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有大量描写华夏先民美好纯洁的爱情、琴瑟和鸣、相敬如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满幸福婚姻家庭的诗篇。

《诗经》里有关爱情婚姻家庭的诗篇，自然而然凸显了爱情的纯洁性、婚姻的神圣性。

《豳风.伐柯》《齐风.南山》等诗篇道出了媒人在古代婚姻的作用之大。如《伐柯》意思是说，男子需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就像斧子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斧柄一样，那么能够给斧头配上斧柄的人，就是媒人了，因此媒人也被称为“伐柯人”。经过媒人的说合，《豳风.伐柯》里的主人公对未来的妻子非常满意，这家上上下下欢天喜地，忙着准备结婚物品，安排结婚仪式，等着迎娶新娘，一派欢欣喜庆的气象。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一直流行到如今。这样的婚姻可保持它的正统性、纯洁性、神圣性，也比较牢固可靠，反之那些不经过父母同意，自作主张私奔、甚至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女人，一般都会在婚姻家庭的桎梏里颠倒颠，找不到北。这样的事例在当下多如牛毛，其实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戕害，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扰乱。

《诗经》为什么把表现男女正常健康的恋爱之情的《关雎》置于首篇，就是为了强调纯洁的爱情对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家庭是由男女结合为夫妇而组成的。在我们中国人所崇向的人际关系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中，夫妇为人伦之始，其他四伦都是由夫妇所生的。有好的夫妇，才会有好的儿女；有好的儿女，才会有好的社会，好的国家。所以在五伦之中，夫妇最为重要。因而在选择配偶时，要特别谨慎，婚姻不是儿戏。

男女成家后，就要有各种的义务和责任；要承先启后，要仰事(父母)俯蓄(妻子），要对家庭、对祖宗、对社会、对国家负起重大的责任来，不只是为了子孙的繁衍，更要促进社会的进步进化。社会的进化靠五伦的正常维系，而夫妇为五伦之本。所以特别重要。

华夏先民对婚姻大事非常看重，所谓婚姻是终身大事。古代的婚姻，为慎重起见，一般要经过“六礼”。第一礼为“纳采”，男方家向女方家送一点小礼物，表示求亲，第二礼是“问名”，男家会问清楚女子的姓氏和生辰八字，回家占卜吉凶；第三礼是“纳吉”，在祖庙占不得吉兆后，到女家报喜；第四礼是“纳征”。就是宣告订婚；第五礼是“请期”，即选定完婚的吉日，征求女家同意；最后一礼“亲迎”，也就是迎娶女子到夫家。

这是华夏子孙后代自古至今“明媒正娶”的婚俗流程，优先次序一目了然，现代某些人自满清末期民国初期开启的所谓“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很多青年男女自作主张未婚同居是对老祖宗这一遵道贵德礼仪的极端践踏，这种起自西方的腐朽堕落爱情婚姻家庭观至今祸及华夏子民，破坏华夏先民流传千古的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五伦”。华夏先民制定遵循的“五伦”其实是“道”在人间地上的彰显，是造物主造物秩序的彰显。

正是先民们——诗经里提及的所有人循道而行、遵道贵德，才让开创中华文明的夏商周三代绵延了近两千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泽被后世，让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诗经主旨乃是“伐无道”，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王皆是天命伐无道。当天子伐无道后，天下才趋向小康，人民才安居乐业，才“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诗经》风雅颂再现了中国人纯正的爱情婚姻家庭观，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是孔子所慕的周礼的彰显。

诵读《诗经》，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先民一起歌咏，一起一唱三叹，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