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中法制在统一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通过法治、依法治国，秦朝得以在军事、法制等领域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从而壮大后吞并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中第一次的大一统。

秦朝的很多法制思想，至今影响着今天的法律思维，比如法不阿贵，就是其中的一条，在这个思想的制约下，每个人都可以实现法律层面上的平等。

不过，如同硬币的两面，秦朝的法律也有一定的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秦朝法律的不足在于，很可能沦为君王的统治工具，而处于底层的现实民众，在法律的绝对权威面前，会受到专制和律法的不公对待。

法律在理论上是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往往缺乏对底层人民的保护，以及对民生的深层考虑，底层民众很容易沦为法律或制度的牺牲品，从而被边缘化。相对法律，民生也是治国中一项举足轻重的议题。

秦朝重视律法，重心倾斜之后，民生治理和道德提升方面就相对薄弱，这种利与弊给后世法治建设提供了不错的参考和借鉴。

古代中国往往以礼仪为主，忽视法律，人们很少有法律意识，做事都是遵循人情和关系。秦朝建立后，建立了第一个法律国家，在国家建设和人才治理上奉行法家的思想，不过由于律法非常残酷，也为秦朝带来了隐患。中国自古就是官逼民反，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也是由于不满法律的苛刻，当生存无法继续，势必造成民众的揭竿起义。

大秦帝国刚建立时，气势恢宏，但短短两代君王之后，就走向了毁灭，综合观之，说明上层当权者对法律认识不足，在法律的实践和应用上并没有形成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说白了，就是不了解国情，不重视民心。

人性需要律法来约束，但前提是保证人的生存权不被侵犯，一旦人民连饭都吃不上，民不聊生，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秦朝的律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论功行赏，削弱世袭制，普通民众也能获得成功或封赏。

秦国灭六国之前，为了发展军事，提倡论功行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奖罚体系，无论身份卑贱高低，只要立功都可以得到赏赐。而商鞅变法中，他认为世袭制弊端很多，要求废除，尤其是在官吏的任免方面，虽然遭到很多大臣们的反对，但世袭制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削弱。

诸子百家时期，儒家注重人治，提倡人的修为和入世作为，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治理上要从高层入手，也就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吏入手。官吏不治理，贪腐就无法避免，因此秦朝建立时，对官吏的治理要求很严格，一旦官吏犯法，会被处以很重的刑罚。

秦朝时，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官吏没有叛乱，百姓叛乱了，这跟严酷的官吏治理不无关系。

第二，要求律法公开和公正，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从制定到执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法律体系。

商鞅变法时，沿用了法家的明文规定，他要求律法的文书要公开公正，让普通民众也熟悉律法，这样就保证了底层民众在权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另外，他要求官吏不能徇私枉法，如果只反映贵族阶层的利益，枉顾普通百姓的利益，这种法律就有失公正，就不是公法。

秦朝之前，人们做事都听从君王的，但有了律法，所有人都要遵从律法，即便是君王，也不能无视律法，不能践踏法律任意妄为。

这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约束和监督，而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在秦朝的法治思想的统领下，人们有了法律意识，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可悲的是，商鞅创立重刑，最后也死于重刑。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治代替礼治，以刑去刑。

西周时期，统治者提倡礼仪治理，没有成文的法律，而在赏罚方面，也是不罚上层，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对于大夫级别的官员，是没有约束作用的，这种法律没有平等性，形同虚设。

至秦朝，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即便是太子犯了法，也要受到惩罚。通过法律平等的执行，限制了君王和大臣的权力，从律法层面防止了人性中不好的事物。商鞅的变法，提出了无论亲疏贵贱法律面前都一样的进步思想，这符合当时的变法要求，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第四，用重刑威慑贪腐和犯罪，让人们不敢犯法，从外在约束人性中的恶。

为了杜绝犯罪，秦朝制定了一系列律法，来约束人的行为。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往往很轻的罪，但执行起来却很重。在重刑的威慑下以及国家权力机器的压制下，罪犯不敢轻易肆意妄为。

虽然这种重刑受到了儒家人文思想者的诟病，认为对人的身体摧残过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重刑的执行确实达到了降低犯罪率的目的。法家所提出的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思想，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瑕疵，但在当时，却有着很大的进步性。

不过，法家的法制治理也有不多不足，比如没能做到照顾民生，没有考虑到以人为本。法律的对象是人，如果这两点考量不到或考虑不周，势必会影响到民众的基本权益。

法治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而制定法律时，要考虑到民众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本宣科，一味地严苛。法律不能随意制定，也不能凭空而生。针对时代的情况，不因循守旧，不僵硬僵化，才能让法治更持久。

民心是制定法律时最主要的核心，是最重要的考量，立法要围绕者民众的利益或生存的权力，另外还要知道民众是否能真正做到。如果民众们都饥不果腹，吃不饱穿不暖，那严苛的律法可能就成了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这样的律法，他们也不会遵守。

除了以上这点，秦朝的法制思维在起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秦朝后期，法律过于严苛，加上只有法治，没有德治和素养的提升，国家的治理自然就会从外部瓦解。

法律的出发点是约束人的犯罪行为，而在这方面，道德建设更为关键和管用，因为法律仅仅是从外部来约束，而道德是从内在，让人心甘情愿地不想犯法，不能犯法。

法律并非万能，人性和人始终有着不足和缺点，所以法治要和德治共同进行。这就好比人需要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法治的手段是刑罚和赏赐，但秦朝一直是注重刑罚，忽视赏赐，忽视内在的德治，这就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毕竟法律最后面对的还是活生生的人，重罚不赏，早晚出问题。

秦朝的法家提出缘法而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法律干预生活，规范人的行为，将法律作为治国之本。比如商鞅提出的法必明、令必行思想，就是强调法律的严格执行。

表面看，这种律法很平等，但实际情况却是，君王和贵族特权阶层，依然可以通过漏洞，把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一旦沦为君王的个人工具，法律也就丧失了其意义和作用。

秦朝时，国家的整体非常强大，但到具体的个人，就无法言说了，所以从长远看，秦朝实行的是民弱国强的思想。当权者认为应该削弱民众的权益，加强国家的威权，这样才能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岂不知，这样做的弊端很多，当民众无法活下去，他们势必会反抗，这是人性的必然。

秦始皇为何要执行法家的思想，而非其他流派的思想呢？究其原因，跟法家注重外在的法律制约有关。法家认为人性趋利避害，人活着就是追逐名利，所谓的道德或德性，常人无法达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法律成为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如果能用法律让民众服从，不再多事，这种制度在统治者眼里，肯定要大力推行。

法不阿贵，立法准确全面，司法公平公正，这些法律思想的提出，对于当时具有极大地进步，为中国的法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法家摒弃了神权思想以及儒家的人治思想，从外在建立了一套约束犯罪的体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秦朝的法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另外，只顾重罚、忽视民生民权、忽视德治、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些也成为制约秦朝法律无法走的更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