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西方正处于大航海时代末期。如果说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东方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到大航海结束以后，世界的中心就开始向西方转移。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正在为工业革命积蓄力量。

世界正变得日新月异，中国有什么改变吗？很遗憾，没有。非但没有，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和戚继光的军事改革，还都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是一个倒退的帝国，这种情况下，即使工商业得到一定发展，也是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

不过要说当时中国的人全都没啥想法，那也不对，起码在思想界，也有一些士人意识到应该作出改变，比如一个叫李贽（1527年11月23日——1602年）的人。

李贽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廿六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他曾当过教谕、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当上了云南姚安知府。

作为封建王朝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李贽最后背叛了自己阶级，试图在封建王朝中开辟出新的思想道路。他的前半生苦读诗书，只为登科进仕。然而，后来的他却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离开的官场，落发为僧。亦又不甘当一个无趣的老和尚，处处和别人吵架，为心中的真理而战。他这一生四处流离，远远要比当一个古板的官僚精彩得多。

林载贽

即便是以今人的视角去看李贽，依然有很多人觉得李贽是个异类，不能理解他的选择。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商人世家，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泉州广泛地同海外诸国通商，即便是当时明王朝封闭了海岸线，但泉州仍然聚集了大量的异邦人，其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为主。相传，李贽的祖上便和阿拉伯女子通婚，故也有一说法，李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为此，他憎恶儒家学说便有了的源头。

李贽的民族属性已是不可考，但若说因他是回族便反对孔子的儒家学说，却也不太可能。李氏一族作为泉州的名门望族，即便在李贽一代已经是有所衰落，但在大部分商人的心中金榜题名、踏足官场才能光耀门楣。因此，李贽的早年是伴随四书五经而成长起来，而作为家族中最具天分的一个读书人，李氏一族几乎将希望都放诸李贽身上。李贽也不负众望，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得中举人，但无奈家道衰落再无力让李贽再进一步，只得就此前往地方衙担任一个微职，以此供养妻儿老母。

此时的李贽和当时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名人的半身有着几分相似，耗尽前半生只为科举考试，考中之后一开始也是担任不入流的官职。而这人在后来也成为大明朝赫赫有名之辈，在民间百姓心中更是被视作与包拯齐列。此人便是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但后来的海瑞官至户部尚书，位列三品，俨然算是明王朝的中枢人物。而李贽穷极一生也不过地方知府，堪算五品，倘若不是他后来的离经叛道，可能大部分明朝百姓还不知道大明帝国还有这号人存在。此时的李贽，和当下大部分年轻人并无不同，即便是成为一个小官吏，俸禄微薄的他只能为衣食而奔波，做一个古板的官僚不是李贽的最终追求，他还有比这更重要得多的事情去做。

尽管李贽已经跌跌撞撞地踏上仕途，但似乎老天还不准备让他就此平步青云。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贽父亲去世，按照大明朝的祖制，需要回到家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的李贽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迫于生计的他只好以教书为职，而在后来竟成为他终身事业。

然而，教书的薪水始终难以养活李贽一家，他的子女大部分因营养不良和就此离去，只剩下一女儿。作为族中唯一有官职的李氏子弟，他甚至还要背负照拂家族的义务，这能力有限的他感到十分的窘迫。儒家体系建起了的传统礼教，强加于人身上的义务与责任，也让他开始走向儒家思想对立面。于是他逐渐萌生了逃避和反抗的想法，寻求独立的自我思想。

林载贽‍

丁忧期满的李贽也未能如期重新入朝为官，直到一年多后，他才重新担任国子监教官一职，凭借自己独到授课，李贽获得官场之外的美誉，却面临和妻子分割两地的凄惨境地，庆幸的是他官途顺畅了起来。万历五年（1577年），50岁的李贽成为姚安知府。但三年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官场，在人们诧异的眼光中，落发为僧。

明明前途一片大好的李贽，却选择离开自己沉浸多年官场，去当一个和尚。这在当时无异于是重磅炸弹！但如此独特的人终究不会就此而默默无闻，成为和尚的李贽也将成就属于他自己的传奇！

