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成果，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处以极刑。

原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参、国民党国防部部员洪宗扬，在当时的“肃反”运动中，被抓入狱，判了死刑。

一天清晨，洪宗扬双手反绑，脚上带着沉重的脚镣，被推上了汽车，由一群荷枪实弹的法警押赴市郊刑场。

到刑场后，洪宗扬被按倒在刑场的草地上，准备执行枪决。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意外出现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突然从围观群众中冲了出来，高喊着“不能杀！不能杀……”她一边喊，一边朝着洪宗扬跑去，到了洪宗扬身边，她竟然用身体挡着他。

那么，这名女子究竟是何人？她为何要“劫法场”救一位死刑犯呢？

监斩官见状，喝问道：你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大胆？

女子回答道：我叫“谭木兰”，是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女儿！

法警中有认识谭木兰的，于是便对监斩官说：她确实是谭主席的女儿。

尽管现在正在行刑，但省政府副主席的女儿亲自冲出来“劫法场”，说明此案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于是便赶紧打电话给谭余保，将此事向他作了汇报。

谭余保闻讯后，立即乘车往城郊刑场赶来。到刑场后，看见女儿正全力护着一个死刑犯，当即便上前去打了女儿一个耳光，并怒斥道：“你简直无法无天”，说着便示意立即行刑。

怎料，谭木兰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她哭诉着说道：这是错案，等请示了周总理再说。

谭余保不由心想，洪宗扬虽然是以“杀害革命志士和私藏枪支罪”被判处死刑的，但说到底也只是一起普通的反革命案件，怎么会上升到总理那里？难道此案真的有什么隐情不成？于是便只好同意下来，向总理请示完再说。

洪宗扬在谭木兰的“保护”下，暂免一死，被押回了牢房中，等候发落。

回到省府后，谭余保并没有立即将此事上报给总理，而是先询问女儿谭木兰为何要这样做。

谭木兰回答说，洪宗扬的那些罪状是不成立的，他不仅没有杀害革命志士，反而释放过革命志士。还说，他当年被派到浙江前，还曾给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留下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样的人就算不是功臣，也不至于被处死啊！

接着，谭木兰又说道：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父女俩走散了，国民党要杀了我，是洪宗扬站出来收我当他的义女，我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父女俩也才得以相见。

女儿的一席话，让谭余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起案件。他很清楚，“肃反”运动的也要遵循实事求是，况且组织上已有明确政策，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更何况自己还是省政府的副主席，更要带头纠正冤假错案。

于是，谭余保拨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汇报了洪宗扬的情况。第二天，周总理便传下话来：“洪宗扬是黄埔二期生，他的情况我知道，可以不杀，另行处理。”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切下，洪宗扬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后于1975年大赦出狱。

事实上，洪宗扬在黄埔上学期间，就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他并没有坚守住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转投了国民党，并一度参与指挥过“围剿”红军的战斗，先后做到了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参、国防部部员等职。

当然了，洪宗扬对中国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并且也曾帮助过我党，所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谭余保而言，洪宗扬更是对他有恩，1934年他与女儿走散后，就一直是洪宗扬在照顾谭木兰，尽管抗战结束后，谭余保与洪宗扬又一次成为敌对人物，但他们在对待共同的“女儿”谭木兰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都是无比的关心和爱护。

抗战爆发初期，谭余保曾准备将女儿接到延安，洪宗扬尽管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然而，就在父女俩即将分别之际，谭木兰竟突然改变了主意，不肯去延安，想继续留在洪宗扬身边。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谭余保回湖南任职后，才将女儿接到身边，并安排她到“革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湖南省公安厅工作。

相比于女儿谭木兰的新生活来说，洪宗扬因为蒋家王朝的覆灭，生活条件却每况愈下。

1954年，谭木兰再婚，洪宗扬在狱中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便从狱中托人送了几尺布料给女儿，尽管这些礼物值不了几个钱，但却饱含着洪宗扬对儿女的爱。

1975年冬，洪宗扬大赦出狱，后跟女儿一起去茶陵居住。特殊时期结束后，攸县人民法院为他彻底平反，后担任攸县政协委员，为统一战线做了不少的有益工作。

1993年，洪宗扬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至此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洪宗扬去世后，女儿谭木兰在请示有关部门同意后，将父亲的骨灰安放在了湖南省革命公墓。这对洪宗扬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一种告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