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宅坐落于冀东北部半山区的一个小村中，村民的先祖多数来自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山东移民。

我对于我家老宅的记忆始于上世纪1970年代初期，那时刚刚记事的我每年都要回到农村老家生活个十天半月。在我的记忆中，与当时同村绝大多数村民的住宅相比，我家的老宅可谓是“豪宅”，因为那时村里面到处都是土坯垒成的草房，而我家却是青砖到顶的四破五的瓦房，而且位置也是绝佳，坐落在村里的主街边。曾经我一直有个疑问，以当时我家的当时经济条件是如何建成村里“豪宅”的呢？这个疑问直到我40岁以后从村中长辈口中获得了答案。

答案是这样的，我家的老宅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父亲出生的宅院，也不是我的爷爷奶奶生前兴建的，这个宅子是1949年土改时我的爷爷奶奶分得原本属于村中最大的一个温姓地主的财产，至于这个宅院始建于何年，现在已经不可考证。

同时这个答案也一石二鸟般的消除了我心中的另一个疑问，这就是在上世纪1970年作为红小兵的我常想，我家作为典型的贫下中农家庭怎么和地主婆一家是前后院的邻居呢？

我家老宅的后院住着地主婆一家。

这个地主婆本人姓什么我不知道，我奶奶生前告诉我，地主婆是温姓地主的大少奶奶。温姓地主的大少爷是我们村解放前的第一个大学生，据说在北京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我的故乡，解放前曾担任过民国的县长。由于其任职时间不长且没有血债，解放后人民政府并没有难为他，让其在县中学担任了教员。当然他在那特殊的10年也受到了冲击让其在县城汽车站看自行车，此人活到了改开后。

温姓地主的大少爷解放前有一妻一妾，由此看常凯申校长倡导的包括推行一夫一妻制在内新生活运动是失败的。我非常鄙视为民国唱赞歌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所说民国是一个浪漫、包容的时代，是否这其中包括了一夫多妻制，是否包含了男主人可以拥有婢女的初夜权。如果这就是浪漫与包容的话，这是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反动。

民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咱人民政府说到做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推行了最为彻底的一夫一妻制，温姓地主的大少爷把年轻貌美的小妾留下了与人老珠黄大老婆离婚，于是曾经贵为县长夫人的地主婆带着名字叫寿昌的儿子回到了温姓地主在农村的老宅生活。

我奶奶生于1904年，地主婆与我奶奶年龄相仿。虽然我家与温姓地主不同姓，但是在乡村都是拐着弯的“亲戚”。正是应了穷人辈分高这句话，地主婆得管我奶奶叫奶奶，一个在上世纪1970年代就年逾古稀的老妇人居然与我这不满10岁的小孩子平辈，不过我未曾听到过地主婆叫过奶奶。

很多伤痕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样的情节，即地主富农在那个时代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对于这种歧视，我认为要分两方面去看待。一方面，入伍、招工、入党这类好事地主富农的后代自然没戏；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被歧视。比如，地主婆与我奶奶经常走动串门，地主婆的儿子寿昌在生产队也是拿日工分10分的壮劳力，生产队分红、分粮食与贫下中农同等待遇。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我的堂弟恶作剧骂了人家是地主婆，我奶奶得知后狠狠地打了我堂弟的屁股。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我的叔叔抗战入伍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是团长。在那个时代，我奶奶显然是村里最有面子、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代表。

不得不说，善良是一种超越阶级的品格。

对了，在那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年代，在农村地主富农的男性后代都面临娶媳妇难得局面，所以地主婆的儿子寿昌30多岁还没讨上媳妇。

天无绝人之路，改开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寿昌也娶上了媳妇。对于我来说，他的媳妇不是外人，居然是我四服内的堂姐。我的这个堂姐模样俊俏，身材丰腴，是当时村里头数得上的俊闺女，遗憾的是小时候一场病给她落下了踮脚的后遗症。本来寿昌得管我叫爷爷，娶了我堂姐后他成了我的姐夫。

我堂姐和寿昌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已经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1983年我奶奶去世后我也就不再回农村老家，地主婆家也就是我堂姐家的情况没有了信源，我家的老宅也转给了他人。

去年7月份偶然的一场酒局，我在酒桌上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老家第一大镇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居然是我堂姐的儿子，据说口碑很好，颇有前途。

1949年那场革命的成功，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实现了阶层的跃升，赤贫的我家住上了地主家的房子。

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淡化了阶级意识，地主的儿子娶了贫农的女儿为妻，地主的孙子能上大学、能入党、能提干。

谁都不能否认，无论是1949年的革命成功还是改革开放的成功，都伟大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