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今天下的雨，又小又连绵不断。

雨把外面的吵闹都给盖住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就听见雨滴打在屋檐上，滴滴答答的，声音虽然多变，但听起来却让心里挺舒服，安安静静的。

在那紧凑又安静的小木阁楼中，画笔在纸上尽情挥洒，雕塑刀则是灵活舞动，好似龙飞凤跃。

老公在专注地给老婆画像，而老婆呢，正忙着给女儿雕刻小玩意儿。

听着窗外雨声淅沥，雨点啪嗒啪嗒落在窗台上。

夫妻俩面对面坐着，但身体转了过去，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起来。

芝秀，你知道啥样的女人才算是真的好女人不？

“就是不喜欢捞钱的那种人呗。”

你是不是把那些不贪财的人称作好女人？

那你说说看，到底咋样好？

一个成功男士背后的支持者。每个成功的男士背后，往往站着一位默默付出的女性。她可能是他的妻子，也可能是他的母亲或姐妹，无论身份如何，她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位女性，用她的智慧和温柔，为男士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盾。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是她给予鼓励和支持；在他们迷茫时，是她为他们指引方向。她的存在，让男士们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无后顾之忧地向前冲刺。她的付出，或许并不总是被外界所看见，但她的努力和贡献，却是无法估量的。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男士们，让他们能够一步步走向成功。所以，当我们谈论成功男士时，不要忘记他们背后的那位女性。是她，用爱和力量，铸就了他们的辉煌。

怎么着，你不成功我就该倒霉啦？......还有啊，我凭啥非得躲你屁股后面，往前走一步就碍你眼了？老是琢磨着让我给你当垫脚石，哼。

往前面走啊？说不定你半路就把我甩了，自己跑了咋办？”

“那你赶紧去争取看看嘛！”

他俩转过身，对着彼此咧嘴笑起来，小阁楼里弥漫着窗边那朵百合花的清香。

陈芝秀心想，只要能把这个男人牢牢把握住，这辈子就能安稳无忧，过得舒心自在。

1925年的时候，二十来岁的表亲陈芝秀和常书鸿还在国内，他们当时正赶上军阀混战，没啥事干，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婚给结了。

1927年，也就是两年之后，常书鸿成功考上了法国里昂的那所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虽然他考上了，但家里条件不好，手头紧得很，挺犯难的。

这八百亩地上，就这么一个会画画的天才小子，家里人谁也不想让他的本事白瞎了，都大方地掏钱帮忙。靠着大家的资助，常书鸿好歹凑够了路费。到了六月，春末夏初的时候，他拿着船票直奔码头去了。

“二哥，那我怎么办呢？”陈芝秀在送别的时刻，脸上写满了不舍。她在国内压根儿没接触过艺术，哪有能力去法国闯荡啊？

常书鸿郑重地跟她说：“等明年春天花儿都开了，咱俩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见面了。”

那你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别光说不练。

常书鸿轻轻应了一声“嗯”，就算是拍胸脯保证了。

陈芝秀看着二表哥常书鸿坐的大邮轮，一点点远离咱国家的海岸线。海风呼呼地吹过来，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她带到了第二年的一九二八年。

常书鸿说到做到，他在法国站稳脚跟后，立马写信叫陈芝秀也快点过去。夫妻俩到了法国就安了家，三年后，他们迎来了活泼可爱的女儿常沙娜。

到了法国后，陈芝秀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花钱方面真是出手阔绰！

她穿衣打扮特别时尚，头发烫得卷卷的，老爱戴那顶艺术家风格的帽子，还钟情于法式香水的味道。跟那些跟着老公出国留学、照顾家庭的主妇们一样，她也得负责管好家里大小事务，这样的日子稍不留神就可能让她变成家里的全职保姆。但常书鸿不是那种有大男子主义的人，不会把她当丫鬟使唤。因此，陈芝秀有机会努力学法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慢慢往艺术圈靠拢，学起了雕塑。没多久，她和常书鸿就一起考上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坐同一辆马车去的。常书鸿能拿的奖学金，她也不落下，同样能拿得到。

