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老城
宋绍良，1906年出生，山东平原县北张庄村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7年6月30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宋绍良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7月，他参加南下干部集训，随后被编入南下新兵团，到邯郸整训。
1948年春，新兵团从邯郸出发，日夜兼程，一路上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948年8月底到达桐柏解放区。稍事休整，立即投入战斗。党组织分配宋绍良到老河口市任市长。
老河口市地处豫西南、鄂西北的交通要冲，南北军事调动过往频繁，受战争摧残严重。1948年7月，当它回到人民怀抱中时，已是千疮百孔。9月，老河口市委书记李运先、市长宋绍良率30名干部进驻老河口市，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抓经济恢复，一个多月时间就使这座城市恢复了生机。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在我人民解放大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放弃南阳，窜逃湖北襄樊、光化一带。李运先、宋绍良接到上级紧急指示，要他们暂时避开敌军的锋芒，撤离到城外打游击。
两天后，不见敌军消息，宋绍良决定带少数干部回城安排城防秩序。同志们劝阻说：“敌情不明，进城要冒生命危险。”宋绍良说：“丢掉我个人的生命事小，丢掉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事大。我是市长，应对老河口市群众的生命财产负责，决不能让敌人从这里带走一针一线。”遂带领3名干部数名警卫悄悄入城。
就在他进城的这天夜里，敌军先头部队一个营也窜入城内。宋绍良刚刚开完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敌军就向市政府包抄过来。宋绍良沉着地分析了敌情，立即动员群众向汉江岸边撤离，乘船渡江。
当船离对岸还有十几米时，敌人追来，将船击沉。宋绍良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涉水前进，却陷入深深的泥潭中。警卫员郑金元冲过来拉他，他发现一名干部负伤，忙令警卫员抢救伤员。
警卫员不顾一切把他拉上河岸，保护着他沿着河岸向谷城转移。一路上他机智地摆脱叛徒的纠缠和土匪的数次拦截，经过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晨到达谷城。时桐柏行署副主任李实在谷城，正准备转移。他向李实详细汇报了老河口的情况后，被安排在当地打游击。
宋绍良将失散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汉江大队，同当地顽匪展开英勇的斗争。天气渐渐变冷，汉江大队补给困难，衣食无着，在寒冷的冬天，将士们只好赤足行军。宋绍良的双脚也被冻烂，裂着血口，每走一步都要流血，艰苦倍至。有一天，遇到四分区干部燕忠山，燕见宋绍良行军困难，将自己的鞋子送给他。宋绍良却把它转送给更困难的同志。
1949年1月，燕忠山把宋绍良的行踪转告桐柏三分区。三分区派一个营到湖北深家康一带找到宋绍良，把他们接回河南邓县。
1949年3月，南阳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宋绍良任专署秘书主任。在解放大军渡江作战的日日夜夜里，他始终战斗在支前第一线，发动群众赶做军服军鞋，筹集粮草，调运物资，修路架桥，保证大军顺利过境。
1951年6月，宋绍良出任南阳专署副专员，在地委的领导下，着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建国初期的南阳，经济上面临的严重问题就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贷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仅1950年，南阳就曾发生4次物价大被动，而每一次波动都是由不法商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所引起。
宋绍良对此深恶痛绝。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不法分子，依法取缔不法商户的经营。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物资，向市场抛售。并在全区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拨，统一现金管理，大力回笼贷币。同时，积极推销公债，强化税收工作。
几经努力，物价稳定了。但由于推销公债过多，查税过严，致使大多数私营工商户经营困难，出现了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人数增加的现象。
市场的萧条，使宋绍良始料不及。他立即向地委和省委打报告，主动检讨错误，认为自己没有执行好党的“照顾四面八方”的政策，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时讲究策略不够，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请求组织处分。省委接到报告后，并没有处分他，只是要求南阳地委立即采取措施，把损失挽回来。
