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在位十七年的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而亡，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灭亡。崇祯帝虽然去世，但是南方的半壁江山仍在大明朝手中，明朝的宗室们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唐王朱聿鐭建立绍武政权，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他们几人建立的政权被称为南明，1662年永历帝被杀后，南明政权灭亡。

虽说南明政权是明朝的余脉，仅存在了18年，但是也出现了不少抗清名将，他们为了延续大明的国祚继续与清军抗争，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10位名将。

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明末抗清名臣。崇祯元年（1628年）考中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主事、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等地。崇祯末年升南京兵部尚书，弘光政权建立后加东阁大学士，督师扬州，成为南明抗清核心人物。

崇祯年间，史可法整顿江淮防务，赈济灾民，练兵备战；李自成破北京后，他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主张联合农民军共抗清军，但受权臣马士英排挤，难以统筹全局。清军南下时，史可法率四千残兵死守扬州，面对多铎的劝降严词拒绝，亲临城头血战十日。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未遂被俘，拒降遇害，清军随后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其遗体仅存衣冠冢，葬于扬州梅花岭。

郑成功是福建南安人，明末清初抗清名将、民族英雄。隆武元年（1645年）获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号“国姓爷”，封忠孝伯；永历帝时晋封延平王。其父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于1647年起兵，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坚持抗清。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水陆大军北伐，破瓜州、克镇江，兵围南京，震动清廷，但因轻敌遭清军反击溃败。退守闽南后，为开辟长期抗清基地，于1661年亲率2.5万将士、战船400艘横渡台湾海峡，围攻荷兰殖民据点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

经九个月激战，迫使荷兰总督揆一于1662年2月签署投降条约，终结荷兰对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收复台湾后，设立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推行屯田制，招揽大陆移民开垦，促进台湾经济开发与汉文化传播。

郑成功坚持抗清近二十年，七次拒绝清廷招降，临终前仍高呼“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其收复台湾之举不仅维护领土主权，更为汉人移民开发台湾奠定基础，被后世誉为“开台圣王”。康熙元年（1662年）病逝于台湾，年仅39岁。

李定国是陕西榆林人，明末清初抗清名将。原为张献忠义子，大西政权“四将军”之一，封安西将军。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李定国率部联明抗清，受南明永历帝册封西宁王，后晋封晋王，成为南明后期军事支柱。

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率军东征，于桂林战役中大破清军，阵斩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同年衡州战役中设伏击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创“两蹶名王”战绩，震动清廷。此后以云贵为基地，整军屯田，联络夔东十三家义军，坚持抗清十余年。

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军三路攻滇，李定国在磨盘山设伏重创吴三桂部，但终因兵力悬殊败退滇缅边境。永历帝被缅方出卖后，李定国于勐腊继续抗清，直至病逝前仍告诫部下“宁死荒徼，勿降清虏”。

李定国的军事才能与民族气节备受推崇，梁启超称其为“明末第一流人物”，近代更被誉为“民族融合典范”。虽因新会战役失利、战略决策争议未能扭转南明败局，但其坚持抗清至死的忠贞气节，使之与郑成功并称“南明双璧”，康熙元年（1662年）病逝后，滇缅边境各族民众立庙祭祀，至今仍享“晋王”尊称。

张煌言是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领袖。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弘光政权时任翰林院编修，鲁王监国时擢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永历政权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郑成功、李定国并称“明末三杰”。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张煌言于浙东募义军拥鲁王监国，联络四明山义军坚持游击战。永历八年（1654年）任监军，协同郑成功三入长江，于崇明岛、瓜洲等战役中屡挫清军。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南京，张煌言率偏师溯江西进，连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直抵安徽芜湖，后因郑成功兵败被迫撤退，孤军转战皖南山区两千余里，仅余数骑突围返浙。此后以舟山群岛为基地，联合沿海渔民继续抗清。

康熙三年（1664年）南明覆灭后隐居象山悬岙岛，因叛徒出卖被捕，拒降就义于杭州，临刑前望吴山慨叹“好山色”，终年45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其为“忠烈”，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其孤忠气节与坚韧抗争精神备受后世推崇，梁启超赞其“晚明历史之光荣结局”，

张名振是山西太原人，南明鲁王政权抗清名将。崇祯年间任台州守备，弘光政权覆灭后，于隆武二年（1646年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授右佥都御史，封定西伯（后晋侯），历任兵部右侍郎、总制五军戎政，与张煌言并称“二张”，为东南抗清核心力量。

顺治六年（1649年）张名振率水师克健跳所（今浙江三门），建立浙东抗清基地；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陷落后，率残部投奔郑成功，仍奉鲁王旗号。顺治十年（1653年）起三次率军突入长江：首次焚毁清军镇江金山炮台，二次攻克崇明岛，三次（1654年）与张煌言合兵溯江而上，连破瓜洲、仪真，直抵南京燕子矶，震动清廷，但因郑成功援军未至被迫撤退。此后以崇明岛为据点，联合太湖义军屡袭苏南，牵制清军南下。顺治十三年（1656年）病逝于舟山军中，传其临终高呼“杀敌报国”，疑遭郑成功部毒杀，终年56岁。

