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中国，甘祖昌与龚全珍夫妇的生活即将迎来重大转变。甘祖昌担心自己的军衔评级过高，主动提出调降，却意外地被中央再次提升。两年后，他做出了更令人惊讶的决定——放弃军职，回老家当农民。他们的选择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合照
1905年甘祖昌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个贫困农家，他从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只读了一年书，六岁就开始帮助家里做农活，以及在地主家应工。这种随叫随到的工作辛苦而且不稳定，深刻影响了他对生活的看法和价值观。
青年时期的甘祖昌因其诚实可靠而被当地的共产党员发掘，加入了农民运动，逐步成长为一名革命者。1920年，一批满怀志向的年轻人结束了外地的求学之旅，带着新的知识和理念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家乡，他们创建了小学，希望通过教育唤醒乡亲的觉悟，同时组织起农民运动，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
在这一过程中，甘祖昌偶然与这些进步青年相识，对他们讲述的新思想、新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青年发现甘祖昌忠诚可靠，很快就让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甘祖昌
甘祖昌很快被这群青年感染，积极参与到党的活动中，并最终加入了军队。尽管他只受过简单的私塾教育，缺乏深厚的学识背景，但他的坚定和勤勉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军队中，甘祖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英勇，也未能在战场上成为突出的战斗英雄。因此他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后勤管理上。随着时间的积累，他的经验也逐渐丰富，开始承担更多的人事和管理工作。
1928年，他被调至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负责重要的后勤和军械修理工作。同年甘祖昌还接受了进一步的革命训练，直接从毛主席那里接受指导。毛主席的教导和对未来革命的展望，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动。
甘祖昌
此时的甘祖昌正值青年，按当地习俗已到了应娶妻生子的年龄。在父母的撮合下，他遇到了来自同村的陈卯姑，一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两人很快结为连理，不久陈卯姑便为他生下了儿子甘锦荣，名字寓意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国内形势紧张，甘祖昌不得不应召参与长征。长征结束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甘祖昌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战场，长时间的分离使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他缺席的这些年里，家乡的生活对陈卯姑和小儿子而言尤为艰难。最终面对生计的压力，陈卯姑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改嫁他人。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甘祖昌负责的后勤部门成为战争供应线上的关键环节。在日本的全面封锁下，武器和弹药的获取异常困难，甚至必须依靠走私和自制来维持战斗需求。
甘祖昌
甘祖昌带领部下开辟荒地，种植粮食，确保了军队的供给，还帮助了周边民众实现了在封锁条件下的自给自足。兵工厂尽管条件艰苦，生产的武器装备与国外进口的差距较大，偶尔还会出现质量问题如哑炮等，但这些简陋的设施在战争中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他的管理下，不仅仅是修械所，还有纺织厂、鞋袜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期间，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明显提升，甘祖昌在后勤方面的工作虽然比之前的抗日时期有所减轻，但对于保障部队的需求，他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严格的管理，确保了后勤供应的高效运转。
在1953年的前夜，军事等级的评定成了许多将领们关注的焦点。这一年，评级制度的结果导致了众多的将士们的喜忧参半。有些人感到自己被低估了，这自然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这些评级直接关系到国家对他们的认可和价值。
毛主席旧照
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作为军事教导处的副主任，常常涉及解决这类敏感问题。当她在家中与甘祖昌讨论这个棘手的话题时，意料之外地激起了甘祖昌的强烈反响。他坦白自己对于组织赋予的等级也感到不满，甚至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反映。
虽然龚全珍深知丈夫向来淡泊名利，但听闻此事后，她还是感到些许惊讶。甘祖昌的真实想法和他平日的谦逊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甘祖昌认为自己被评为师级过高，觉得自己的实际贡献与许多评为营级的资深红军相比差距甚远，他坚持认为自己如果评为营级更为合适。
他的上诉没有得到批准。尽管甘祖昌的工作主要在后勤，但他在战争中的后勤工作至关重要，影响了整个战局。组织上不仅没有接受他的降级请求，反而将他的级别升高半级至准军级。
甘祖昌
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根据中央最终决定的级别，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尽管外表光鲜，他心中却满是愧疚，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荣誉。他内心深感压力，决心要通过更加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此，甘祖昌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几乎到了忘我劳作的程度。他的健康开始每况愈下，长期的过劳加上战争旧伤和脑震荡的后遗症，让他频繁出现昏迷。很快，这种身体状况引起了上级的关注，为了保护他的健康，组织决定将他送往北京接受治疗，随后又转至上海继续调养。
