯月。
宋代人更是注重生活品质，除“四艺”（亦作“四事”）点茶、插花、焚香、挂画外，又有“九客”之说：琴道、棋艺、禅修、书法、绘画、茶艺、诗词、叙谈、饮酒。
细细梳理，不难发现，无论是四艺、四事，还是九雅、九客，其最终指向的，皆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诗意栖居的追求。
而“雅道”落在具体的生活中，其节奏便是“慢”。
唯有慢，方能寻得生活的真谛，方能回到生活原本的样子，方能收获精神世界的丰盈与满足。
站在时间的长河中眺望，今日的我们在城市里奋力前行，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稍慢一步，便被这呼啸向前的时代所抛弃。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慢，对于雅，都有着深切的渴望。
或许，我们渐渐明白了，为何在天宝盛世里，王维要隐居于辋川别业——他要的是生活的风雅和独立的精神，要的是生活的闲适与身心的自在。
在终南山下，他独坐幽篁之中，弹琴复长啸，那悠扬的琴声，似乎在诉说着他对雅的执着追求。
他看明月松间照，听清泉石上流，体味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悠闲与宁静。
他与天地之精神而往来，得山水之清气，承山水诗派之性灵，当真是风雅无边。
如果说王维的雅，是独属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那么唐之后宋代的风雅，则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