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这天，周总理正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外宾，这时，一个秘书急匆匆走到总理的身边，向他汇报了今天凌晨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的一起空难，一位负责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不幸遇难。周总理闻讯后，悲痛欲绝。

秘书所说的这位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之一——郭永怀。

说起郭永怀，可能一些人会对他感到陌生，但要说起他的“师兄”，那肯定是人尽皆知了。他的师兄正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而郭永怀和钱学森之间的交往，更是堪称“伯牙子期之交”，至今仍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他们俩师出同门，都是享誉世界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教授的亲传弟子。

上世纪30年代末，郭永怀作为第七届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准备前往英国留学，但由于二战爆发，致使赴英计划未能实现，于是被改派到加拿大，进入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而当时与之同行的，还有后来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三人后来都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与钱学森成为了同窗挚友。

其中，郭永怀和林家翘在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后，便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追随冯·卡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而钱伟长则是在1942年拿到了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理学博士学位后，才转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在冯·卡门教授的喷射推进实验室任研究工程师。

如此一来，冯·卡门教授的门下便聚集了数位中国学生，他们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学术知识。

在这段时期里，钱学森与郭永怀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钱老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道：“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是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

因为他们四人虽然同属航空系，但林家翘的兴趣在“应用数学”，而钱伟长则横跨“应用数学”和“力学”两个领域，只有钱学森的郭永怀都属于“应用力学”派，所以自然志趣相投。

经过刻苦的学习，郭永怀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而在这之后的10年间，郭永怀在钱学森的介绍下，被邀请到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任教。

来到康奈尔大学工作后，郭永怀十分勤勉，经常都要工作到很晚才休息，而也正是这段时期，使郭永怀的学术造诣得以更上一层楼，他也从助理教授晋升到了正教授。

事实上，如果郭永怀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的话，他不仅能获得很高的薪资待遇，还能拥有最先进、最舒适的科研环境和最丰厚的科研资源，而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其诱惑力不言而喻。

然而，面对荣誉、金钱和地位，郭永怀和“师兄”钱学森一样，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毅然选择了回到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祖国“铸剑”。

正如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说的那样：“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也是钱学森和郭永怀一直秉持着的信念。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次年9月底，郭永怀也动身返回祖国。

跟钱学森一样，郭永怀的回国之路也非常坎坷，美国当局对其进行百般阻挠，但郭永怀回国决心坚定，甚至不惜当众将自己精心积累了10余年的很多宝贵科研资料全部焚毁，然后毅然带着妻子和女儿毅然踏上回国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郭永怀回国前夕，他的“师兄”钱学森就已早早为他准备好了环境舒适的办公室和住房，并写信诚邀他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于是，郭永怀回国后便来到了力学所工作，钱学森任所长，他任副所长。

在工作中，钱学森负责抓总体规划，郭永怀则稳健严谨抓细节落实，师兄弟配合得非常默契。后来，钱学森忙于国防领域事务，力学所的日常工作就基本交给了郭永怀负责。

在此期间，郭永怀亲自关心并指导超高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此外，他还亲自指导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JF-8激波风洞，为我国的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项目提供了关键支撑。

然而，令人悲痛的是，这样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竟然英年早逝，年仅59岁。噩耗传来，钱老悲痛欲绝，不禁嚎啕大哭道：都说我钱学森能抵5个师，殊不知郭永怀抵得上两个我啊……

1968年12月25日，在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之际，中央授予了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时，又追授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他也是“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2003年9月18日，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将该奖章赠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年后，即中科大校庆50周年之际，李佩又将60万存款全部捐给了中科大和中科院力学所。夫妻俩以身许国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郭永怀同志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是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试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先生虽逝，但其为中国国防及航天事业所做的贡献，却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