这对夫妻俩真是般配得不得了，一个是小有名气的华人画师，另一个则是才情与美貌兼备的女雕塑艺术家。最让人羡慕的是，他们的感情还跟热恋时一样甜。在那些漂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堆里，大多数人都还单着呢，就只有常先生和陈女士组建了小家庭。在很多同乡看来，他们俩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过了三四年，那些没什么本事的同学一毕业就急着回国，想捞个海归的身份找个好工作。可常书鸿那时候正火呢，他的画连连在法国拿到国家级的大奖，金奖银奖都有，于是他就索性在巴黎安了家。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啥都不愁，过上了那种上流社会的精英日子。

那时候，一个快要回国的老朋友来找我，走的时候含蓄地说了句：“老常，你打算一直在法国混下去吗？这儿虽好，但终究不是长久之地啊。”

常书鸿愣了一下，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国，可能说起来，他压根儿就没动过这念头。

现在国内的情况，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日本一点点侵占我们的土地，心里憋着坏主意，想对中国开打。咱们政府呢，也在紧锣密鼓地给军队做准备，中日两边在咱们的地盘上，眼瞅着就要动真格的了，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这种紧张劲儿，跟法国那边逍遥自在的日子，根本没法比。

法国现在安稳多了，大家的日子还是过得挺有品位的。我们在巴黎住着，感觉挺踏实的，家里也是和和美美的，特别幸福。

陈芝秀特别喜欢在法国巴黎的日子，她总是跟别人讲：“有本事的都选择留下了，没本事的才厚着脸皮要回去。”她很佩服那些觉得回国效力特别光荣的学生，但她自己可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可是，她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人，竟然就在她身边。

1936年那会儿，常书鸿在塞纳河边溜达，无意间被一个旧书摊上的画册给拽住了脚步。这本画册是外国人整的敦煌石窟图片集，里面全是敦煌唐代那些精美的绢画。常书鸿一看，心里那个震撼啊，这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贝啊！他当时心里就嘀咕开了，怪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光顾着追西方的艺术，却把自家的宝贝给晾在了一边，任凭风吹雨打。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心里头那个疼啊，让他立马下了回国的决心。而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成功说服的人，就是陈芝秀。

在那间充满法式风情的小屋里，一盏亮堂堂的灯把一家三口照得暖洋洋的。饭桌上，饭菜的热气直往上冒，常书鸿一个劲儿地说着他想要回国的打算。一开始，陈芝秀还以为常书鸿是在逗乐子呢，可看他那股子认真劲儿，她渐渐感觉到这事不简单，二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她神色紧张，匆匆放下手中的碗筷，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二哥，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在这里，吃得好、喝得好，连睡觉都比国内舒服。可中国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你搞艺术能有什么条件呢？更何况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战争一触即发。你是打算为了中国的艺术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常书鸿眉头紧锁，努力平稳着情绪说：“没错，正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回去。芝秀，你太只顾自己了。咱们这些读书人，学成回来报效国家，那是本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在旧书摊上淘来的敦煌画册，“你看看这些，敦煌的宝贝，多少都被那些外国贼给抢了或者毁了，剩下的也在大西北那恶劣天气下一天天坏掉。国家现在正缺人保护这些东西，这时候咱们不上，以后咱们的子孙可就再也见不着了。”

陈芝秀哼了一下，“为了国家放弃小家？我可没那么伟大。”说着，她给常书鸿碗里夹了些菜，接着用筷子轻轻敲了敲他的碗沿，带点责备地说：“你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吗？不是说非得恋着出生地，得到恩情最多的地方，那就是家。”

