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敌的皇帝
北宋中期，国家远远不到要亡国的末日。在史学家最推崇的宋仁宗时期，很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宋仁宗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北宋甚至是封建王朝历史中最好的时代，但这个时代暴露的种种问题也不能忽视。
当时宋仁宗没有出手，让这些问题继续发酵。直到后面王安石改革时，各种变法措施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浪潮，让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不得不倚靠很多无品的小人进行变法，毒化了北宋最后几十年的政治氛围。
宋代对于士大夫真的是优待，甚至是有一些宠溺。在王安石变法前宋仁宗时代，还没有出现激烈的党争。官僚从上到下都充斥着两种人：躺平派和狂欢派。
当时的弊端已经让想有所作为的官员看不下去了，才有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一朝是官僚士大夫结党的关键时期，皇权碰到了新问题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整顿官僚系统，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宋代的官僚系统经过宋太宗、真宗、仁宗三代人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而且宋代之前传统的门阀士族已经被黄巢、朱温等人扫荡一空了。宦官势力也难成气候。皇帝很难通过联合几个大的门阀或者依靠宦官去实施某些政策。必须在官僚中间找值得信赖的人。
仁宗本人是一个以宽仁闻名的皇帝，但是他性格太软了。后世王夫之就评价他“无定志”，耳根子软很多事情半途而废。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刚执行没多久保守派官员一反对，宋仁宗立刻把范仲淹等人贬出了朝廷，改革才不到一年就草草结束。
王安石当年给宋仁宗上万言书，阐述北宋当时的问题，希望仁宗皇帝改革，结果宋仁宗看了但不理会，估计也没有信心自己能搞定，只能留给后人了。
官员的躺平和狂欢
宋朝优待士大夫，是为了纠正中晚唐武人跋扈的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变成问题本身。
宋太宗因为北伐两次大败，又因为自己得位不正等种种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政策转变。宋太祖时期每次进士仅仅录取10人，而太宗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特奏名191人。
他的儿子真宗时期，“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进一步提高儒学和科举知识分子的地位。皇帝自己还写了劝学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号召所有读书人去卷科举这条赛道。此时建国已经50年，经过3代人时间。旧时代的门阀早已变成寻常百姓家，唐代另外一个政治毒瘤宦官势力也势微。
但是皇权并没有一家独大，宋代皇帝碰到了新问题，抱团在一起的士大夫集团身段非常柔软，完全不如之前的门阀政治集团那么好控制和分化。
因为从科举录用上来的人，走的几乎一样的选拔通道。经过几十年的浸润和对大宋官场的“渗透”。士大夫集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按照录取年限论资排辈，有意更多是无意的抱团形成新的利益团体。
皇帝遇到了新的问题，想找一个得力帮手也很难了。因为一旦选择做皇帝的“打手”，马上会被官场所不容，成了士大夫眼中的叛徒。范仲淹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找不到一批足够有分量的同僚帮他做事，庆历新政短短一年就结束了。
这在门阀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虽然门阀对皇权有威胁，但门阀并不是铁板一块。皇帝总能找到配合的门阀推行自己的改革。
唐玄宗时搞括户改革，宇文融这种背景不深厚的官僚最后能帮大唐找出来大量隐匿户口，4年时间给了80万户流民授田。宇文融没有动关陇勋贵，而是利用勋贵的力量把清丈土地这么难的事情也解决了。
科举制度向士大夫提供明确的官场晋升通道。在管理选拔制度上，很自然地就倾向于不择贤愚，“一例差拨”的论资排辈用人制度。往好了说，这种制度公开公平，让大家利益均沾，至少可以部分阻止提拔中的徇私舞弊。但是一考定终身后，几乎没有惩戒和监督手段，让磨洋工的官僚充斥大宋官场。
