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1961年安徽农村的改革风云，曾希圣这个名字便如影随形，不可或缺。曾希圣，这位老红军战士，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就被中央委以重任，派往皖江地区，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及中共皖江区委书记，其资历与贡献可见一斑。
1960年，安徽农村正遭受着严峻考验，而就在这一年的金秋十月，曾希圣被调任山东，兼任省委第一书记。这一调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许多人私下里嘀咕：安徽的问题已经如此棘手，为何曾希圣还能同时兼任两个省的一把手？这样的情形确实罕见。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在蚌埠紧急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各地纷纷反映了农村“逃荒”的困境，并火速派人前往山东，向曾希圣汇报了实情。得知家乡的惨状，曾希圣心急如焚，当即向中央请辞山东的职务，毅然决然地返回安徽，与广大干部群众共克时艰。
早在1960年，曾希圣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人民公社体制下产生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等弊端。他对少数地方出现的生产组向生产队包产、分户田间管理的办法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后来，他更是明确提出，为了避免干活大呼隆，生产队下面应设立生产组，实行双包制度，即生产队向大队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产，超产则给予奖励。因此，安徽与其他省份不同，出现了独特的三级半所有制。这种制度对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群众戏称这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生产组内的评工记分仍然是争吵不断，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这种情况促使曾希圣对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就在这时，三件事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一是1960年3月，他回到了阔别36年的湖南老家，晚上与叔父交谈时，老人气愤地说：“哪见过现在这个场火？白天做事磨洋工，晚上打着灯笼开夜工，人累死了，活没干到，产量也假。”二是1961年2月，省委常委张祚荫在蚌埠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一位老农独自进山开荒获得丰收的实例。三是同年2月，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来安徽途经全椒古河时，与几位农民交谈，农民提出：“你们最好把田包给记者们种，记者们保证把田种好。”柯庆施到合肥后，将他在古河遇到的情况转告了曾希圣。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安徽的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甘愿冒着巨大的风险为责任田辩护。钱让能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鲜明对比，充分肯定了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并反映了农民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他提到，太湖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荒、逃、饿、病、死”五字俱全，生产条件极差。但在实行责任田后，一年之内，即便遭遇了105天的干旱以及后来的风灾，也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粮食总产比1960年增长了81%。“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用农民的话说：‘这就是责任田好’。”
钱让能还对责任田的优越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利益得到保障，而责任田正是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还说，据他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80%以上，甚至高达90%以上。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也曾派两位同志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后他们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尽管安徽广大农民衷心拥护责任田，尽管从中央到基层有许多同志和党组织上书、争辩、提建议，但遗憾的是，责任田最终还是被迫彻底“改正”了。这段历史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责任田制度的尝试和探索却为后来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高瞻远瞩，精心选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三位同志，分别担纲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尽管“四人帮”已被粉碎，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长期以来的“左”倾政策在安徽依然根深蒂固，几乎未受触动。万里等人一到任，便迅速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掩藏了长达八个月的真相，着手对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初步调整。
在揭批查的过程中，农村问题如同一面凸透镜，将种种矛盾与困境聚焦得格外醒目。万里通过省委副书记王光宇，紧急召见周曰礼（时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要求他系统汇报农村的真实情况。汇报的核心内容直指安徽作为农村“左”倾政策重灾区的残酷现实，农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农村中流传着两个顺口溜，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困境：“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毕竟，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没有农民的高度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一切愿景都将成为空谈。
汇报结束后，万里面色凝重，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为艰巨。若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将难以为继。”他坚定地表示，将“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
1978年年初，安徽省委便紧锣密鼓地狠抓了“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2月15日，万里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摒弃形式主义，避免大轰大嗡的虚浮之风。他明确要求，问题一旦看准，就要立即解决，务必使当年全省的生产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他语重心长地说：“搞农业、工业为什么总是扭扭捏捏？主要是‘四人帮’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大家的思想都搞乱了。有些同志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在深入剖析后，他斩钉截铁地宣告：“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当前的生产搞上去！”
当时陈永贵直言“分田单干是走回头路”，万里批评陈永贵：你才入党几天？农民没有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
农村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既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说，求实务实的精神在农村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万里在抓落实“省委六条”时，始终注重根据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改革总是伴随着风险，在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主要领导人必须坚定地站在最前线。他们既要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决策，又要敢于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如果说“省委六条”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曾让一些人感到忐忑不安，那么“借地”政策则更让人心惊胆战。他们再三提出这样做违反了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万里则坚定地回答：“对农村经济政策要深入调查研究，排除一切阻力，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去干，不能抓辫子。毛主席一向提倡实事求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了，哪能预料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如果一切都按他讲的办，列宁就不能革命了；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十月革命能成功吗？中国革命能成功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万里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合肥。1月3日，他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他激情洋溢地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反映了举国上下的共同要求，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2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运动’中，大家都是‘运动员’。去年我们搞‘以生产为中心’，很多人还想不通，心有余悸。现在中央正式作出了决定，这一决策合理合法了。今后衡量经济部门的党委领导得好还是不好，应该主要看它是否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技术革新进行得如何、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份文件以中央的名义，毫不含糊地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们既姓“社”又姓“公”。这一决策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便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