但这种决定在当时注定没有多人能理解他，他的族人异常愤怒。他们已然将李贽作为李氏一族的门面，尤其是在李氏一族衰落之后，李贽成为了李家最后希望，但现在希望破灭，他们自然不能接受。他们不但差族人不远千里之外来来劝他回归仕途，以此为李氏子弟未来庇护一二和官场提携，在李贽多次冷眼相待之后，族人认为还俗已是不太可能，于是自作主张地开始瓜分他的存留之物，安排了一个侄子作为李贽的继承人。他们认为李贽尽管离去，但家中遗产则应当归为李氏一族所有。还时不时修书前来告知他族中琐事，希望他能主持一二。殊不知，正是他们强加于这类义务和责任让李贽最终立志离去，一概不理这类族中之事。对于族人自作主张为他安排日后遗产继承人，则是淡淡说：“若李四官前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值得一说的是，落发为僧的李贽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比他当初为官之时还要滋润几分，曾经作过教师的他开始频繁前往各地讲学，所获不少，加上平日里有他的朋友接济一二，其中有些人甚至保持了长20多年的接济。因而他专心进行学术研究，也仍能保持为官时的生活水准和生活习惯。

今日谈及李贽时，不但会议论他的才学，还会诧异他一些为常人不能所理解的举动和困惑他自相矛盾的前后行为。后半生的李贽已经无需担心生活，凭借他讲学而获利，也成为酸儒抨击他的理由，对此李贽并不在意，毕竟他从未以清高的读书人标榜自己。再者，儒家之祖，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在收徒时尚要收取两根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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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蔑视传统礼教，不惜以辞官落发作为对抗，并在后半生一直以嘲讽这些陈旧的条例，但骨子却依旧保持一个传统文人的傲骨。当时辞官的李贽尚未落发而是一直借宿于友人耿定向的家中，作为心学的两个信仰者，李贽的大部分思想认知要比当时的为官的激进得多，以当时的社会观念来看，可以说标新立异，亦或者放浪形骸。这就意味着，他与耿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耿定向即便是心学的信仰者，但已经入朝为官，作为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者，他无法像李贽一样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在后来两人决裂，李贽就此离开耿家，再未接受耿家一分接济，似乎认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李贽后来创立佛堂而到处讲学，同时他与耿定向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两人以笔为枪，开始一场心学认知的争论。

李贽的矛盾同样体现在教学方式，他将孔夫子是作为万恶之源。但在他讲堂上，任何人都可以坐立旁听，甚至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还有不少胆大的妇女认真倾听，这种自由散漫的教学方式又似乎是对孔夫子的有教无类的另类贯彻。

真正体现李贽魏晋风骨的是他对无视传统礼教的束缚以及对真理探索的方式的率性认知！他曾经率众人前往寡妇家中化缘，不曾理会所谓的寡妇门前是非多，以亲身行为表达他对自由的认定多重含义：即是不受礼教束缚的行为自由，以及抨击传统儒家和四书五经的言论自由。这同样在表现在他与耿定向的争论中，李贽认为心学中探索得“良知”最后一个快乐的结果，耿定向就曾借他教堂下有妇女旁听和寡妇门前化缘，抨击发问他这亦是属于良知探索吗？

李贽在政治方面的主张主要表现为，他提倡功利主义，主张男女平等。宋明的孔孟之徒们为了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把孔孟之道改造成为反动“理学”即“道学”。这些理学家们竭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观点。他们颠倒黑白，把剥削阶级的自私、贪欲美化成“天理”，而把劳动人民的合理要求、反抗斗争污蔑成“人欲”，妄图以此来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李贽尖锐地指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骗人的谎言，是自欺欺人，他说，“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既然连“圣人”都贪图私利、富贵，劳动人民更有权力要求温饱，要求满足个人的生活愿望了。因此，“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当然，李贽认为“人必有私”，把自私自利说成是人普遍的本性，是十分错误的，他用此来反击理学家们也是十分没有力量的。这是他的阶级及其时代局限造成的。但在当时，作为与“理学”对立的一种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李贽还反对重男轻女，主张男女平等。他特别反对认为女人的见识一定比男人低的看法。他主张妇女要解放，婚姻要自主，他对汉武帝时卓文君自己作主选司马相如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卓文君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同司马相如结了婚是对的。这也是对宋儒“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封建纲常伦理的一个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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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受到纲常伦理和道德捆绑的年代，敢为女性发声的人不多，李贽却一反常规，他不仅明确提出“男女平等”这个说法，还在自己的著作《初潭集》中提倡“论才不论性别”——人有男女之分，而见识高低没有男女之别。