被陈芝秀数落了一番后，常书鸿不再吭声，迅速扒拉了几口饭。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碗筷，认真地说：“你这是妇道人家的想法！国家跟咱们个人的命运是绑一块儿的，国家要是不行，咱们就算跑到天边，也会被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你看看那些在西方世界的华人，他们的处境你也知道。现在咱们还没轮到那一步，是因为咱们自己争气，给挣了点面子。但要是国家一直这么下去，咱们被欺负那就是迟早的事，不管在哪都会这样。还有咱们的女儿沙娜，以后咱们的子孙后代……咱们这辈人不给国家出力建设，后代都得说咱们没用，给留下了个烂摊子……”

话正说得热闹，“砰”地一下，陈芝秀把筷子重重搁在桌子上，把常书鸿的话给截断了。

你为啥总是一个劲儿地说国家的事儿？国家就算不好，也有人活得挺滋润。国家要是好，也有人过得挺惨。咱们的日子，还是得自己把握，跟国家其实没啥直接关系。咱们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何必去瞎操心国家大事呢？

“要是大伙儿都抱有你这种想法，中国哪能变得强大富裕。”常书鸿轻哼一声，随即站起身，挪开椅子便走了。

人一走，茶就凉，陈芝秀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只顾自己，不顾及他人感受了？

她在心里犯嘀咕：“要是能把这个男人抓牢，我无论到哪应该都过得不错。”这么一想，她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没几天，常书鸿兴冲冲地拿着一张聘书进门，满脸喜悦地说：“芝秀，瞧瞧这个，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发来的电报。他要我去北平艺专做教授，催我赶紧回国呢。”

陈芝秀瞄了一眼，不屑地说：“那算啥啊？别人稍微给点好处，你就被骗了？”

常书鸿瞥了她一眼，小声抱怨：“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我觉得国内还是挺看重我们这些出过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的，一回来就能担任重要职位，哪像你说的，回去得天天受苦受累，连口好饭都吃不上。”

常书鸿心里头正琢磨着这回又得吃闭门羹，憋着气呢，没想到陈芝秀突然冒出一句：“行，那我就豁出去了，跟你一块儿疯这一回，做回大美梦！”

陈芝秀突然改变主意，这可不是一时冲动，更像是她想了好久之后的一个突然决定。她问自己好多回，当初要不是二哥带自己出来，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现在二哥需要帮助，自己为啥就不能伸手拉他一把呢？

1936年秋天那会儿，常书鸿实在是等不及了，一个人就先跑回国了。陈芝秀这人吧，就是爱折腾，她也打算回国，还带着六岁的女儿。她怕国内东西不够用，到处买买买，大包小包的，从床枕被褥这些大件，到绫罗绸缎这些小玩意儿，啥都买，不管有用没用，关键是要啥都有。

她心里头那个美呀，老想着在北平弄一个超赞的家。满大街逛店铺，这儿瞅瞅那儿看看，一直拖到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37年，这才牵着闺女的手，心里头一百个不乐意，踏上了回国的邮轮。

她压根儿没想过，那些心里偷着乐的盼望，最后都成了空欢喜一场。船还在水上漂着呢，全面抗战的炮火就轰然打响了。等船慢悠悠快要靠到码头，才发现北平的家里头，已经被战火给淹没了。

到了上海码头，常书鸿早就等着接船了，一看到母女俩，他赶紧跑上前，一把抱起六岁的小丫头亲了亲，然后又紧紧抱住陈芝秀，心里五味杂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才注意到码头工人忙着搬运行李。他不禁叹了口气，说：“我的天，咱们这是逃难回来的，你还带这么多东西，比驴还能扛啊。”

陈芝秀默不作声，整理了一下重逢的情绪，心里还是猛地一紧。她呆呆地抬起头，环顾四周，心里直犯嘀咕。周围人的脸上都写着心事，她自己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本来满心期待地回到这片八年没见的土地，结果却是以逃难的方式开场，这也太让人无奈了。

