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朝代之一，其文治武功都是佼佼者，但是自安史之乱后，大唐的辉煌便已经不在，可是还是苦苦支撑了150多年，最终亡于朱温之手。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唐21帝的功过是非。
唐高祖李渊（618-626年）作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凭借关陇军事贵族的身份和隋末民变的契机，在晋阳起兵后迅速攻占长安，拥立隋恭帝再行禅让，以最小代价完成政权更迭。他重建三省六部制，颁布《武德律》奠定法律框架，恢复科举选拔寒门，并击败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中原。然而其统治存在显著缺陷：过度依赖次子李世民征战，导致秦王府势力膨胀，却未能有效制衡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试图通过让李世民迁居洛阳来缓和冲突，但优柔寡断的决策反而加速政变爆发。退位为太上皇后，他目睹李世民清洗建成、元吉势力却无力干预，暴露出开国君主在权力过渡中的被动性。其执政虽为唐朝奠定基础，但未能解决皇位继承的制度性隐患，为后续政变埋下伏笔。
李世民以玄武门之变得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革新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范围，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促进经济复苏；设立门下省封驳制度，完善中央决策机制；军事上灭东突厥、高昌，设安西都护府，确立唐朝在亚洲的霸权。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思想影响深远。但贞观后期显露统治危机：亲征高句丽失败导致国力损耗，晚年沉迷方术、服食丹药，引发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夺嫡之争。为维护权力，他冤杀名将李君羡，废黜直言进谏的宰相刘洎，暴露出专制君主的局限性。尽管个人能力卓越，但其得位不正的阴影始终困扰唐朝继承制度，玄武门模式成为后世皇子夺权的先例，深刻影响唐代政治伦理。
李治延续贞观遗风，完成唐朝疆域最大扩张：灭西突厥、百济，平定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将东北纳入版图；颁布《永徽律疏》完善法制，推动佛教本土化发展。但其统治存在结构性矛盾：前期依赖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后期转向扶持武则天对抗门阀，导致权力失衡。显庆五年（660年）后因风疾频发，政务逐渐由武则天代理，开创“二圣临朝”局面。未能遏制武则天培植党羽，最终为其篡唐铺路。其最大过失在于未能预见武周革命的后果，虽然个人统治时期唐朝达至鼎盛，但权力过渡的失控直接导致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皇权旁落成为唐朝中期女主干政的肇因。
作为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打破门阀政治桎梏：改革科举增设殿试、武举，提拔狄仁杰等寒门士子；推广《兆人本业》指导农业生产，经济持续发展；设立铜匦广开言路，强化中央集权。但其统治手段残酷，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制造恐怖政治，屠戮李唐宗室及旧臣；晚年大兴佛教，耗费巨资建造明堂、天枢，导致财政虚耗。神龙政变后被迫退位，武周政权昙花一现。其历史地位复杂：既推动社会阶层流动，又破坏法制根基；既拓展唐朝国际影响力，又引发后续韦后、太平公主之乱。她的统治证明女性可驾驭皇权机器，但也暴露集权体制的脆弱性，为开元盛世提供反面教材。
