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在广慈医院的一间病房中，一具冰冷的尸体被发现。在床底，满地糖纸和栗子壳，令众人震惊。这位三次出家，精通五种语言，且因贪嘴不悔而死的怪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苏曼殊

在1884年，苏曼殊诞生于日本的横滨，他的父亲苏杰生是一名经营洋行的买办，常年驻扎于此。关于苏曼殊的出生，历史资料略显混杂，虽多种说法流转，但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他的生母是苏家的日本女仆河合若子。

河合若子在生下苏曼殊几个月后即离开了苏家，并从此与儿子断了往来。之后苏曼殊被父亲接回中国，开始了他在家族中的生活。因其身世的特殊性，他经常遭受家族其他子弟的冷嘲热讽，这对他敏感脆弱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在他12岁那年，苏曼殊遭受了一场重病，然而家中的长辈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怀，反而将他丢弃在脏乱的柴房中，让他在极度的饥渴中煎熬，几乎丧命。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人间的冷暖无情，促使他决心逃离这个充满苦难的家庭。

后来苏曼殊遇到了新会慧龙寺的赞初和尚，这位和尚敏锐地识别出苏曼殊聪明绝顶，未来定能在佛法上有所成就。于是他带着苏曼殊前往广州的长寿寺，暂时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风港，由于苦不堪言的饥饿驱使，苏曼殊偷吃了鸽肉，触犯了寺规。面对这一行为，寺中的方丈无法容忍，最终决定将他逐出门墙。

1899年，苏曼殊十六岁时第二次出家，当时他从日本返回广州。失恋的痛苦和生活的压力使他决定彻底皈依佛门，他加入了蒲涧寺，方丈考虑到他复杂的家庭背景，决定收留他为沙弥。尽管苏曼殊尝试通过修行寻找心灵的宁静，他的内心却依旧纠结于世俗的牵绊。

在蒲涧寺期间，一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注意到苏曼殊眼神中透露出的哀愁，便询问他为何忧心忡忡。苏曼殊坦白自己“以情求道”，表达了虽然剃发为僧，但心仍旧牵挂于世间情感。他的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在寺中未能找到真正的平静。不久后他便离开蒲涧寺，重新回到了横滨。

苏曼殊蜡像

1903年，苏曼殊归国后，他将在海外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文章，开始为国内众多报刊撰写稿件，渐渐，他的经济状况开始见好。随着收入的稳步提高，苏曼殊童年时埋下的饮食癖好也开始急剧膨胀，他对食物的渴望几乎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

苏曼殊的饮食和放纵生活早已在文人圈内小有名气。他对美食的追求无度，曾自豪地声称能在一餐中吞下五十个包子。当一位朋友对此表示怀疑时，苏曼殊当场接受挑战，结果吃下五十个后，还在众人的劝阻声中额外吃下六十个，最终因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往医院。在另一次聚会中，他更是一口气喝下六斤冷水，几乎让自己的身体崩溃。

尽管苏曼殊身为和尚，对佛法有所追求，但他在情感和感官享受上却难以自拔。特别是他对歌姬的情有独钟，他的生活中不乏各色女子的陪伴，名单上几乎汇聚了三十余位风华绝代的女性，其中甚至不乏体重超过400斤的女士。在他的世界里，美是无分体型与重量的，所有美人在他眼中都有各自的光芒。

在1908年当24岁的苏曼殊回到日本拜访其母时，他偶遇了艺妓百助枫子。在樱花盛开的春季，两人在东京的繁华区域相识，迅速发展出深厚的情谊。尽管他们曾一度同床共枕，苏曼殊坚守着他的僧侣身份，维持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关系，未曾越雷池一步。

1915年秋摄于日本东京之苏曼殊

百助枫子对苏曼殊情深意切，甚至提出婚姻。为了婉拒这场求婚，苏曼殊创作了一首感人的诗歌，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和尚对情感纠葛的无奈与悲哀。他的诗中流露出对未能以常人身份相爱的遗憾，呼应了藏传佛教诗人仓央嘉措的那种悲怆情愫。他的这种抉择显得尤为高洁，因为爱得深沉，所以选择不染尘埃。

此后的生活中，苏曼殊的行为愈加自由奔放。他在经济宽裕时尽情享乐，不时出现在风月场所，穿着僧袍闲逛于各大青楼，成为民国时期风月场所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根据他留下的账本记录，苏曼殊除了对书籍有着极高的消费，显然对逛青楼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其中差异悬殊的开支反映了他对生活的不同追求。

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苏曼殊经常接受画作的委托。他有一个独特的原则：对于前来求画的美女，他常常免费提供画作，只要她们提供一张照片作为交换；而对于男士，则坚持“无金不画”的原则。

苏曼殊《雁荡观瀑》

至于情感，苏曼殊至死都未能摆脱对爱情的执着。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仍旧念念不忘曾经的爱情，甚至特意写信给朋友，请求他们帮忙寻找一块特制的玉佩，以此作为对未婚妻的最后礼物。他的这种行为，再次证明了他作为“情僧”的不变本色，即便在生命的尽头，仍旧忠于他的情感本能。

“一代情僧”苏曼殊的一生总是围绕着“情”字展开，尽管身为僧人，他的生活中却不乏红颜知己。根据历史资料，花雪南和佩珊这两位才色兼备的女性不仅与苏曼殊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她们的存在还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促成了许多文学与艺术上的杰作。