一阵风轻轻吹过，她抬手拨了拨被吹乱的刘海，突然间，心里莫名地泛起一股失落感。

他们先溜回老家杭州看望亲人，没待多久，常书鸿就收到了学校要搬家的消息。打那以后，常书鸿领着学校到处跑，陈芝秀则拉着女儿在后面紧跟着——从杭州到上海，再到江西庐山、湖南沅陵、贵州贵阳......他们在中国的好几个省市来回折腾。陈芝秀压根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给走遍了。

流离失所，落户，再流离，每当感觉能稳住脚跟时，新的逃亡就得启程。一次次寻找安身之处，刚觉得生活有了点模样，就又得收拾行囊，继续漂泊。安定总是短暂，逃难成了常态，仿佛每次扎根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逃离做准备。

母女俩混在成千上万人的逃难队伍里，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有的人被炸死了，有的人受伤了。大家你挤我，我推你，不是踩到了别人的脚，就是被别人踩了脚，什么狼狈样儿都顾不上了。就算不小心摔一跤，也得赶紧爬起来，眼睛时刻盯着七岁的女儿，生怕她在混乱中走丢了。

到了贵阳后，终于在市区找了家旅馆安顿好。可1939年2月4日，星期六，对陈芝秀母女来说，却是她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

贵阳那天是个大晴天，没想到日本飞机突然就来轰炸了，这让平时没什么防备的贵阳老百姓都愣住了。市中心那空袭警报响得吓人，可大伙儿都没咋动。等那炸弹、燃烧弹带着风声砸下来，在头顶爆炸，大家这才慌了神，到处乱跑，哭爹喊娘的，场面乱成一锅粥。陈芝秀住的那旅馆，直接被一颗炮弹从天上砸中了。那时候她身边没个男人，就自己一个弱女子，躲在桌子底下，拼了命地用身子护住小女儿。

周围漆黑一团，啥也瞅不着，妈妈喘着粗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扯着嗓子哭喊：“妈妈！妈妈！……”妈妈吓得直打哆嗦，她就是靠着一股子本能劲儿，硬是把我给拉了起来……

日军飞机远去，警报声停了，她拽着女儿，穿过烟雾弥漫的走廊逃命。身边、眼前、耳后，到处都是死去的人，感觉像是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生与死的界限模糊不清，时远时近。

周围乱糟糟地倒着一堆受伤的人，那些茶房伙计先前还活蹦乱跳的，这会子却躺得满地都是，胳膊腿断的断，血哗哗地流，看着让人心里直发憷，那场面跟下了地狱似的，真把我给吓坏了。

常书鸿急匆匆地从医院奔回家，心里惦记着探望老友的事儿。一进门，瞧见母女俩算是捡回一条命，他喘着大气，心里还砰砰直跳，连忙问：“芝秀，沙娜，你俩现在咋样了？”结果一看，俩人脸都白得吓人。陈芝秀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一脸惨白，搂着女儿，半天挤不出一句话。

这一炸，啥都没了，家底儿全毁了。满地都是碎东西，乱得不成样子。

咱们现在啥都没有了！之前有的东西一眨眼就全没了，就剩咱们孤零零的几个人，连家都不知道在哪了......晚上该去哪儿住呢？吃啥？穿啥？啥都没了......咱们真的成了正宗的难民......不过还好，人还活着，算是逃过一劫。

常书鸿先把母女俩安顿在贵阳的天主教会，找人帮忙照顾，然后自己还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在处理学校的事情。

教会里的那些修女和神父，全都是地道的法国人，他们用那熟悉又温馨的法语聊天，让陈芝秀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小圈子。那次事件吓得她不轻，精神都出了问题，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她就像是被吓破了胆的小鸟，慌得不行。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她听了神父的劝，信了天主教，还受了洗，成了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这样一来，上帝身边就多了一个总爱倾诉心事的信徒。

