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给杨立元脑海里凿下深深记忆的小村子有两个，一个叫芝麻坨，另一个叫小宋家峪，前者是他下乡驻地；后者是他采石挖沙的地方。

芝麻坨很小，只有七十多户人家，五百口人。村周边有十几个高高的沙坨，冬天或是春天一刮风，便沙尘四起，遮天蔽日。

杨立元是1975年的“三同”干部，所谓三同，就是下乡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是那里工作组组长。

他永远无法忘记地震刚刚发生后耳边的各种声音：房倒屋塌声、人畜喊叫声、哭嚎声，还有那带着独特乡音的呼救：“天塌地陷了！”

杨立元从土棚子里爬出来，冒着小雨，组织社员自救，所幸没人死亡，只是几十人被砸伤。他和生产队长一起，把社员转移到村外的高地沙坨上。

很多社员的房子没倒，堂屋里却翻起了半人高的沙子，沙堆中心有一处细细的“泉眼”，一个劲往外冒水，沙子很细，水很凉。

村东头大坑里的水有一半涌到土路上，里面的鲫鱼也都随水飞了上来，在沙土地上一个劲的扑棱。

天亮时，公社一位副书记拄着棍子来大队查看灾情。副书记说：“你们这里情况好多了，河沿庄和大佟庄砸死了好几百口人了。”

上午10点多，社员老孙头的儿子骑了八十里的自行车，从唐山赶过来。小伙子在唐山的一家工厂上班，一见面便嚎啕 大哭：“我从楼里被甩出来，市里都平了，路上到处是死人。”

雨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停。

杨立元接到消息：下乡工作队全部撤出。离老家百里之遥，没有自行车，他只好步行回家。

一路上到处都是运尸人，有用自行车驮的，有用排子车拉的，更多的是用卡车，好像拉货一样，运到集中掩埋的地方。

当晚十点，杨立元赶回家中。

家里房子都塌了，好在，家人平安。村里很多在唐山火车站上班的人，大部分都被砸死。

有一个车站上的干部，因为那天晚上唐山铁路俱乐部有演出，把在老家的孩子、老婆都接了过去，看完演出娘俩住在了市里，结果，一家三口全部遇难。

7月29日上午，杨立元去一个下乡队员家取他的自行车去县城。二十多里的路，还是步行。

临近中午，杨立元路过一个小村，走到一个小防震棚前。

“大姨，我这赶了半天路，饿了，和您讨口吃的，有吗？”杨立元问道。

“有，有，你等着，”老太太说着，走进小棚子，一会就端出一碗玉米糊糊。

“大姨，您家里人都还好吧？”边喝粥，他边和老太太攀谈起来。

老太太指了指屋外的两辆手把被砸弯的自行车说：“这两辆洋车子是和儿子、儿媳一块拉回来的，他俩在唐山上班，都被砸了。”

杨立元盛着粥的碗停在嘴边，他想安慰老人几句，老人却像讲故事一下，继续悠悠的说下去：“你看，外边那两个孩子，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孙女，不管咋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要结结实实活着。”

杨立元沉默了，他实在找不到安慰老人的词汇。

“小伙子，我再给你盛一碗，吃饱喽。”

“不用了，大姨，谢谢您，我吃饱了。”

不用说一碗玉米糊糊，就是再来一锅，杨立元也能喝得下，可是，那时粮食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地震，就显得更金贵，他怎能一个人把人家几口人的饭都吃了呢。

杨立元顺着京山铁路旁的一条小路一直往北走。

铁轨弯弯曲曲伸向远方。不远处，一列火车随着铁轨拐了弯，还有几节车厢倒了，列车上已经没了旅客。天上有直升机嗡嗡的飞，一个个箱子、口袋丢下来，人们追着东西跑，边跑边喊。

八月十日，一纸通知下来，杨立元被抽调到八十公里外的滦县九百户公社小宋家峪大队挖砂采石。

震后，大规模的重建即将开始，需要大量砂石料。杨立元摇身一变，成了料厂政工组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的角色。

当时，丰南县一共8个工委，每个工委抽调100人，800人坐上火车，行驶在刚刚修好的京山铁路线上。

那是杨立元第一次进山，到处是绿色，满眼是鲜花，还有那弯弯曲曲的山路，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料厂学的是部队建制。8个工委的800名工人分成8个连队，下面每个公社再设置一个排，连排都有带队的人，称呼上也是连长、排长的叫，再上面是厂部，厂部负责人改称厂长。