南阳地委立即研究对策。决定一方面扩大对私有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提高社会购买力，另一方面合理调整工商业，对税收工作实行个人自报，大家公议，税额既定，及时纳税的征税办法，并对经营困难的商户提供低息贷款扶助等。会后，宋绍良立即主持组织实施。市场又逐渐由萧条走向繁荣。
宋绍良反复告诫身边的同志，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取巧，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对此，他一直都是身体力行。
他经常在晚饭后闲暇时上街看看。当发现从平顶山拉煤回来的许多农民蜷曲在架子车下过夜时，立即通知政府各部门马上派人安排简易旅社，保证每人都有热汤喝，有被子盖，只许收二毛钱，超支部分由民政部门解决。布置以后，仍不放心，又派秘书到现场督促落实。
1952年春，宋绍良到新野县检查麦田管理工作。一天早上，天刚亮他就到地头看麦苗长势，无意间听到一个老农说：“今后谁不听共产党的话谁吃亏。今年听共产党的话，咱种麦多，长也好。可惜就是缺肥。要能再追次肥，肯定又是个丰收年。”宋绍良默默记在心里，第二天回到南阳，立即找到供销社主任孙玉尊，了解肥料库存情况。接着就给新野县长打电话，通知他派车将肥料运回去，保证三日之内送到群众手中。
“三反”运动结束后，组织上决定提拔一批干部。有三名干部在党小组生活会上评议未被通过。宋绍良做工作说：“这些同志虽然有缺点，但长处还是主要的。他们都在不断进步嘛。”从而使三名干部顺利提级。当地委决定给他爱人提级时，宋绍良却说：“她级不低了，把指标给别的同志吧。”一票否决。
1952年10日，专员郭思敬调离南阳，地委研究由宋绍良接任专员，南阳市市长孙冠军任副专员。宋绍良知道后，忙给地委书记杨立功打电话：“孙冠军同志能力比我强，他当专员比我合适。”杨立功说：“地委已经决定，你不要推辞。”宋绍良仍不同意。杨立功急了，说：“老兄，你这是为啥?”宋绍良说：“我对革命负责，对工作负责。”
孙冠军到专署任专员不久，积劳成疾，却不许警卫员给他请医生治病。宋绍良知道后，让自已的警卫员去请医生。孙冠军却把药方锁起来，不让抓药。宋绍良说：“你不治病，还咋对革命工作负责？”孙冠军说：“现在财政很困难，吃药要花钱，我这病挺挺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孙冠军病情突然恶化，来不及抢救就去世了。
时孙冠军的父亲从河北来看儿子，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用草绳扎着腰取暖，宋绍良得知老人的棉袄已穿了18年，就和几个同志凑了一点钱，为老人做了一套新棉衣。老人离去时，他又让家人为老人备足路上的干粮。
孙冠军病故后，地委再次决定由宋绍良任专员。杨立功征求他意见时，宋绍良又说：“林晓同志能力比我强，他当专员比我合适。”1953年1月，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晓出任南阳专署专员，宋绍良任专署第一副专员。
1953年3月，南阳地区发生虫灾，灾情报告雪片般飞到地委。宋绍良接到通知后，立即带领工作组到灾区检查指导工作。经过半个月努力，基本消灭虫灾。
就在干部群众脸上刚刚露出笑容的时候，4月11日夜突然下了一场大霜。全区麦苗一夜之间枯萎，老百姓成群结队围着麦田痛哭，有的甚至要拉棍出门要饭。地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订出《关于保麦备荒的紧急措施》，号召全区人民把保苗备荒做为压倒一切的突击性工作，迅速行动起来，战胜灾荒。
地委书记杨立功号召机关干部深入灾区大家，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宋绍良带工作队到方城蹲点，扎根在最困难的群众家里，一住就是两个月，保证在大灾之年群众不仅没有发生灾荒，生活反而有所改善。
就在这一次，宋绍良得了严重的胃病。警卫员见他身体日渐消瘦，买了点心给他改善伙食。他批评道：“现在正搞‘三同’哩，你这样做是让我犯错误。”坚决不吃。
有个干部暗地里吃鸡蛋，宋绍良的警卫员发现后，连劝三次不听，汇报给宋绍良。宋绍良把那个干部叫来寻问。那个干部知道错了，哭起来。宋绍良严肃地说：“搞‘三同’，是地委的号召，林专员和我都在认真执行，谁都不能特殊。这次不处分你，但以后不能再犯。”
战胜灾荒后，地委安排在工作中累病的同志到庐山休假一个月，由第一副专员宋绍良和组织部长杨林波带队前往。
一到庐山，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就要听南阳救灾工作汇报。宋绍良本应汇报，但他却主动把这项任务交给杨林波去完成。在庐山，有些同志希望乘机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宋绍良却说：“意见虽好，但我不能同意。组织上让我们在庐山休假，我们就不能到其他地方去。无事时多看书学习，时间一到就回南阳。”一句话打消了同志们的念头。
1953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各条战线上传达贯彻和“一五”计划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中央分期分批从南阳地区抽出了大批干部转向工业建设。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专署的领导班子再次进行调整。1954年6月1日，宋绍良被任命为南阳地委常委、南阳专员公署专员，全面主持南阳地区的行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