过了一个月，我就跑去了昆明，在那儿没待多久，就又溜达到了重庆。在那座号称固若金汤的山城里，我们最终在沙坪坝跟磁器口之间的凤凰山上，算是有了个正经八百的窝。

在这儿混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心里头也算是踏实了。好多逃难时吃了不少苦头，身体机能都乱了套的贵夫人，好好补补身子，都说月事又正常了，日子也平顺了。她们那些好久不见的老公也是一心一意等着，没乱搞，一见面就开始埋头研究怎么生儿育女。就这样，好多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是在这段时间里来到了世上。

1941年的时候，陈芝秀家又添了个小宝贝，那就是她的小儿子嘉陵来到了这个世界。

重庆的防空警报系统挺先进，小嘉陵经常得跟着老爸往防空洞里钻，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老爸常书鸿把他放进一个大竹篓子里，警报声一响起，拎起竹篓就开跑。到了防空洞，里面的人好奇地问他在卖啥，他笑着说：“不卖不卖，这是我儿子。”

这家人有四个成员，住的地方挺简陋，就像个小麻雀窝，啥也不齐全。能看到的家具就一张床铺、一张餐桌，还有个五个抽屉的柜子。中间用块木板隔开，分成了两间，大人和孩子就分开睡了。

常书鸿对物质享受真的不太在意，但为了让女儿高兴，他也得夸夸陈芝秀：“不管住的是豪华大床还是简陋小屋，咱们总能过得挺自在，这全靠妈妈！”

老妈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床铺也弄得软软的，特别舒服。

陈芝秀对女儿说：“不管外面怎么乱糟糟的，咱们家里可不能跟着乱。咱们人也不多，把这小块地方收拾得井井有条，不就等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嘛。”

她在凤凰山过了两年挺平静的日子，每周日都会跑到沙坪坝的天主教堂去做礼拜。她和上帝说了好多心里话，可上帝从来都没回过话，明明都是她自己硬着头皮挺过那些难关，上帝倒好像成了最大的功臣。说实话，她自己心里清楚，那些唠叨个没完的话，上帝耳朵都得听出茧子了，不就是老让她感恩、老让她原谅嘛，她也乐在其中，不过可能有点儿糊涂了。但她还是特别愿意跟上帝掏心掏肺，虽然信教才两三年，还没到啥都能说的地步，但就凭她这股子有啥说啥的实在劲儿，上帝还是在她梦里实实在在给了她点提示：“你咋就开始爱上生活了？因为生活没坑你，是你自己在骗自己呢。”

她虽然意识到回国是个大错，但还是愿意放下身段，跟现在的情况好好相处。

不过，常书鸿却搅乱了原本的平静。

家里头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结果我爸又开始琢磨着要去敦煌的事情了。

1942年的时候，于右任搞了个新花样，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打算派些有学问的人去咱们国家的大西北做研究。常书鸿这个人挺有担当，他第一个站出来，主动要求挑大梁，就成了那个研究所的头儿。

梁思成听完之后有点不好意思：“老常，要是我的身体能撑得住，我肯定也会跟着去。祝你心想事成，啥事儿都能成。”

徐悲鸿在旁边也说道：“老常啊，你得再加把劲儿，要知道不冒险怎么有收获呢。现在的你，就像是个真正的苦行僧。”

张大千在敦煌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说：“在那里干活，简直就是被关起来了，感觉像是被判了个没完没了的刑期。”

回到家，常书鸿轻轻地把那个决定告诉了陈芝秀，这一说可把陈芝秀给吓坏了。她立马火了，气不打一处来，喊道：“回国你爱去哪儿发展都行，可我没想到你真打算去敦煌，那可是在大西北啊，到处都是黄沙，一眼望不到边。那地方哪是人能待的！”

常书鸿砸了砸嘴，轻声细语地劝着：“芝秀啊，你也知道艺术这行当，佛洞里的那些彩塑，保证让你惊叹不已。说到底，你可是个雕塑的行家，难道不想去亲眼瞧瞧？”

陈芝秀面无表情地说：“别白费力气了，我真心不想去。”

看到陈芝秀一脸绝望，常书鸿也就不再多说，直接冷冷地来了一句：“行，我争不过你，你不愿意去，那我去！”

最后还是你让我没辙了！

陈芝秀猛地大喊起来，常书鸿默默地转身离开，留下她一个人在那嘀咕：“我信奉的是天主教啊，咋能去佛教石窟干活呢？天主啊......”