李显两度登基均陷于失败。首次在位55天即因提拔韦后家族遭废，反映其政治幼稚；神龙政变复位后，纵容韦后与安乐公主卖官鬻爵，纵容“斜封官”制度败坏吏治。尽管恢复李唐国号有功，但其统治加剧政治腐败：安乐公主强占民田建造定昆池，上官婉儿专权干预科举，佛教寺院经济恶性膨胀。景龙四年（710年）被妻女毒杀，暴毙暴露其完全丧失权力掌控。作为过渡性君主，他既无力遏制韦后集团，又未能调和李武两大政治势力，其优柔寡断加速了唐朝中枢权威的瓦解，为玄宗上位扫清障碍。
李旦以“三让天下”展现政治智慧：首次让位母亲武则天保全性命；二次让位兄长李显避免卷入神龙政变；最终传位李隆基开启开元盛世。景云年间短暂执政时，他平衡太平公主与太子势力，改革监察制度，但未能遏制官僚腐败。其统治核心问题在于过度妥协：默许太平公主干预朝政，放任窦怀贞等依附者贪渎，导致皇权威信持续衰落。尽管个人保全了皇室血脉，但其被动式统治模式凸显盛唐前夕中央集权的松弛，为玄宗铁腕改革提供必要性注脚。
开创开元盛世，唐朝达至巅峰：改革兵制设立节度使，巩固边疆防御；编纂《唐六典》完善行政法典；发展漕运促进经济流通。但天宝年间急剧转向衰败：宠信李林甫、杨国忠阻塞言路，纵容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府兵制崩溃导致外重内轻。安史之乱彻底暴露制度缺陷，马嵬驿兵变终结其政治生命。其统治呈现强烈反差：前期励精图治缔造盛世，后期沉溺享乐引发浩劫。对宦官高力士的依赖开启中晚唐宦官专权先例，而放弃长安逃亡成都更是严重损害皇室威信，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
灵武称帝凝聚平叛力量，重用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延续唐朝国祚。但其统治存在致命缺陷：为制衡武将而设观军容使，使宦官鱼朝恩掌控神策军；猜忌功臣导致邺城之战唐军惨败，错失平叛良机。至德二年（757年）处死永王李璘，暴露其对宗室将领的极度不信任。晚年试图通过封赏藩镇换取忠诚，反而加剧河北地区的割据化。其政策选择使宦官势力与藩镇问题交织，中晚唐政治困局在此埋下伏笔。
终结安史之乱，推行两税法改革税制，抑制佛教寺院经济扩张。但其姑息政策贻害深远：默认田承嗣、李怀仙等安史旧部割据河北，开创藩镇世袭恶例；诛杀程元振后仍重用鱼朝恩，导致宦官掌军制度化。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的耻辱，暴露府兵制崩溃后的国防空虚。其统治呈现矛盾性：虽力图恢复中央权威，但妥协政策实际加速了地方离心倾向，唐朝从此步入“长安天子，魏府牙军”的失衡格局。
唐德宗李适（779-805）初期锐意改革：推行两税法增强财政，试图武力削藩重塑权威。但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彻底击碎其理想，出逃奉天后转向保守政治：放任藩镇世袭，以“姑息之政”维持表面和平；设枢密使制度使宦官深入中枢决策，神策军成为皇权唯一支柱。其统治轨迹凸显皇权与藩镇的博弈困境：强硬手段引发反弹，妥协政策导致权威流失。晚年任用裴延龄等聚敛之臣，民生困苦，为永贞革新提供社会基础。
永贞革新试图扭转中唐颓势：罢宫市、逐五坊使，打击宦官势力；启用王叔文、王伾推行财政改革。但其改革仅持续146天即告失败：因中风失语丧失执政能力，宦官俱文珍发动政变迫其退位。作为过渡君主，他的悲剧在于健康危机与政治抱负的冲突，改革派缺乏军权支持的弱点暴露无遗。永贞革新虽败，却为后世提供改革范本，其失败预示唐朝自救能力的衰竭。
唐宪宗李纯（805-820）实现元和中兴，平定西川刘辟、镇海李锜叛乱，短暂恢复中央权威。但其削藩策略存在局限：依赖宦官吐突承璀监军，导致将领离心；淮西之役虽胜却耗尽国力。晚年迷信方士，服食丹药暴毙，疑似被宦官陈弘志弑杀。其猝死导致河朔三镇复叛，中兴成果付诸东流。宪宗的矛盾在于：既想重振皇权，又不得不依靠宦官与藩镇力量，这种结构性依赖注定改革难以持久。
