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同时塑造了一种自我伤害的叙事，其中日本因为两颗原子弹而成为二战的受害者。为什么一开始必须投下这些炸弹的原因是什么？无所谓。
你可以在广受好评的《萤火虫之墓》（1988 年）等电影中看到这种心态，其中的中心信息不是“太糟糕我们发动了一场战争并犯下了反人类罪”，而是“太糟糕我们输掉了战争”。现代日本媒体（尤其是动漫）充满了军国主义怀旧和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在日本教育中，他们通过祖先经历过多少苦难的轶事来了解战争是坏的。他们责怪战争，但他们不承认是他们发动了战争。
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缺点是，日本人天生就反对对任何事情负责的想法。作为一种文化，他们不遗余力地避免受到指责。有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两个高管之间典型的商务会议，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是日本人，他们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日语：通知您与贵公司的合资企业已获得我们董事会的批准。
中文：主席先生，这是否意味着您个人对此表示赞同？
日语：董事会审查并批准了这个项目。
中文：既然你是董事会主席，你对事情有最终决定权，对吗？
Japanese：我认为这将取决于董事会。
Chinese：谁负责董事会？就是你，对吧？我问你是否赞同它，先生。
Japanese：我只能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到这时，双方都会感到有点恼火。中国人会想：你一个老板，连个简单的是或不是都不能决定，我们怎么合作呢？日本人会想：这个计划已经被批准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的议题？
谁批准了该项目？董事会做到了。那么谁才是真正的负责人呢？没人。这就是这里的细微差别——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他们躲在一个集体后面。当每个人都应该受到责备时，没有人是罪魁祸首。
日语的一个特点是被动语态和没有主语。从技术上讲，日语语法是“主语-宾语-动词”。然而，没有主语的句子是完全有效且极其常见的。“I have cleaned the dishes” 经常变成 “the dishes have been cleaned”；在中文中里会被归类为语法错误，据说日本人可以通过大量使用诸如 “私/boku” （即 “我/我”） 等词语来立即认出中国人。
将“I love you”翻译成日语，语法正确的方法“愛してるよ”，但事实上日本人往往会觉得它很尴尬，不仅在社交上，而且在语言上，表达对他人的爱意的经典方式是“月が綺麗ですね”，即“月亮很美，不是吗”。
虽然这肯定是美丽和诗意的，但想想这对他们的文化意味着什么，他们甚至害怕对自己的感受负责。与此对应的中文要诚实和直接得多：我爱你——主语-动词-宾语。我爱你，我对我对你的感受负全部责任。
日本的鞠躬也是这样，尤其是在道歉时。如果一个不法分子以夸张的 90 度角鞠躬，大众甚至会期望另一方停止追究此事，因为已经做出了适当的姿态。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重大的日本国家丑闻中，从汽车制造商伪造安全测试结果到福岛核电站灾难，很少有高层被追究责任，因为他们已经低头了，所以可以原谅他们了。
躬匠精神
看似极端礼貌的象征，实际上被巧妙地设计成一张越狱卡，了解日本文化的这一方面就明白日本如何与世界互动，以及为什么如此缺乏对自身战争罪行的承认。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历史人物中，日本人倾向于认为和曹操是最有共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挾天子正是日本历史上大部分的样子，天皇和朝廷作为一个象征性实体存在，而当地的大名（即领主）掌握着所有的实权。
这种权力结构的存在并不一定是野心勃勃的军阀取代帝国权威并劫持帝国名称以获得合法性的结果，而是作为所有统治者的实用问题，以便天皇和上议院都可以避免对任何事情负责。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大名责怪天皇时，天皇可以声称自己无力影响大名的行动。
二战后东京审判的核心问题之一：裕仁天皇是否应该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负责，就像希特勒对德国的战争罪行负责一样？裕仁天皇出席了日本内阁和指挥官策划军事行动和危害人类罪的所有重大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说它被批准。
在审判期间，日本大臣和将军们会承认无辜，并声称他们只是在执行天皇的命令；天皇说，对此很抱歉，我只是说是，因为我有什么选择呢？除了美国自私的地缘政治野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东京审判期间真正被定罪的人如此之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解释了日本人继续将自己视为“二战的真正受害者”。珍珠港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遭到袭击。导致袭击的会议是在六天前举行的。谁应该为此负责？裕仁？东条？山本？答案是没有人。因此，美国投下两枚核武器并消灭数十万日本人生命的反应是“不合理的”。
但我们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几千万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杀害，其手段方式在当时震惊了西方甚至纳粹德国观察家。不仅这些罪行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及其盟友淡化或粉饰，而且大多数肇事者从未被追究责任。
这种与生俱来的对问责的恐惧是日本最大悲剧的原因。它永远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如果真的没有人被追究责任，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应该被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