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会《决定》中提出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是这次提出改革举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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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2年我参加上海市政府的人代会工作报告起草时，正值邓小平从南巡广东来上海过春节，那时邓小平希望上海抓住世纪的尾巴，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当时的上海主要领导在研究如何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实现小平同志的嘱托时，也曾讨论过到底是“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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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仅是打破过去的一些思想禁锢，从操作上讲，更是要打破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需要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造。如果先立后破的话，那必然需要经过很多过去制度所留下来的规定和流程，会产生许多争论，因此在时间上无法做到“一年一个样”。但如果“先破后立”，那么如果一破到底，就可能会无人负责，“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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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上海市主要领导提出“边破边立”方针，产业发展上重点围绕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对外推动上海企业与外资合资，引进跨国公司，对内则主动将上海钢铁并给宝钢，地方化工并给上海石化；国企改革，一方面剥离企业办社会，把国企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解决企业员工的失业和养老保障，并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化国有企业的经营约束能力。正是这种“边破边立”的改革勇气和魄力，使上海赢得了连续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邓小平对上海的嘱托。
但是，仔细分析，那个阶段的改革与今天相比，有着不一样的条件。首先，那时我们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是处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放开搞活，因此那时只要放开手脚，强大的市场需求足以消化放开后所产生的问题，如价格改革，只要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物价上涨水平，改革的成本大家都能承受。又如，国企改革，由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吸收消纳了大量从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冗余员工和社会就业。用一句话讲，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发展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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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阶段，缺资本，引进外资；缺技术、缺管理经验，就与外资合资。那时我们人口多，市场巨大，吸引着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反过来与我国廉价劳动力结合，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价廉物美的商品。那个阶段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真正相互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下双方互利互惠。而如今，过去被我们认为高端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基本上都已被我们引进消化吸收，并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如家电、电脑、汽车、飞机、船舶、手机、通讯装务等等，而且在新能源和航天领域，很多技术和产品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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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变成了大部分领域的过剩，而全球经济也已进入了周期性衰退阶段，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还不足以支撑产业的新旧叠代。如我们现在讲数字经济，若回过头来看看，从1946年世界上诞生首台计算机以来，计算机从模拟到数字，从台式电脑到笔记本，发展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电子计算机技术产品今天已进入了我们这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轮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已从增量转到了存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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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发明，能给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带来如蒸汽机、电、电报和计算机等的发明那样的大变革，带来新的产业增长极。ChartGPT出现后，大家都很兴奋，但大模型人工智能背后需要巨大的算力支持，而巨大的算力又需要巨量的电力支持。因此我讲，将来也许是能减少地球资源消耗的绿色能源技术，也许是穿梭于太空的新的太空运输工具和材料技术能引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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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发达国家经济体可能因对中国竞争力的担忧，开始不太愿意与你共享技术创新成果了。
怎么办？
当然我们不可能放弃与世界的合作，但要想让人跟你合作，你手里若没有功夫肯定也不行。因此，我们还是要有自主的核心技术研发，有引领性的新兴产业链生态。而这就需要新的体制机制。建新体制，就要破旧制度。如果仍沿用“先破后立”或“边破边立”的话，我们这个阶段“破”后所引起的“乱”的成本，会远远大于上阶段“破”中所产生的后果，甚至可能要付出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可能是最稳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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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立”。从《决定》所确定的原则看，立的是制度，立的是法治。要法治，先立法，把改革的意志，把政策的意志，通过立法变成全民的法律意志，让所有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政府的行政、司法执法的行为都纳入法律的框架。曾在一次与上海司法系统交流的会议是，我曾提出一个想法，“行政退后一步，司法往前一步”，就是说，行政部门的事前审批权得放开，强化行政的事中监督，同时司法力量对事后违法裁定的力量要加强。这样既放开了市场的力量，但又强化了监督和违法处罚的力度，让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大家的头上。我想，这便是向现代社会进步的方向。
作者：中叶资本创始人
编辑：林欣蓝
审核：夏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