纵情声色，放任河北三镇叛乱死灰复燃。长庆年间科举取士泛滥，引发牛李党争激化；与吐蕃会盟丧失战略主动权。其统治加速皇权衰落：神策军腐败加剧，宦官王守澄掌控枢密院。因打马球受伤致死，荒嬉形象成为晚唐君主的典型标签。穆宗朝证明，中枢的懈怠会迅速引发地方失控，唐朝自此失去制度修复能力。
唐敬宗李湛（824-826）在位两年毫无建树，沉迷蹴鞠、夜猎，常彻夜饮宴致“百官月仅六日朝”。宝历年间宦官权势膨胀，王守澄、梁守谦把持朝政。其被弑事件（“染署之变”）具有象征意义：刘克明等低级宦官弑君，反映禁军体系的彻底腐化。作为政治傀儡，他的统治暴露晚唐君主教育的失败，皇权沦为宦官集团随意废立的玩物。
发动甘露之变欲除宦官，因计划泄露反遭软禁。开成年间推行文治：刻《开成石经》统一儒学经典，抑制佛教过度扩张。但其改革止于表面：未能阻止牛李党争恶化，甘露之变后彻底丧失决策权，哀叹“受制于家奴”。他的悲剧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试图恢复太宗式君权，却深陷宦官-官僚-藩镇的三重枷锁，成为体制性危机的牺牲品。
唐武宗李炎（840-846）会昌灭佛收数千万亩寺院土地，强化中央财政；击溃回鹘稳定北疆，展现军事魄力。但其宗教政策过于激进，灭佛引发社会动荡；倚重宰相李德裕加剧党争。服食丹药早亡导致政策中断，灭佛成果人亡政息。武宗统治呈现短暂强势，但未能解决藩镇割据的核心矛盾，其铁腕手段反为后续统治增添阻力。
唐宣宗李忱（846-859）大中之治被誉为“小太宗”：贬谪李德裕终结牛李党争，整顿吏治刷新科举；击败吐蕃收复河湟。但其改革存在局限：对藩镇仍以姑息为主，未能恢复中央权威；晚年追求长生服毒致死，暴露晚唐君主迷信通病。宣宗的矛盾在于：个人勤政难以扭转体制颓势，其统治如同回光返照，短暂稳定后唐朝加速滑向崩溃。
统治期间民变四起：浙东裘甫起义首揭唐末农民战争序幕，徐州庞勋兵变动摇漕运命脉。其沉迷佛教，耗费国库迎佛骨；放任驸马韦保衡贪腐，致南诏攻陷交州。咸通年间的统治彻底暴露军事、财政体系的崩溃，为黄巢起义铺就社会基础。懿宗堪称唐朝衰亡的“加速者”，其短视政策使帝国丧失最后自救机会。
唐僖宗李儇（873-888）黄巢起义攻陷长安，其流亡成都依赖李克用等藩镇平叛。统治期间田令孜专权，卖官鬻爵激化社会矛盾；王仙芝、黄巢转战半壁江山，唐朝名存实亡。中和四年（884年）返回长安时，朝廷已完全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其流亡生涯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彻底崩塌，唐朝进入军阀混战时代。
试图重振皇权：组建禁军对抗藩镇，处决宦官杨复恭。但受制于朱温、李茂贞等强藩，两度被逐出长安。天祐元年（904年）被迫迁都洛阳，终被朱温弑杀。其悲壮努力反衬皇权的彻底空洞化，挣扎过程揭示唐王朝制度性解体的不可逆转。
唐哀帝李柷（904-907）
朱温傀儡，天祐四年（907年）被迫禅让，唐朝灭亡。在位期间完全丧失政治自主，其存在仅为改朝换代的过渡符号。被废后遭毒杀，葬仪简陋，象征李唐皇室最终尊严的丧失。作为末代君主，其悲剧性命运浓缩了晚唐皇权的全面崩溃。
总结
唐朝二十一帝的统治轨迹，构成集权与分权反复博弈的史诗：前期太宗、高宗、武后通过制度创新开疆拓土；玄宗由盛转衰暴露制度缺陷；中后期肃宗至宣宗在宦官、藩镇、党争中艰难维系；末代诸帝彻底沦为历史尘埃。每位君主的抉择都受制于财政、军事、官僚体系的深层矛盾，其功过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更映射出帝国生命周期的必然规律。唐朝的兴衰证明，任何制度体系若无持续革新能力，终将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