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5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第二次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这是淮海战役前，华野所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指派，华东局书记饶漱石（1903年11月23日——1975年3月2日）主持了会议。在会议上，这位华东区党政最高负责人的讲话毫不客气：“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个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智慧。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那么济南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饶漱石为什么表现出如此坚决、不可回旋的态度呢？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毛泽东指令陈毅和粟裕带领华野司令部以及七个纵队转战中原，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偌大的华东野战军被分为了三块。其中陈粟大军负责经略中原，许世友的山东兵团留守山东，该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韦国清和吉洛则领导苏北兵团，负责转战于苏北。该兵团也由陈粟指挥。而这就是“七月分兵”。

“七月分兵”虽然加强了各部队的主动性，但同时也滋生了独立性以及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时间一久，就不大愿意重新接受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不只华野独有，中原野战军也曾出现过。比如陈赓、谢富治曾一度在军委的领导下独立作战，后来又回归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麾下。虽然两军合兵，但配合上一度不是很理想。刘伯承、邓子恢和张际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批评陈谢兵团：“四纵（陈谢兵团）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行动。”

在这方面，华野大军也不例外。华野主力与山东兵团长期各自为战，配合上也出现了问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22日，粟裕发出了著名的“子养电”，向毛泽东“斗胆直陈”，否定了主席要他带领3个纵队跃进江南的战略规划，而是将主力留在中原，与刘邓大军、陈谢兵团采取“忽集忽分”的方法，将国军主力全歼于江北。这样一来，江南之地就可传檄而定。

粟多珍

对于粟裕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而粟裕也立下了“军令状”，即在8个月之内歼敌12万，同时还要把邱清泉的第五军给灭掉。

为了让粟裕兑现“军令状”，毛泽东给予粟裕空前巨大的权力。首先，毛泽东给了粟裕充分的指挥权，决定将陈毅调离华野，前往中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由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由此华野完全由粟裕一个人说了算。

在各路统帅中，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并领导战区党政军工作的，除了彭德怀和林彪，就是粟裕了。

粟裕得到任命之后，立即发动了豫东战役。此战之中，粟裕巧妙转用兵力，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全歼区寿年兵团，打残了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黄百韬的整编25师，歼敌9万多人。

毛泽东给粟裕定下的8个月12万人的歼敌指标，粟裕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75%。豫东战役，国民党军主力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改变了以往“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恶习。友军一旦被围，都奋力支援。然而即便如此，国军依然在这场大会战中落败。从此以后，国军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豫东战役前，蒋介石认为让一个兵团单独行动，解放军肯定是吃不掉的。然而豫东战役之后，蒋介石绝望地发现，一个兵团单独行动也不安全了。

在粟裕在中原挥斥方遒，蒋介石不得不将部分山东国军调回了中原。由此，许世友趁虚发动山东大反攻，除济南、烟台、青岛等少数据点，山东已经完全解放。由此，粟裕决定一口气解放济南，全歼王耀武的10万守军。

粟多珍

粟裕认为，济南是一个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而且中原的国民党重兵集团随时可能北援。为了防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粟裕不仅需要强大的攻城兵力，同时还需要同样强大的打援兵力。因此粟裕考虑将华野、山东、苏北三支大军兵合一处，以雷霆万钧之力攻克济南。

毛泽东很快便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他先是要求华野全军转入休整，休整结束后由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根据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这是自七月分兵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粟裕重新统一指挥华野全军，一段时间由军委以及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山东兵团重新回到了粟裕麾下。

华野大军兵合一处后拥有32万大军，远超王耀武的10万大军。有了如此强大的兵力优势，毛泽东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方案，那就是“攻济打援”。

按照常理，无论是攻济南，还是打援兵，都要分主次。要么主要攻城，要么主要打援，总归是需要一个侧重点。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攻打济南，打援的兵力要和攻城的兵力一样多。