苏曼殊还有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特质——他对食物的热爱几乎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他的胃口巨大，无论何种美食，他总是津津有味，因此他的朋友们戏称他为“老饕”。

有一段趣事颇能说明苏曼殊的饮食热情。一次，他与几位挚友在公共澡堂中洗浴，因为他洗得较慢，当其他人已经擦干净身体准备离开时，有人突发奇想，高声宣称要去附近的饭馆享用牛肉大餐。

听到“牛肉”两字，苏曼殊立即反应过激，几乎没有擦干身体，就裹着浴巾冲出浴室，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唤同伴等他。这番景象让在场的朋友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苏曼殊的这种急切模样成为了一时的笑谈。

苏曼殊的暴饮暴食习惯最终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的胃肠道由于长期过度负荷而出现严重问题，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医生和护士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告诫，但苏曼殊对美食的热情始终未减。他的放纵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健康后果，几乎将自己置于生命危险之中。

苏曼殊的人生轨迹同他的佛学修为与世俗生活的穿梭一样复杂多变。他不仅掌握了英、法、德、梵等多国语言，更在诗歌、小说和翻译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他的文学成就尤为突出，如他对拜伦诗集的翻译，不仅丰富了中文世界的诗歌库，也使得苏曼殊的名字在文坛上声名鹊起。鲁迅等文学巨匠对他的评价极高，将他誉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奇才。

在小说创作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更是将他的情感世界与文学才华结合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灵感来源于他与日本女子菊子的刻骨铭心的恋情，其内容感人至深，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在日本文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经典之作。

苏曼殊故居

除了文学，苏曼殊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的画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幅作品都被视为珍贵的艺术珍品，显示了他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特眼光和高超技巧。

作为一位热血革命者，苏曼殊的生活并不局限于文学和艺术的塔尖，他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积极参与抗俄义勇队和留学生革命组织。他的行动限于策划，甚至一度参与了刺杀康有为的计划，尽管此行动未能成功，但足见其革命情怀之深。

在诗歌创作中，苏曼殊常表达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其作品《海天龙战血玄黄》就是他用文学来呐喊，试图唤醒国人的政治觉醒的例证。

童年苏曼殊与养母河合仙

苏曼殊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他对甜食的极端热爱，这种偏好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因财力不足而将自己的金牙敲掉出售，仅为换取更多的糖果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章士钊对此曾作诗讽刺，描绘他为糖牺牲牙齿的荒谬行为，这成为了他人生中一个颇具讽刺色彩的轶事。

在1918年5月苏曼殊在上海宝隆医院因严重的胃疾闭上了他多舛的生命之眼，时年仅35岁。在他的死前苏曼殊留下了一句颇具哲理的遗言：“一切有情，都无挂碍。”这似乎昭示了他对生命苦痛的终极释怀。

他的逝世是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他枕头下，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了许多他最爱的糖果包装纸。这些糖果纸，如同他一生的象征，记录了他对甜蜜的无尽追求和生命的苦涩回味。

苏曼殊与外祖父、外祖母

他的诗作中曾写道：“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他视自己为一个行云流水般的孤僧，随遇而安，追求心灵的自由与解脱。在他看来生与死，忧与乐，都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不应过于执着。

苏曼殊逝世后不久，其墓地便被选在了杭州西湖边的西泠桥旁，紧邻古代名妓苏小小的墓地。此举引发了一些讨论：一位出家人，安息在一位历史上的名妓之侧，似乎颇有违常规。

柳亚子对此解释说：“一位曾情深意重，一位虽身披袈裟却情难自禁，两者皆属非凡人物，相邻而眠未尝不可。”他认为两位“疯子”的邂逅，给这片静谧之地增添了一抹争议与生动。

那个夏天异常闷热，柳亚子、鲁迅和郁达夫一同在西湖周围散步，最终回到了新筑的墓地旁。墓碑简朴，仅刻有“曼殊之墓”几个字，未标记其生卒年月，无任何官衔或法号，彰显了其一生反传统的态度。

有人建议在碑上增添一句诗以纪念他的一生，柳亚子提议：“梦里栖霞，糖殉浮生。”石匠却因碑体尺寸有限摇头表示难以刻下。柳亚子遂作罢，感慨地说：“这人生前欲望无穷，死后却连名字旁边的空白也不要。”

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的手稿之间发现了一张糖纸，背面用毛笔写着“此物最真”四个字。手稿内容杂乱，充斥着未完成的诗篇、信件和画作，最显眼的则是多次书写又撕毁的遗书，其中最后一封写道：“吾已知此世无味，愿糖成佛。”

鲁迅对此只是冷笑，评论说：“疯僧，至死不渝。”而郁达夫则被其真挚的狂热所感动，他后来在《故人记》中写道：“曼殊之狂，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真狂。”他认为苏曼殊的疯狂是真正的自我表达，非众多文人所能比拟。

关于苏曼殊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他去世后第三晚，有人深夜经过西泠桥时，见到坟头飘浮着白光，一位胆大的香客靠近一看，竟是一颗正冒着热气的糖球摆放在墓碑前。虽然许多人半信半疑，但第二天真有人发现那糖球，后被一只猴子顺手拿走，这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苏曼殊最喜欢的“摩尔登”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