1943年2月份，常书鸿毅然决然地领着一帮人奔向了敦煌，去那边开垦荒地，他把说服妻子的事儿拜托给了朋友。费了好大劲儿，磨了好几个月，陈芝秀心里头还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但没办法，身子骨儿倒是先认命了。

我真的没辙了，要是不这么做，这个家恐怕就得完蛋。”她这样跟老天爷念叨着。

1943年那年深秋，常书鸿回到重庆，准备带着全家人去敦煌安家落户。

嘉陵才两岁大，他妈抱着他坐在车里的驾驶座上。我们一路开车，经过了重庆、成都、绵阳、广元，还有天水，整整在路上晃荡了一个月。一路往西北开，气温越来越低，等开到兰州的时候，那天气已经冷得要命了。

南方人不太能耐寒，常书鸿和两个孩子早早就裹上了老羊皮袄和毛毡靴，唯独陈芝秀还是硬撑着不肯多穿。

常书鸿瞧见她冻得直打颤，便拿起一件羊皮大衣走过去，对她说：“芝秀，你这身打扮也该换换了。”

陈芝秀生气地盯着他，没好气地说：“你可真是啥都管啊！”

陈芝秀从法国回来后，一直保持着那份小资的范儿，每天都要仔细画眉、涂口红、烫卷发，还爱穿旗袍。就算是去敦煌那样得坐很久车、日夜赶路的旅程，她也非得踩着那双走路不太方便的高跟鞋。她这一身时尚洋气的装扮，一到兰州，就引来了当地人的纷纷议论。

陈芝秀心里别提多郁闷了，“他们穿得那么土气，反倒来挑剔我。”

常书鸿一再强调说：“毕竟，像你这样的人很少见。”

一到兰州这座大城市，陈芝秀就急着去找教堂认罪，牧师静静地听她讲述自己做过的错事。

神父，我其实心里不太乐意去敦煌，可我老公他非得去不可！

你老公追求的是艺术梦想，你得陪着他一起付出点啥！

神父，我实在付出得太多了，那谁来为我分担点呢？

长征路上漫漫行，时光匆匆溜走中。耳边风铃声声响，一家四口莫高窟里把家安。要说这儿咋样啊，真是八个字：苦得要命，说不完的事儿。

蓝天白云下，放眼望去全是沙土，四周一片荒芜，看不到尽头。

大漠荒滩，一直以来都是罪犯被贬谪的场所，到处散落着不知谁人的枯骨，了无生机，仿佛冤魂在诉说着对苍天的不满。

这儿水缺得厉害，洗澡成了奢望，只能擦擦身子、洗洗脚。洗完脚后，那水还得省着用，留着干别的事儿。这儿压根儿就没有医院，常书鸿的一个女儿就是在这儿没的；他的一个同事，发了场高烧，结果差点儿丢了命，临终前还求着要埋进土里，说是不想再被沙子埋了。所以说啊，在这儿只要不生病还好，一旦病了，那就只能靠自己硬扛了。这里的苦日子，多得数不清，说都说不完。

我们一家从法国回来以后，还没瞅见北平的新房子，就赶上了打仗，只能到处躲难，不停地搬家。这儿住一年，那儿住两年，越跑日子越过得艰难。

一个土炕，一张行军床，还有个火炉，就这么简单搭起了个家。陈芝秀还是老样子，把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让人待着挺舒心。可让她心里不踏实的是，敦煌这儿没教堂，她只能在墙上挂张圣母的画像，跟往常一样，对着它忏悔、祈祷。她经常当着闺女的面，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前，低声念叨自己的过错，嘴里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大罪啊。”

常书鸿努力想让陈芝秀变得兴奋起来。

芝秀，你快瞧，那边是千佛洞，而这个高耸的是九层楼，上面还挂着叮当作响的风铃呢。

芝秀，你瞧瞧这天，蓝得那叫一个透亮，一朵云都瞧不见，看着就让人心里头舒坦，精神倍儿爽。

芝秀，你看这些五彩斑斓的佛像雕塑，简直就是宝贝一堆，让我来给你说道说道它们背后的那些事儿......