济南战役形势图

首先，如果动用优势兵力全力攻城，国军援军就会真来。这样一来，济南攻不下，打援部队也无仗可打。相反，如果在攻济方面投入过多，打援部队顶多只能组织敌人的援军，而不能消灭敌人的援军。因此，毛泽东决定攻城和打援并重，将兵力平分。我军不仅要攻下济南，同时还要诱歼国民党援济主力。这样一来，中原的局势就完全打开了。

粟裕得令之后，立即于8月25日至29日召开了曲阜会议，这是第一次曲阜会议，各纵队司令员都有参加，但许世友因为生病还在胶东养病，因此没有参加会议。

在会议上，粟裕将全军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粟裕强调，为保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和内部团结，克服“七月分兵”后带来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特意将全军大乱配置，混编起来。

山东兵团下属的7纵、9纵、13纵以及渤海、鲁南纵队，共十多万人。其中七纵和半个鲁南纵队被编入打援集团。其他部队，均划入攻城集团。可以说攻打济南城，依然由山东兵团主要负责。同时粟裕为了加强攻城兵力，还将3纵、10纵以及特纵的一半投入攻城作战中。从兵力分配上看，攻城部队约有14万人，打援部队有18万。

攻城、打援并重，但在毛泽东和粟裕看来，在攻击区域的选择上不能并重。济南的攻城集团被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以山东兵团聂凤智带领的9纵为核心，是助攻集团；而华野宋时轮的10纵则为西集团的核心，是主攻集团。许世友、王建安，则作为攻城的总指挥。

许仕友

许世友到任后，立即给毛泽东发电，要求“粟司令坚决阻击援敌”。然而毛泽东却绵里藏针地于9月1日给许世友回电：“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但同时，毛泽东再次明确了华野全军的指挥责任：“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很显然，毛泽东所表达的是：“粟裕绝不只是负责打援集团，而是攻城、打援两项一把抓，是济南战役的总指挥。”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该电报里强调：“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第二阶段则根据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有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也就是说，在攻打济南方面，必须以西面为主攻，即占领其飞机场，断绝济南最后的支援通道。毛泽东还标明“此点甚为重要”。

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变了样。原来聂凤智从许世友那里得到的命令居然只是做“助攻”时，感到非常不高兴：“我们九纵什么时候当过助攻？”要知道这个9纵是许世友的老部队，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牌27军。在后来的誓师大会上，聂凤智在给部下传达命令时，竟然宣布：“我们九纵拿了主攻任务，给我第一个打进济南城。”

九纵的一些师级干部说：“我们也参加了会议，明明是助攻啊！”聂凤智回答：“我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主攻、助攻还听不出来吗？”

许世友后来参加了攻城东集团的誓师大会，结果发现9纵的将士们一口一个“主攻”，于是怒道：“不是助攻吗？怎么打起主攻了？”聂凤智回答：“司令，我们助攻改主攻，一不需要加人，二不要添枪，部队规模也不变。如果我们这些打助攻的部队最先攻入济南，岂不更好？更何况助攻变主攻，也是有战例可循的。让我们放开手打，打好了说不定我们就成了主攻。”许世友怒气冲冲地说：“好吧，你要是搞砸了，我就枪毙你示众。”

王耀武

对于攻打济南来说，许世友和聂凤智临时改变作战计划是相当有利的。王耀武是国军名将，他早就料到粟裕肯定会主攻西城区，因为那里是由杂牌部队——吴化文部据守的。因此战役开始前，王耀武将大多数兵力布置在西城区。谁知不久后，东城区传来了“噩耗”，国军在那里的重要据点茂岭山和砚池山被9纵在一夜之间拿下了。王耀武认为，这两处防线极其坚固，至少能守半个月。

这一下就把王耀武搞懵了，东城区、西城区，解放军到底以哪里为主攻方向。一时间王耀武方寸大乱，指挥失常。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吴化文起义的消息。西城区和东城区同时被攻破，王耀武的地盘只剩下内城了。

