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处我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汇于此，使这座城市成为当时水陆交通的枢纽。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这里更是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考虑的方针是：

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

但经过研究后认为，在华日军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兵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

因而，日本大本营一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

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纳粹德国从其对苏战略考虑，日渐倾向日本，而日本驻德大使东乡则向德国人表示：“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德国商人常恐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受排挤，其实那是不会发生的。”

1938年2月5日，日本外长广田弘毅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停止运送武器到中国等。

2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无论东亚在何时如何，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表示“已决定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

2月24日，中国政府对德国表示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更多表示，只想委曲求全。

驻德大使程天放则认为，最好让德国用书面承认不召回顾问及对经济合作继续进行，“如能办到，则我方之委曲求全，始有意义”。

3月间，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人员。

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在决定实施徐州会战的同时，令陆军在制订徐州会战计划时“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

而且，还决定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

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居正等1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

汪精卫、叶楚伧、何应钦、王宠惠、孔祥熙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政治、党务、军事、外交及财政方面的报告。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民族国家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

宣言还强调“抗战”与“建国”并重，是这次大会的基调。

会上，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计有32条，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7项，这是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全面政治纲领。

《纲领》在总则中规定：

“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在外交方面，则主张以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制止日本侵略，否认日本在中国领土内扶植的一切伪政治组织。

政治方面，则准备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同时加紧完成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作准备。

军事方面，对军队实行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训练，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并且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

经济方面，以军事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物，严禁奸商屯集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民众运动方面，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使有钱者出钱，有力出力，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

就在《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之际，华北日军已进抵台儿庄，有进窥徐州之势，战争形势相当严峻。

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一直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进行抗战，从而导致了在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伤亡惨重的局面。

血的教训，使国民党意识到，只有深入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坚持持久作战，而且，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武力，至关重要的是敌我双方总体国力的长期较量。

为了争取广大民众支持政府抗战，国民党开始采取一些较为开明、进步的措施，而《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便是这些开明政策的集中体现，因此得到了各党派的赞同。

4月13日，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赞扬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申述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表示今后“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期中言行之一致”。

21日，左舜生也代表青年党政致信蒋介石，也作了类似表示。

中国共产党也一再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4月27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战建国纲领》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基本精神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致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徐州会战已经开始，武汉保卫战行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为了集中权力以适应战争形势，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领袖制度，设立总裁，在闭幕期间，由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力。

大会推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制的设立使蒋介石得以合法独揽党政军大权，也使他成为国民党内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袖。

与中央的领袖制度相呼应，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采取首长制，一改过去的委员制。

大会还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取消预备党员制度，目的是“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

根据会上通过的调整党政关系等各项决议案，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党及全国的政治控制。

在党政关系上，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在省与特别市一级采取党政联席的形态，县级则融党于政，全国各行政系统、军事系统等都要设立国民党的党团组织。

对于各种社会团体，国民党完全控制了自治、慈善、开垦等社会团体的工作，并由党的专门机构统管农、工、商、医药、律师等职业团体的工作。

国民党确立领袖制度，强化对该党及整个社会的政治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战时状态的需要，但是，它也隐伏着很大危害，即国民党及其领袖，会利用这种在非常状态下得到的权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实行个人独裁的一党专制。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按照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对国民政府有咨询权和建议权。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在珞珈山十八栋前合影

参政员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定，包括各省市地区的代表、华侨代表、文化和经济团体代表，各党派人士则以各种团体的名义成为特任的参政员。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有代表200人，其中国民党人88人；

共产党参政员7名：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陈绍禹；

救国会3名：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

国社党6名：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

青年党7名：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喻维华；

第三党1名：章伯钧；

中华职教社两名：黄炎培、胡厥文；

乡村建设派1名：梁漱溟。

其余均为无党派人士。

4月27日，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不顾中德易货四年协定，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军火。同日，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德国希望撤回在中国的德籍军事顾问。

德方还在外交文件上，正式列出24名德国军官和9名其他人员的名单，要求他们迅速回国，同时，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于5月间，陆续给中国方面的舰队增强兵力。

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

6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1938年6月间，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

“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

“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

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

另一方面，更必须对中国内地的重要都市和军事设施加强轰炸。”

又说：

中国“目前虽然已丧失了华北、华中的重要各省，然而只要国民政府还盘据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

“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同时，攻下汉口，对新政府(指伪政权)说来，可以创造这样的可能性：把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流域归入统治圈内。

这样，才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惟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惟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

