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南劳动党就不再设主席职务，因此，作为第一书记的黎笋自然而然成为了北越的最高领导人，他继承胡志明主席的遗志，继续领导越南人民坚持抗美斗争。

1975年，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黎笋却公然背离了胡志明主席的路线，逐渐走向“亲苏反华”的道路，并在苏联当局的怂恿和支持下，于1978年入侵柬埔寨。

对于黎笋集团倒行逆施的危险行为，以黄文欢为首的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被黎笋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

1976年12月，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四大”）。在此期间，黎笋采取不正当手段使黄文欢落选，并将其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国会副主席的头衔。

然而尽管如此，黎笋一伙依旧不肯善罢甘休，此后又相继采取了许多卑劣的做法包围和孤立黄文欢。

面对黎笋一伙的紧紧相逼，黄文欢深感自己若继续待在国内的话不仅毫无作用，甚至连基本的生命安全可能都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便萌生了来中国的念头。

事实上，黄文欢对中国并不陌生。

早在1926年秋，时年21岁的黄文欢就来到了中国广州，寻找救国的真理。可以说，黄文欢的革命生涯就是从中国的土地上开始的。

到了广州后，黄文欢被安排进入胡志明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并在这里度过了来华的第一个春节。春节结束后，黄文欢也从政治训练班顺利毕业了，而后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不久后返回国内，开始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而此次来华，也给黄文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也很想再回去看一看。但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1935年后，由于革命需要，黄文欢再次来华，并先后在南京、广州、长沙、昆明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我党的很多同志，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也是第一个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为此，越南还将1月8日作为其——“外交胜利日”。

两国建交后，黄文欢成为了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派驻中国的代表，他在中国一呆就是八年。在此期间，他还被选为了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这8年里，黄文欢为中越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黄文欢也一直将中国视作他的第二故乡。正如他晚年时所说：“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越、中之间深厚的情谊。”

然而，随着胡志明主席的逝世，黎笋集团的上台，这一切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黎笋集团奉行的“亲苏反华”政策，黄文欢表现得极为愤慨，他曾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并全力促进和维护中越友好关系。

尽管黄文欢是越共元老，又是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但也始终无能为力，不仅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于是，在1979年7月，黄文欢便借前往东德治病之机，改道去了中国。

来到中国后，黄文欢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规格礼遇，并将他安排住进了301医院，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病。最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黄文欢的病很快便痊愈了。

然而，当黄文欢改道来华的消息传到黎笋耳朵里后，他大为震怒，当即便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次年6月，黄文欢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不过，对于黎笋集团自导自演的这出好戏，黄文欢并不感冒，他来到北京后不久，就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宣布：

中国是“曾经在抗法 、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黎笋等人这是“颠倒黑白，认友为敌”……

在当时中越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黄文欢的正义发言，无疑在维护中越关系、以正天下视听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黎笋的离世，中越关系逐渐趋于缓和。尽管越南当局仍没有撤销对黄文欢的判决，但还是做了一些缓和之举，比如允许他的儿子到北京探望他，允许他的夫人来华小住等。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越南原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还作为特邀嘉宾，来华参加了亚运会开幕式，在此期间，武元甲还与黄文欢见了面。

事实上，从1986年阮文灵上台后，就曾准备为黄文欢“平反”，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践。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25日，黄文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后葬于八宝山。

斯人虽逝，但其为中越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两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