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体系中，秀才乃最低层级的功名获得者，尚不具备入仕为官的资质。若未能通过乡试，便只能自行寻求维持生计的途径。尽管朝廷基于特定考量，给予秀才一定程度的特殊优遇，诸如在赋税与徭役方面予以适度减免，然而，此类补助数额有限，难以从根本上保障其家庭的生计所需。
基于官方文献与民间史料综合分析，秀才用以维持生计的途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其一、训蒙处馆】
在传统的华夏社会语境下，士人群体往往对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持有轻视态度，他们秉持“安贫乐道”之理念，常以身为一介清寒儒士而深感自豪。然而，精神层面的坚守，终究难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困厄。需知，即便身为秀才，亦无法脱离社会这一庞大体系，必然要融入其中，并借助各类方式获取资财，以此维系自身生计。
于寒门士子而言，操持笔墨，以文字耕耘，恰似开垦数亩砚田。此“砚田”，不受降水多寡之扰，旱时无惧干涸，涝时不虞水患。于是，在馆舍之中从事授业解惑之务，便成为一种收益稳定、无惧灾变的营生。
谈及办学施教这一范畴，当代人往往会将其与古代的塾师形象相联系。而在清代，秀才开设学馆进行讲学授业的现象，实际上颇为普遍。
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年间，于江南地区，若有秀才设馆讲学，其从每位受业学生处收取的束脩，约为白银二两。然而，彼时此类学馆所纳学生数量通常有限，若能达到二十人，便已堪称可观。
若仅以教授学业为主要营生，秀才的收入水平相对有限。除年节期间收受的各类馈赠，以及其他途径获取的收益外，其年收入通常不过区区数十两白银。
部分秀才凭借其卓越的教育才能与方法，深受一众士大夫赏识，进而获聘为私人塾师。在此情形下，其收入水平得以显著提升，岁入可达白银百两以上。
【其二、游幕天下】
因仕途壅塞，科举得中秀才者，难以直接进入官场，故而退而选择受雇于地方衙门主官，此类人士在旧时官制体系中，常被称作幕僚或师爷。
在清代，“无幕不成衙”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彼时，自地方督抚至州县各级官府，均有聘请师爷的惯例。师爷的类别丰富多样，涵盖钱粮师爷、刑名师爷、账房师爷、书启师爷等。依据不同的职责范畴，这些师爷会被给予与之匹配的待遇。
在地方政务体系中，钱粮与刑名占据关键地位。基于此，负责钱粮与刑名事务的师爷群体，其薪酬水平亦处于高位。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例，钱粮师爷与刑名师爷所获收入，通常不少于二百两白银，收入较高者，可达四百至五百两白银之谱。
然而，秀才入幕存在颇高门槛。其要求秀才对国家典章制度与各类律例谙熟于心，而此能力为多数秀才所匮乏。故而，秀才入幕仅适用于少数群体，并不具备广泛适用性。
【其三、包揽词讼】
相较于开馆讲学、入幕从政等活动，秀才涉足包揽词讼这一行为，在道德层面备受诟病，亦为众多文人雅士所不齿。明末清初时期，学界泰斗顾炎武曾明确指出：“天下危害民众者有三：其一为乡宦，其二为生员，其三为胥吏。”在胥吏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之中，包揽词讼占据一席之地。
在清代，讼师这一专门职业常被官方冠以“讼棍”之称。讼师群体需具备多项专业技能，既要熟稔本朝律法体系，又要精通各类词讼文书的规范撰写，同时还需善于与衙门进行事务沟通。
在法律事务代理领域，讼师这一职业本无不当之处。然而，部分身为秀才的讼师，于利益驱使下，丧失公正立场，遵循金钱导向原则，为出价高昂者提供法律服务，全然不顾事实与正义。例如，于诸多影视作品中频繁登场的方唐镜，便是此类典型的、见利忘义且专为权贵阶层代理诉讼的讼棍形象。
据野史所载，在普通民事纠纷诉讼案件中，秀才作为参与方，可获三至五两白银的酬金。而一旦官司涉及人命，其酬金则在数十两至数百两白银区间浮动。酬金具体数额，往往取决于被告的经济状况。
不难想见，若终年业务承接无间断，于包揽词讼这一领域而言，其收益颇为可观。尽管此行业在社会声誉方面欠佳，然而众多秀才仍甘愿投身其中。
【其四、弃儒就贾】
在古代社会，社会阶层依序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士”阶层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占据最高地位。然而，作为“士”群体组成部分的秀才，由于难以踏入仕途，其所能获取的政治利益颇为有限。故而，一旦出现契机，他们往往会摒弃“士”的身份，转而投身商贾之业。
此类情形在历史进程中屡见不鲜，尤以晚清阶段为甚。彼时，众多秀才弃文从商，跻身地方富商之列。以御史故里徽州地区为例，自明清始，便涌现出诸多出身秀才的巨商。他们穿梭于商业与儒学之间，于贾儒之途灵活转换，形成士商交融之态。此现象渐趋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特征。
在历史进程中，投身商业领域的，绝非仅有秀才之流，进士乃至状元亦不乏其人。以清末状元张謇为例，其便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实业家代表。
对于弃儒从商的秀才群体而言，其收入状况缺乏明确统一的衡量准则，难以精确统计其年度收入具体数额。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差异悬殊，下限仅能勉强维系生计，上限却可达富可敌国之境。
为使众人对清代秀才的收入状况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知，御史特援引乾隆朝的“生员抄家案”为例。通过剖析此案例，旨在清晰呈现盛世背景下，一名普通生员所拥有的具体家产规模，从而从侧面揭示当时秀才阶层的经济状况。
乾隆四十四年，祝廷诤所撰《续三字经》内载“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之句。乾隆帝认定此语意在影射清朝剃发政策，遂朝廷以“大逆罪”对其予以论处。彼时，祝廷诤已然亡故，然仍未能幸免，遭开棺戮尸及抄家之惩处。
祝廷诤身为一介生员，以塾师之职为业。彼时，当地官府在实施家产查抄举措时，进行了详尽记录。经统计，其名下田亩、地产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等资产，经核算后，总计折合白银二百一十七点九九两。
从相关史料分析可知，清代秀才在经济状况上，总体而言并不窘迫。彼时，即便是以普通塾师为业的秀才，其资产通常可达二百余两白银。就当时的经济收入水平衡量，这一群体的经济状况相较于普通民众，明显更为优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