在医院的日子里，甘祖昌难以平静地休息。他的心思总是在工作和国家的发展上，无法放下手头的责任和未完成的任务。每当战友们来探望时，他总是表达出想要继续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但又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无奈和沮丧。这种情况对于一位一生都在前线奋斗的将军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
甘祖昌
由于健康原因，甘祖昌于1957年再次递交了辞职报告，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视察新疆时，他亲自向萧华表达了辞职意愿，最终获得批准。于是甘祖昌带着龚全珍和孩子们回到江西省莲花县的故乡。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的舒适别墅，选择回到了童年的破旧家中，尽管蚊虫满屋，但他似乎对此并不以为意，仍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他的归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乡亲难以置信，曾经的高级将领会选择返回偏远的农村。但甘祖昌很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初衷。他不仅自己亲自上山开垦耕地，还引导村民种植果树和其他作物。尽管有人怀疑贫瘠的黄泥山不适宜种植，但凭借他在战时艰苦环境下种植粮食的经验，他带领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
他还采用了创新的农业技术，如使用狗粪作为肥料，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传统的做法，但最终证明极为有效，村里的萝卜和大番薯丰收，果树存活率高达95%。甘祖昌在农业上取得了成就，他还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多项水利工程的建设，如江山陂、快省陂等，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和生活环境。
甘祖昌
他的工资除了必要的生活和党费支出外，几乎都用于支持这些项目和购买化肥。龚全珍也不甘落后，她的工资全部用于资助当地的贫困学生，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教育。
1976年，龚全珍从担任小学校长15年的职位上退休了。她的退休令整个家庭都感到欣慰和喜悦，为此他们聚在一起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她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束，以及未来可以享受更多家庭时光的开始。
在龚全珍离休之后，校方提出了一个职位继承的机会，允许她推荐一位子女来顶替她的职位。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甘祖昌的耳朵里。面对这样的机遇，他决定与四女儿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
甘祖昌在教女儿缝补衣服
在谈话中甘祖昌坚持认为子女应自立更生，不应仅因为家庭背景而获得优势。他劝导女儿放弃这一稳定但非自力更生的机会，鼓励她寻找自己的道路，减轻国家负担，促进社会公平。
四女儿虽初时不太理解，但最终被父亲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所感动，决定放弃顶替母亲的职位，选择自己寻找工作的道路。甘祖昌对此深感欣慰，他认为在农民出身的自己看来，人生应当坚持初心，不能依靠家庭成就来安身立命，更应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
在1980年，甘平荣举行了婚礼，而她的父母甘祖昌和龚全珍因经济援助问题出现了分歧。龚全珍担忧地向甘祖昌提出，由于女儿及其配偶的收入有限，他们难以购置必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她认为作为父母，应当在财务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以确保孩子们能顺利开始新的生活。
左一为甘祖昌
甘祖昌持有不同看法，他坚持认为他们既然已经独立工作多年，应当自行承担这些费用。他认为，作为父母，他们已经完成了养育的责任，应避免过多干预成年子女的生活。
尽管甘祖昌坚持自己的原则，龚全珍还是决定支持女儿，她私下从银行提取了700元交给了甘平荣。甘祖昌得知后表达了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孩子的溺爱。他强调他的收入应该用于支持更广泛的社会和革命事业，而不是简单地让子女享受成果。
在1974年，当甘祖昌的另一位女儿甘公荣和其他两位家庭成员面临是否继续教育的选择时，甘祖昌再次表现出了他对平等原则的坚持。面对有限的升学名额和来自学校方面的压力，他拒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孩子谋取优势，认为这些名额应该留给更需要的贫困农家子女。
甘公荣获得“最美巾帼奋斗者”
甘公荣最初无法理解父亲的决定，但甘祖昌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他的看法：农村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大舞台，她在家中同样可以通过自学和参与农业科研来实现个人发展。甘公荣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农民和公社领导。
甘祖昌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其他女儿。例如，他的二女儿甘仁荣原本有机会通过推荐上大学，但甘祖昌知晓一位家庭困难的退伍兵同样有求学的愿望后，他毅然决然地为退伍兵让出了这个机会。
甘祖昌在1986年3月23日因病在莲花县逝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叮嘱家人继续支持家乡的农业发展，他的工资除必需的党费和生活费外，都用于购买农药和化肥。
甘祖昌、龚全珍和孩子
甘祖昌返回故乡后，他不仅把工资的大部分用于当地水利工程的建设，还亲自参与了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他的努力推动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多项水利工程的建立，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
甘祖昌的人生，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回归故乡后，都体现了他对革命和公共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的贡献，虽然他本人谦虚地认为不足以和牺牲的战友相比，但实际上，他在不同领域的无私奉献，已经深深植入了他所爱的这片土地。
课文《红军老战士甘祖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