第一 项工作搭工棚，一个工棚住20人，生活用具都是带来的抗震物资，全国各地支援的。

工人的待遇和农民一样，所在大队给记一等劳动力工分，标准是10分，管吃管住。

工作流程是先把砂石挖出来，支上铁筛子，然后用铁锹把砂  子碎石往筛子上扔，从筛子眼穿过去的留下来，装上挂车运走。

800名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逃避精神上的折磨来的，这里离老家远，不用常常想起死去的人，受伤的人，还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能够治愈这种伤痛。

事实证明，痛苦很难轻易挣脱。人，不是机器，干活时，休息时，总要说话，而地震是躲不去的一个话题。

杨立元上中学时有位老师叫吴士凯，老家在南孙庄公社，对他很好，他就和一个南孙庄公的人打听。

事有凑巧，他问的这个人，就是吴士凯的弟弟吴士超。

“我哥被砸死了，”吴士超说。

沉默。

然后，杨立元觉得不能把话撂下来，就问了句：“你家里都还好吧？”

谁知，吴士超闻听此言，哇的一声哭了。

原来，吴士超刚结婚一年多，老婆被一根檩条砸扁了脑袋，孩子不到一个月。

在家里，吴士超一个人带孩子，抱着孩子时，他就想起老婆，无奈之下，他把孩子托付给姐姐，一个人跑到大山里。

吴士超的哭声像一根不起眼的火柴，瞬间把整个田野里的干草点燃，二十多个大老爷们哭声一片。

没人能幸免于难，不是家里走了亲人、孩子，就是有至亲被砸死。

哭吧，在这茫茫的大山里，除了他们，谁又能听到呢？

还有一些人，半夜起来睡不着觉，冲出工棚，大吼几声，既摆脱了疲劳，也消减了思念亲人的苦闷。

进入腊月的一天晚上，大家早睡着了，突然一个民工高喊：“地震了！”

除了那位说梦话的民工外，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冲出工棚，不约而同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跑着跑着，排长明白过来，冲着前面的人高喊：“没有地震，快回来。”

没人相信他的话，十几人还在一路狂奔，有的人把鞋跑丢了，直到跑不动为止。

1977年年初，丰南县组建石矿厂，杨立元到昌黎县参加唐山地区石矿开采工作会议（那时的昌黎县归唐山地区管理）。

到了昌黎县招待所，他说什么也不敢进楼，执意要住在院子里。

服务员找来了招待所负责人，费了好多口舌，他才肯住进一楼，他说，一楼方便，有情况随时能跑出来。

小宋家峪，一个很小很美的村庄，但让杨立元非常意外的是，这里的阶级斗争抓得更紧，“左风”刮得更激烈。

每天早晚都能听到大队广播喇叭的喊声，早晨讲毛主席语录，晚上喊的是大队干部要求，风雨无阻。

有一回，杨立元和大队干部看山场。民兵连长拎着瓶当地出的老酒，兜里装着块咸菜，边溜达边喝，喝几口就咬一口咸菜。

民兵连长让他喝几口，杨立元说他嫌酒劲太冲，他又不习惯站着喝酒。

民兵连长越喝越高兴，指着不远处的一座新坟说：“兄弟，看到没，这里埋的是四类分子。”

杨立元看了看对方，没说话。民兵连长又接着说：“这家伙在地震中早早跑出来，我让他快救人，他说没空，他还要救他家人，让我给枪毙了。”

杨立元大吃一惊。在唐山市区，对打砸抢的人，警告无效才能开枪，难道，这里因为一句话，就能吃枪子么？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又都是年轻人，有一些小伙子和当地的姑娘偷偷谈恋爱，当时，是被严格禁止的。

被姑娘家长找来的，料厂就把工人放回家，姑娘一般也跟着小伙子回去。这里是山区，条件艰苦，姑娘们都愿意嫁到山外面。其实，从心里面说，一些小伙子是不怎么愿意的。

他们怕把姑娘领到家里，别人说他的女人土气。那时候，山里姑娘的脸袋都红嘟嘟的，丢了都能找得到。

1977年春，大砂子采够了，又开始采石头、烧石灰。

石矿的活不但累，还脏，特别是石灰车间里的灰窑工人，出窑后装石灰、拉石灰，浑身上下都是白灰，和地府里的白无常一样。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石矿终于完成了使命，工人也都回家了。回家时，有一些当时的姑娘因为谈恋爱，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出大山。

前文提到的吴士超，幸运的找了一位当地的俊姑娘，既完成了事业，又收获了爱情。

此后，吴士超肯定不会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