李贽说，并不是整天待在闺房中，就一定见识短，并不一定行走江湖，就一定见识长。很多女子通过读书，才识远远超过了男性，让当今的男子“羞愧流汗，不敢出声”。女性一旦获得了和男性相同的学习条件，取得的成就，不一定会比男性低。

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昨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公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祗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憎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傍观者丑耳。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此区区者特世间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迦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其为远见乎，短见乎，当自辨也。余谓此等远见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数百年积德未易生也。夫薛涛，蜀产也，元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定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

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鼓励女性自由与解放，还在实际行动中，向伦理纲常发起了挑战。

他开办书院，不仅收男学生，也收女弟子，著名的如梅澹然，女尼自信、明因和善因等。他和这些女弟子往来自若，谈笑风生，从来不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有所避讳。对于她们的学问也尽力指导。

李贽的尊法反儒精神是以他的朴素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宋明理学家们说什么“理在气先，道在事外”，认为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的东西而存在，并且可以造化万物。李贽则认为，主观精神的“理”、“道”不能脱离客观世界的“气”、“事”而单独存在，针锋相对地指出，“之人，犹水之在地也”。对万物的起源，李贽也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夫厥初生人，唯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就是说，万物的产生是阴阳二气的作用，人类的生成是男女双方的结合，否定和批判了理学家们的“理”是造化万物的主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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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贽看来，儒家之徒都是一伙死搬教条，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的饭桶，是不务实学的“小人之儒”，根本不会治理国家。李贽还用犀利的语言，批判了孟轲继承孔丘的全部学说，“欲以死语活”，用死人的话来统治活人的阴谋，揭穿了汉代的“百儒之首”董仲舒“不计功谋利”的谎言，抨击了可恶的朱熹“正心诚意”的说教。李贽把宋明理学家对孔丘的吹捧形象逼真地比喻为“前犬吠影、后犬吠声”，只是瞎起哄，“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贽高度评价秦始皇，称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他充分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事业，推崇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并推荐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说柳宗元的“《封建论》卓且绝矣”。对于汉承秦制，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刘邦，李贽说他是“神圣开基”的“王者之师”。汉武帝抵抗匈奴，反击侵扰，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李贽赞扬他是“英雄继创”的“大有为不世出之主”。李贽还把帝王以外的历史人物按他的观点分别编入大臣、名臣、儒臣等传里。

李贽认为，大臣在治理国家中，“足当栋梁之任”，“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名臣虽“未必知学而实自有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把申不害、李悝、商鞅、韩非、李斯、桑弘羊等法家都列入了大臣或名臣传里，赞美他们“言必可用，用必其言”。李贽称李悝的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评价吴起的“法治”是“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则楚伯矣”；颂扬商鞅“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至富强”；认为李斯能从楚国到秦，帮助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是“知时识主”；推崇桑弘羊能治国、理财，“为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是治国不可少的人物。

李贽晚年居住在湖南麻城，宣传他的进步思想，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因此更受到封建卫道者的嫉视，将他驱逐，并捣毁了他的住所。对此，李贽表示“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坚持不屈，转而到湖北、山西、南京、北京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在先后完成了《焚书》和《藏书》之后，李贽多番抨击朝政的行为已经让大明朝的官员十分不满，有大臣专门列举了李贽数名罪状奏禀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下令锦衣卫抓拿李贽。早早有人告知的李贽未曾逃走，继续研究道佛两家的著作，安静等着锦衣卫上门将他逮捕入狱。数百年之后，有个叫谭嗣同的人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

林载贽‍墓

万历三十年（1602年），封建统治集团又以“敢倡乱道，惑世乱民”的“罪名”把他逮捕下狱。这时李贽其年已七十六岁，身陷囹圄仍然坚持斗争，不肯低头，最后他夺了给他剃头用的刀子，自割其喉而死，表示了他对封建统治的最后抗议。李贽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四书评》、《史纲评要》等。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非常害怕，认为“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必须“尽行烧毁，不得存留”，明清两代都列为禁书。但是，李贽尊法反儒的思想光芒却是他们无法掩盖的了的。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的学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苏侍御捐银钱为其树碑。据说“卓吾血流二日以殁，惨闻晋江，士庶甚闵，于晋江西仑作温陵先师庙，颇奉香火，后毁于兵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