张名振以“孤军血战二十年”闻名，虽未收复重镇，但凭借水师优势持续袭扰清军后勤，延缓清廷统一进程。

黄得功是陕西榆林人，明末军事将领。早年以勇武入行伍，崇祯年间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因战功累迁至总兵，封靖南伯。弘光政权建立后晋封靖国公，镇守庐州（今安徽合肥），与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并称“江北四镇”，负责长江以北防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黄得功率部驻防仪真（今江苏仪征），拱卫南京。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东犯，黄得功奉命于铜陵击败左部，但此战削弱了江北防务。五月，清军突破扬州，弘光帝逃至黄得功军营，清将多铎遣叛将刘良佐追袭。黄得功在芜湖荻港率残部与清军血战，身披数十创仍力战不退，后中冷箭重伤，愤然拔箭自刎殉国，临终高呼“吾无力报国矣！”其妻妾、部将皆自尽相随。清军敬其忠勇，敛葬遗骸。

夏完淳是松江华亭人，南明抗清志士、神童诗人。幼年师从陈子龙，十二岁随父夏允彝参与复社活动。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其父殉国后，年仅十四岁的夏完淳加入吴易太湖义军，任中书舍人，后受鲁王政权遥授兵部侍郎，联络各地抗清力量。

1646年夏完淳随吴易水师转战苏南，参与光复吴江、海盐等战役，以檄文《讨降贼大逆檄》鼓舞士气。次年义军溃败后，隐姓埋名撰写《大哀赋》控诉清军暴行，并秘密联络张煌言、钱栴等策划松江起义。1647年四月因叛徒告密被捕，押解南京后，面对洪承畴劝降痛斥“洪亨九（洪承畴）先生死王事已久，何物庸奴敢冒其名！”，在狱中作《南冠草》诗集明志。同年十月十六日于南京西市慷慨就义，年仅十七岁。

何腾蛟是贵州黎平人，南明抗清名臣。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举人，崇祯年间历任南阳知县、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弘光政权覆灭后，于隆武元年（1645年）任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拥立永历帝，晋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南明西南抗清核心。

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南下，何腾蛟招抚大顺军余部郝摇旗、李过等十余万人，组建“忠贞营”，形成湖广抗清联合战线。永历元年（1647年）在湖南全州大败清军，次年于桂林保卫战中击退孔有德部，一度收复衡阳、长沙等重镇。但因与堵胤锡等将领不和，加之粮饷匮乏，永历三年（1649年）湘潭战役中全军溃败，退守广西时被清军俘获。面对劝降，何腾蛟绝食五日，赋《绝命诗》后于长沙殉国，终年58岁。

刘文秀是陕西延安人，明末清初抗清名将。原为张献忠义子，大西政权“四将军”之一，封抚南将军。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联明抗清，受永历帝封抚南王，后晋南康王，与李定国、孙可望并称南明西南三大支柱。

顺治九年（1652年）刘文秀率军入川，于保宁大败清平西王吴三桂，收复川南多地；次年东征湖南，攻克辰州、常德，配合李定国衡州大捷，形成湘西抗清战线。永历八年（1654年）孙可望谋篡，刘文秀与李定国联手护驾，于曲靖击败孙可望叛军，稳定永历政权。后主持云南军政，整编军队、屯田储粮，联络川黔土司巩固防线。永历十一年（1657年）清军三路攻滇，刘文秀镇守七星关阻击多尼部，因战略失误兵败退守昆明，次年忧愤病逝，谥“忠靖”。

瞿式耜是江苏常熟人，南明永历朝重臣。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考中进士，初任江西永丰知县，崇祯元年（1628年）擢户科给事中，因弹劾阉党遭贬。弘光政权时任广西巡抚，隆武二年（1646年）拥立永历帝，授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留守桂林主持抗清大局。

永历元年（1647年）清军攻桂林，瞿式耜亲督焦琏、陈邦傅等部，以火器重创孔有德军，取得南明首次大捷；次年清军再犯，他死守孤城百余日，粮尽援绝仍拒降，后因守将叛变城陷。永历四年（1650年）与张同敞于仙鹤岩被俘，囚禁期间痛斥劝降，与张同敞赋诗明志，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桂林独秀峰下慷慨就义，终年61岁。

小结：

明朝覆灭后，南明政权在南方延续抗争了18年（1644-1662），涌现出众多忠勇将领。史可法作为弘光政权核心，以扬州十日血战殉国，展现气节；郑成功以金厦为基地七拒清廷招降，最终收复台湾建立抗清据点；李定国原为农民军将领，归明后两蹶名王震动清廷，至死坚守滇缅边境。张煌言三入长江联合作战，张名振三次突袭长江牵制清军，二人并称"浙东双壁"。少年夏完淳14岁从军，17岁慷慨就义，以诗文铭志；黄得功、瞿式耜分别以江北死守、桂林血战彰显武将风骨。何腾蛟整合大顺余部组建忠贞营，刘文秀经营西南防线，虽未改结局却延缓清军南下。这些将领或血战殉国，或孤守绝境，以不同方式书写了南明抗争史诗，其忠贞气节与战略实践，既延续了汉族政权命脉，也为台湾开发、边疆治理留下历史遗产，成为明清鼎革之际悲壮的时代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