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位德国纳粹党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凭借他自己的努力，成功挽救了25万百姓的生命，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约翰・拉贝于光绪八年十月十三日（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因父亲早逝而中断学业谋取生计的他，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抵达中国，并于宣统二年（1910年）10月与妻子道拉在北京结婚。拉贝虽是德国人，但却对中国文化极度热爱，曾收集了大量关于北京的照片和绘画。

宣统三年（1911年），拉贝先生被位于北京东城苏子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录取，担任会计兼文书，此后除了短暂回国以外，长期生活于中国，并因工作先后辗转于北京、天津、沈阳等地。正如拉贝先生自己所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因此他虽是外国人，但却同样热爱这片土地。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拉贝先生开始担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由于当时德国纳粹党与国民政府关系尚可，因此拉贝先生得以在南京工作和生活，而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书写《拉贝日记》，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主动在南京的住所附近建造了一所德国学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开始进攻上海，在中日全面交战之际，外国人纷纷逃离中国，而拉贝先生却将妻子儿女留在了北京，自己则返回了南京。此后，虽然德国方面催促其离开中国，但他却只是将妻子和儿女送回了德国，而他自己则依旧留在了南京。

约翰・拉贝

日军攻占上海后，又转而进攻南京，并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城，之后日军开始在南京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作为一名德国纳粹党人，拉贝在这场灾难中虽然得以幸免于难，但他却亲眼见到了日军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例如“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每经过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都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应该是百姓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又如“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察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的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机枪声响个不停”。再如“12月22日，我们发现很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之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发现了30具尸首，大多数都是手脚被绑，有些人的脖子上还绑着石块。”

在发现一系列惨剧之后，拉贝先生给日军的指挥官和大使馆写了很多抗议信，信中详细描述了日军犯下的罪行，然而这些信件大多都石沉大海。无奈之下，拉贝在满含愤怒将日军罪行记录在日记中的同时，开始亲自参与到了拯救百姓的行动之中。

眼见自己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拉贝只能选择利用自己仅有的权力来帮助更多的无辜百姓。一开始，他只是将自己的院子予以开放，让自己家附近的邻居们躲到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院落中。

凭借着德国纳粹党的身份，日军对于拉贝的院子不敢有任何侵犯，于是很快“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的消息，开始迅速散播开来。紧接着，很多听到风声而无处可逃的百姓们，便纷纷开始涌向拉贝家中，很快拉贝那个并不算大的住所，便涌进了超过600名难民。

约翰・拉贝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圣诞节，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人的性命”。而拉贝不仅给这些难民提供了难得的生存庇护所，而且他还慷慨地负担起了这些百姓们的衣食起居，可以说拉贝家就是这些百姓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当收留的百姓较少时，日军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随着拉贝收留的百姓越来越多，他那德国纳粹党的身份也就无法再阻止日军那贪婪的兽性。

根据幸存者汤英的描述，一天晚上，在得知拉贝外出后，三个日本兵翻墙进入拉贝家中，意图残害藏在拉贝家中的百姓。当日本兵押着一个女子要翻出院墙时，恰好拉贝返回家中，见状便怒吼着要求日本兵滚出自己家，日本兵原本还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却拔出手枪，要求他们原路返回，无奈之下三个日本兵只得乖乖从围墙又翻了出去。

约翰・拉贝

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再度发生，拉贝又从难民中挑选了一些精干男子，要他们组成巡逻队，在院子内负责巡逻，一旦发现日本兵就吹哨子，然后拉贝先生便会赶到，对闯入家中的日本兵进行驱离。

为了确保难民们的安全，拉贝先生还用家里的床单做了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悬挂在院子当中，以确保日本兵不要轻易侵犯这里。不过，随着涌来的难民人数越来越多，拉贝不得不想别的办法来拯救更多的百姓。

为了挽救更多的百姓，拉贝先生又联络了当时还在南京的其他外国使节、牧师，共同组建起了一个四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并被推举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之后，拉贝先生与日军展开谈判，严禁任何日军闯入安全区内抓人杀人，日军最终承诺，只要安全区内没有中国军队，他们不会主动发起进攻。

建立安全区后，先后有25万百姓涌入了这片难得的庇护所，仅凭拉贝的个人能力，自然是无法庇护如此多的百姓，日军之所以不敢进攻安全区，更多是忌惮于拉贝的纳粹党身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6日，拉贝在日本大使馆参加宴会，对于自己保护中国人的行为，拉贝解释道，“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约翰・拉贝

由于拉贝不断阻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对此予以记录，而日军对此却无能为力。最终，日本方面就此向德国提出抗议，而德国为了维系德日关系，最终决定将拉贝召回国内。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拉贝被迫踏上返回德国的归途。临别之际，安全区内的百姓们找来一块红布，在上面写下了“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将其送给了即将离开的拉贝。与此同时，百姓们更是整齐列队，向拉贝先生三鞠躬以示感谢。另一位拯救万余人的魏特琳女士也前往送行。

回到德国后，拉贝并未就此忘记苦难中的南京百姓，他不断对外宣传日军的罪行，以期利用国际舆论给日军施压，迫使日军放弃残害百姓。然而，拉贝的所作所为，很快便引起了德国政府的注意。

为了阻止拉贝的宣传，盖世太保一度将其逮捕，虽然在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便被释放，但却收走了拉贝所保存的，由约翰・马吉拍摄的关于日军暴行的胶卷，以及他的六本私人日记，并责令其不许再作报告，不许出书，不许再宣传日军暴行。

而在德国战败之后，拉贝又因为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先后遭到苏联和英国的逮捕。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在经过调查证明其没有犯错之后，才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但出狱的拉贝却已是身无分文，再加上身患严重糖尿病，导致其生活极为拮据。

约翰・拉贝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拉贝的生活已经艰难到了仅能给孩子们煮菜汤、大人啃干面包、全家一度濒临饿毙的地步。消息传回国内后，南京市民募集了1亿元，后经国民政府按市价兑换成两千美元后，转汇至德国帮助拉贝。

1950年1月5日，拉贝因身患中风去世，享年68岁，他的日记资料则交由其孙子保存，而《拉贝日记》目前也成为了揭露日本南京罪行的最直接有力证据之一。

1996年，拉贝的子孙因无力负担其墓地管理费用，他的墓碑被拆除。国内得知消息后，经过积极协商，其墓碑最终于1997年被迁移到了南京纪念馆，从而使得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返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