陈芝秀只是轻轻应了声“嗯”，心里头平静得像口枯井，一点涟漪都没有。她不怎么开口说话，心如止水，硬邦邦的。之后的日子里，她就闷头在佛洞里，机械地重复着临摹彩塑的活儿。

常书鸿被老婆那冷淡的样子整得够呛，家里家外都不好过，真是煎熬。

不论是作为男人、老公，还是单位的一把手，他过得真是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在家里得哄着心情不好的老婆，到单位还得安抚闹着要离职的员工。对上头的人得低头哈腰地打交道，对下面的人又得忙着一大堆紧急的保护工作。那个腐败的国民政府一直拖着不发工资、不给经费，物价一个劲儿地涨，饭都快吃不上了。他们还想着让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留在这全国最差劲的地方搞艺术，这不是异想天开嘛，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太让人反胃了！

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常书鸿的肩上，时间一长，他感觉脑袋里的那根弦都快绷断了，开始变得有些混乱。

他一回家，就爱把工作上积压的火气往妈妈身上撒，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能和妈妈吵起来，一会儿说你这不对，一会儿说你那不行。爸爸光顾着自己发泄，妈妈也不甘示弱，那段时间，我记忆里的家庭生活全是他们无休止的争吵。吵到最后，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喊道：“那就别过了！”爸爸也回击：“那你走，你走啊！”接着就是，“行，咱们离婚，你写协议！”这种话都冒出来了，爸爸火大的时候，说不定还真写过离婚协议之类的纸条呢。

每次跟老公拌嘴，陈芝秀就会偷偷溜进房间，跟圣母玛利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

他直接让我走人！想想他当初叫我过来时，态度可不是这样的。我就纳闷了，为啥要遭这罪，在这儿吃得差住得也不好，来了就是陪他一起受苦。白天跟他吵得不可开交，晚上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简直就是脖子上挂了个大累赘，扔了要命，留着又苦不堪言。但我也是有骨气的，我也是有自尊的，我不能天天让人指着鼻子赶我走，还厚着脸皮给人当牛做马。

常书鸿对陈芝秀大吼，让她走人，那不过是怒火攻心时的气话。但那些“走人”的字眼，却像每天在心里割上一刀，疼得要命。俗话说得好，树叶变黄不是一夜之间，人心变冷也是日积月累。再苦再累，人总得有点盼头，哪怕是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抓住这点希望。可当生活里再也找不到半点希望时，她也不想再勉强自己骗下去了。

“你离开吧，别再这儿待了！”——常书鸿压根儿没想过这话会一语成谶。

1945年4月19号那天，陈芝秀找了个生病的借口，跑到兰州市区的教会医院。但其实，她不是真的去看病，而是跟所里刚来的一个国民党退伍的小军官跑了，两人好上了。

事情一旦过去，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镜子碎了也难以复原。事情成了定局，那就算是尘埃落定了。

“老爸对老妈恨得牙痒痒，老长时间都在骂她是‘不要脸的人’，我也跟着老爸那样叫她。我心里也埋怨老妈，她怎么就这么狠心，自己亲生的娃，说走就走了，不管不顾！因为她这一走，我恨了她好多年。”