就这样，许世友仅用了8天时间就攻克济南城，10万守军全部被歼灭。济南也是我军所攻克的第一个敌军重兵防守的城市。

许世友吃到肉了，但粟裕没有吃到。这是因为许世友打得太快了，国民党军的援兵还在半路上。敌军一听济南已经被解放，如临大赦，赶紧回到了自己的防区。粟裕的打援计划没有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命令许世友在第一阶段主打西城区，就是要营造出一副全力攻城的模样。但全力攻城也有个度，那就是不能让济南在短时间内被攻克。如果济南短时间被攻克，打援计划就难以实施了。按照毛泽东和粟裕的规划，济南这块肥肉本来可以吸引更多敌人。而如今，济南打援却成了未能实施的战役。

济南战役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大胜，但这场大胜同样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粟裕虽然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但指挥环境依然很艰难。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归粟裕统一指挥”，但在实践上依然有所折扣。

同时粟裕一面指挥作战，一面还要考虑内部关系，经历有限。因此济南战役后，毛泽东准备把陈毅调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内部纪律。

毛泽东虽然有意让陈毅回华野，但实际却无法实现。原来中原局的邓小平已于7月25日去西柏坡开会，陈毅根本走不开。邓小平回中野后，陈毅也被其他事情所耽搁，无法回归华野。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复电陈毅“同意暂不去华野”。

梁朴

无奈之下毛泽东又想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饶漱石。饶漱石虽然不在华野任职，但却是华东党委的最高负责人，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华东军区以及华野全军的政委”。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这里的“帮助”，是指帮助粟裕调整内部关系。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给华野去电：“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

10月1日，粟裕和饶漱石在商量后，确定了第二次曲阜会议的议程，其中第一条就是由饶漱石报告并传达中央关于反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决定。

10月5日，华野师以上的干部参加了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华野14个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渤海纵队、鲁南纵队、华野所属各级团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饶漱石在会议上，先是表扬了华野此前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但随即他话锋一转，开始批评华野之中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倾向：“为什么毛主席在报告中对加强纪律性提德那么重要呢？这是因为今天战争规模扩大了，在大规模战中，需要各方面互相配合，互相协同，如果纪律性破坏了，任何一个纵队、一个师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就要使我们军队遭受损失，使这个战役遭受损失。大规模战争要保证胜利，非加强纪律性，非统一集中不可。”

梁朴

同时饶漱石还说，华野之前之所以会分为不同的兵团，是因为敌人将我军分割开来，不得不各自为战。而如今，山东已经解放，地区已经连成一片。过去的分裂是敌人造成，但今天在客观上打成了一片，便要求统一集中，不管你是哪个部队哪个地区，都要统一于中央的领导。

之后饶漱石针对济南战役，做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饶漱石讲话完毕后，各纵队和各师主要负责人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许世友在济南战役后因极度疲劳而病倒，未能参加第二次曲阜会议，也遗憾地错过了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他也终生引以为憾。

曲阜会议后，华野各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粟裕也对华野进行了重新编组。粟裕将原属山东兵团的9纵和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了调换，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由王建安和谭震林领导。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南纵队一样，受华野司令部直辖。

从此之后，完全体的华野大军正式集成，一共16个纵队、共38万大军，而这支大军由军神粟裕完全领导。

粟裕就是这样的将领，无论给他多少兵力，都能创造奇迹。给他一支小军队，他能创造小奇迹；给他一支大军，他就能让全国的解放提前很多年。

粟多珍‍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泽东将这样一支大军交给粟裕，充分说明了他对粟裕能力的绝对信任。为此他一步步地为粟裕铺平道路，为他营造了绝佳的指挥环境，可以使他心无旁骛地发挥自己罕有的军事才能。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23日，粟裕挥动了指挥鞭。除鲁南纵队留守济南以外，华野全军38万人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地向淮海进军。浩浩雄师，中原逐鹿。数月后，国民党主力55万人在粟裕以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妙策之下灰飞烟灭。从此之后，江北再无强敌。毛泽东原本认为我军能在5年内实现全国解放，而粟裕却硬生生地提前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