仁宗亲政后，士大夫阶层利益继续得到充分照顾。国家官员选拔制上，倾向于论资排辈。官员们普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墨守成规、不越雷池一步，也自然成为当时官员的最佳策略。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总有一天轮到你，大宋官员的待遇好，而且不抑制土地兼并，只要混个10年、20年房子，房子票子就都有了。那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吗。
躺平的官员耗到了资历，马上疯狂敛财和买地成了彻底的狂欢派。但是哪个不开窍的官员要搞绩效考核，让大家卷起来，他就成了所有官僚的敌人，大家群起而攻之。
当时有这么一个好说话的领导，官僚集团非常满意，一定要称之为圣君。
大乱没有，小乱不断
宋代之后的因为金军南下，导致大片土地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怀念仁宗时代的美好。后世对比了靖康之耻的屈辱，偏安一隅的南宋，便更怀念宋仁宗时代。
但实际仁宗后期，因为官僚系统的“僵尸化”。地方上盗匪、兵变和农民起义不断。连一向宽容的皇帝本人也受不了了，重新启用了大量重刑。
“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
庆历年间，官员各种玩忽职守，各种摸鱼偷懒。全国各地盗匪横行，盗贼进入辖区后，官员怕惹事，干脆不出兵，把盗贼礼送出境，送到邻县去抢。
当时“天下盗贼横行”，不是一件虚话。有这么一件事，1043年盗匪王伦，凭借手里的四五十人，如入无人之地。王伦从山东一路南下，打过淮河到了扬州、高邮一带。等到了高邮之时，王伦过起了皇帝瘾穿起来黄衫，这场闹剧从5月持续到7月才被剿灭。
从普通黑社会流窜团伙变成反政府叛乱。就是因为各地官员通通作壁上观。事后调查
“臣窃见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茶酒，致被夺却衣甲……”
仁宗时代，兵变也大量发生。本来北宋军士地位不高。仁宗时代除了西北，基本无战事。为了维稳，大量流氓、失地农民被拉进基层。社会上下对士兵的诉求更加不在意，能搪塞就搪塞。正常渠道向本军都部署、转运使、提刑司等上级主管申诉，但是多半石沉大海。
这些矛盾只是打哈哈掩盖了，但是没有解决。官兵地位再低，也是有刀有组织的。逼急了就发生了兵变。
和唐代兵变动不动杀上级甚至要杀皇帝不一样，宋代当兵的要“温顺”的多。很多兵变就是换个形式的聚众武力上访。是被无能且无良的官僚哄骗太多次的无奈办法。但是试了之后发现还就是这种办法好使，所以到了仁宗执政后期，底层士兵“小不如意，便谋集结”。
100多万的禁军厢军一半是“上访人员”，北宋面对北方的虎狼之师南下怎么打的赢。
仁宗时代，农民起义也在频发。虽然烈度和东汉的黄巾起义和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不能比。但也足够搅得大宋朝廷焦头烂额了。
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时间内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平均一年1.4次的农民起义。北宋开国和很多王朝不一样，很多大一统王朝开国创业皇帝都是争夺天下的获胜者，与此同时旧的利益集团被打散，王朝初期大部分自耕农是有土地的。但宋初并没有抑制土地兼并。北宋开国7、80年的时候，土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宋仁宗时期，全国的农民有接近三分之二沦为客户，地主占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却不纳税，而将这些田税转嫁给农民。
加上宋朝习惯把流民送到军队中去，就算造反只要不是首恶，也能进军队混口饭吃。那农民实在没辙就跟着反了，就当向国家讨个低保了。
这就是仁宗末年的宋朝，明眼可见的问题越来越多，可是宝座上的君父垂垂老矣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做出改变了。
糟糕的遗产
仁宗过世后，他的养子英宗只干了4年就死了。皇位传到了热血青年宋神宗。宋神宗看到亏空的账本，孱弱的军力，死气沉沉的官僚机构。下定决心改革，之前不得志的王安石也和皇帝一拍即合，要大力整顿吏治，要富国强兵。
后面的历史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经过和后面北宋官僚集团的分裂可以写整整一本书了。
王安石为了变法，任用了大量一心钻营，心术不正的小人被后面历代诟病。但回到王安石那个时间点，手头真的找不出几个敢和官僚唱对台戏的人。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这么做也是必然之选。
这场改革时间有点晚了，他原本可以开始的早一些，在北宋王朝病的不严重，打针吃药就能痊愈的阶段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