离开阳关往西走，就再也碰不到那美丽的女子了。

陈芝秀走了就再没回来，后来听说她的消息，已经是十七年后的事情了。

1962年，常沙娜已快到中年，因公事去了苏杭。通过好久没联系的大伯，她终于见到了多年没露面的母亲。

当我再次见到她，真的被吓了一跳。以前，我妈那可是长得美，穿着时尚，说话也风趣得很。可眼前这位，脸色白白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怎么会是她呢？我妈那一头卷发跑哪儿去了？以前那活力四射的表情又去哪儿了呢？我感觉迷迷糊糊的，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母女俩好久没见，再次碰面时，没流眼泪，也没抱在一起大哭。她们就随便找了块青石台阶坐下，接着聊起了那些还没说完的家长里短、恩怨纠葛。

跟着那个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真没爸爸了？

我累了，爱得好疲惫......其实并不是说我有多爱那个人，只是他能让我离开现在的状态。

你晓得不，我怨了你挺长一段时间了。

真的，我心里头愧疚得很，感觉特对不起大家。但沙娜啊，你也别光冲我发火，咱俩都是女人，你也试着站在我的角度想想，那段日子我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

老爸其实过得挺不容易的。

我其实过得挺难的，压根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感觉我的人生被你爸给搞错了。哎，真是命运开玩笑啊，就像是把各种味道都打翻了，啥滋味都有，但最难受的就是苦味，就像胆汁混着黄连，苦得没法说。都怨自己当时太迷糊，做了件特别冲动的事儿，一步走错步步错。我现在的日子真的很煎熬，感觉就像是被老天惩罚了一样。

听完之后，常沙娜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啥去质问、埋怨，还是心疼这位历经磨难的大姐。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开口说话。

陈芝秀站起来，对她说：“你可以走了。我这儿还有别人的一些衣物没搞定，得赶紧洗完交差呢。”

她确实这么讲过，老天爷对她真是心狠手辣。她离家出走后，就跟那个小军官成了家，但好景不长，没多久那国民党小军官就锒铛入狱，最后还在里面丢了命。这下她可惨了，没人依靠，日子也过不下去了。虽说杭州还有她以前认识的熟人，可她现在名声狼藉，身份也黑了，怕给人家添麻烦，社会上正经工作也找不到。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她最后嫁给了一个穷工人，还生了个儿子。那双以前用来做雕塑的细嫩手，现在却变成了在街道上给人干洗衣服的粗糙手。

她整个人大变样了，以前穿戴得十分精致，但现在看起来，比一般的家庭主妇，甚至比佣人还要，哎，就是挺落魄的......她就像是个操劳的老保姆一样。

那次离别，常沙娜心里头难受得说不出话，之后就悄悄给母亲寄钱，每个月五块到十块不等。中间有阵子因为压力大，断了一阵子，但后来又继续上了，一直持续到1979年都没断过，这事儿她还没敢让父亲知道。

那年八九月的时候，陈芝秀的老公和孩子告诉常沙娜一个噩耗：说她因为太过激动，一下子就走了！

陈芝秀离世前一天，她那多年好友、结拜姐妹马光璇，一路匆忙赶到了杭州，心里盘算着第二天要去见见她。

10月份，常书鸿这位在敦煌默默奉献、名扬四海的大艺术家，带着他的老婆李承仙一块儿去了日本访问，他们的女儿常沙娜也跟着一起去了。

那时候，常沙娜找了个空儿，溜达到她爸旁边，轻声细语地说：“咱妈走了。”

常书鸿轻轻应了一声“哦”，嘴角还挂着和刚才朋友聊天时的微笑。但没过多久，他半边脸的表情突然凝固了，眼神里满是惊讶，连忙问道：“你妈妈不在了？啥时候的事？因为啥病啊？”

常沙娜往前挪了挪，小心翼翼地把父亲肩头上的一丁点儿尘土拂去，回答说：“爸是上个月因为心脏病去世的。”

他愣在原地，再次开口问道：“你妈妈不在了？啥时候的事？”

沉默了好久，然后又开口，不停地追问。

就像小孩子犯错后那样，我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