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

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

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167名参议员参加会议，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均出席会议。

在短短的10天会期内，参政会通过了125件决议案，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获得了全体参政员一致赞同，而《抗战建国纲领》也成为各党派所共同愿意遵守的政治纲领。

参政会上通过的重要议案还有《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

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正是日军准备西犯武汉之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即指出：

“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会之际，敌人的铁蹄已走进了中州原野，江淮河汊之间也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皖赣两湖受着敌骑的威胁，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

陈绍禹等人也在会议上提出《加强保卫大武汉案》，内容分为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带有政治协商性质的咨询机构，也是各党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

第一届参政会的召开，有力地显示了中国各党派在强敌压境下的不屈意志和坚强团结。参政员虽非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看，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

不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开放，有其限度，而且，主要是因为抗战严峻形势所迫，它仍企图继续垄断政治权力。

蒋介石一度试图将共产党、青年党等消融于国民党之中，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也强调“各界人士，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实行抗战”。

因此，对于国民党不能操纵控制的民众团体，则加以弹压。

7月29日至8月11日，在中国东北图们江下游地区，发生了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的“张鼓峰事件”。

日军通过在张鼓峰的冲突，深切感受到苏军的强大，但也觉察到苏联并无意扩大战争，因而继续进攻中国当时抗战的重心——武汉。

7月31日至8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拟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其方针是：

“把灵活的作战指导和各种措施都统一在这个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最近，更要统一和加强总动员和军需动员，以促进国力建设和充实军备。”

其战略指导是：

“(一)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

(二)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方兵力打击愈大则愈有意义。

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

1、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应采取以下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

2、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力，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

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

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要点。

3、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

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的交通，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

4、在原则上，除了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

其政略指导的主要内容是：

“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又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对这两种动态，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

“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为苏联，在国力、军备上的安排，暂时(大概到昭和16年为止)以陆主海从为原则。”

“加强日、德、意合作，以便于结束这次事变，同时，造成有利于我方对苏联的国际形势：

1、促进签订日、德、意同盟。

2、加强对德、意的贸易并授予德、意在中国的权利，策划经济合作。

3、通过对南洋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刺激国际形势，并加以因势利导。”

“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的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

1.除华北和上海外，作为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基本观点，一般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2.作为牵制英国的一种策略，关于华中的货币制度，采取日、英、华共同合作方式”等。

总之，日本的战略和政略都是以迅速结束战争为中心而制订的。

在此之前，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因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而断绝与日本的联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其下属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遵守仍来往于香港、东京、汉口间暗中进行“和平”活动；

而近卫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又是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的宇垣一成，所以，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

日本外务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

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

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

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

7月8日，五相会议又确定了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条件：

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政权(指伪政权)；

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

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

四是蒋介石下台。

日本政府训令中村向乔辅三提出上述四条，以及与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基本相同的条件。

7月12日，五相会议还决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方针是：

“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

其实施的纲领如下：

“1、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2、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3、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7月15日乔辅三回到汉口，孔祥熙与蒋介石密谈。

18日，乔向中村接到蒋介石的和谈方案：

一是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持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

二是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

三是承认内蒙古自治；

四是华北特区划定甚难，但中国承认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

五是非武装地区问题，要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

六是反共问题虽未充分讨论，但终须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究确定；

七是中国目前很穷，无力赔款。

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仅重庆政府参加或合并于伪政权及蒋介石下台这两条未能接受。为此，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

国民政府产生这种妥协并不奇怪，毛泽东早在6月初就指出：

“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内部对诱降方针产生分歧，日本军方坚决反对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近卫首相在此压力下，屈从军方意见，停止暗地的和谈活动。

武汉会战之前，主要是国民党集团主动找日本谈判，武汉会战后，日本因兵力不足、财政困难等原因，急于与中国停战，则多为日本主动找中国谈判，企图以诱降手段保持其侵华战争中已取得的主要战果。

不过，因此便认为蒋介石抗战不坚决，希望屈服于日本，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抗战初期，由于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不抵抗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同时，受到国民党集团内部不少主和派的影响，蒋介石是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想法。

如陶德曼出面调停和议时，他在1937年11月29日日记中，写道：“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但是，当与陶德曼长谈之后，他12月2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所觉悟则济矣。”

可见，他当时的思想还处于犹豫、矛盾之中。不过，随着战争的发展，蒋介石抗战到底的思想亦日趋坚定。

这一点，从蒋介石的公开和对内部讲话以及日记中，可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