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大清朝就开始迅速的走向衰弱的道路，在外受列强的欺负，在内不断有农民起义，百姓更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渐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中，清朝政坛上也出现了一些满族能臣，虽然他们有心振兴朝纲，但是在时代的大潮面前也是无能为力，最终大清还是走向了灭亡。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晚清政坛上的这些满族能臣。

恭亲王奕䜣是晚清宗室重臣的核心代表，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长期主导外交与改革事务。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他临危受命签订《北京条约》，随后联合慈禧发动辛酉政变，铲除肃顺集团，获授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并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启近代外交体制。其执政期间，主导洋务运动：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企业，推动京师同文馆引入西方科技教育，倡导修筑铁路、架设电报，被视为“自强新政”的实际掌舵者。

但奕䜣的改革始终受制于权力博弈。同治四年（1865年）因重用汉臣遭慈禧猜忌，被褫夺议政王头衔。中法战争期间，他主张避战求和的政策引发清流派抨击，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易枢事件中被罢黜全部职务，赋闲十年。甲午战败后虽短暂复出整顿总理衙门，然锐气已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戊戌变法争议中病逝，谥号“忠”，清廷追念其“开创洋务之功”，但毕生推动的有限改革终未能突破体制窠臼。

奕䜣的起伏轨迹折射晚清改革派的困境：既借皇权推行近代化，又因触碰权力核心遭反噬，最终成为新旧势力拉锯的牺牲品。

肃顺是晚清咸丰朝最具争议的实权派大臣，他出身郑亲王旁支，历任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虽非皇室近支，却以铁腕手段主导朝局，主张“乱世用重典”，成为咸丰帝应对内忧外患的核心智囊。

其政治作为集中于三大领域：一是整顿吏治，主导戊午科场案处决大学士柏葰等贪腐高官，震动八旗勋贵；二是打破满汉藩篱，力荐曾国藩、左宗棠等汉臣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三是推行财政改革，试图以发行“官票宝钞”缓解国库空虚，但因手段激进引发市面混乱。对外则主张强硬抵抗英法联军，反对签订《天津条约》，与恭亲王奕䜣形成政策对立。

咸丰帝临终前任命肃顺为顾命八大臣之首，辅佐幼帝同治。然而他轻视两宫太后权力，拒绝垂帘听政，终在1861年辛酉政变中被慈禧与奕䜣联手扳倒。被捕时仍怒斥“悔不早治此婢”，最终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示众，其余党羽或贬或诛。肃顺之死标志着满清保守改革派退出中枢，其重用汉臣的政策虽由湘淮集团延续，但中央权威自此加速流失。后世评价他“锐意而少权变”，成为新旧势力交替的牺牲品。

文祥是晚清洋务派重要代表，出身满洲正红旗，历任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协助恭亲王奕䜣处理外交事务，主导总理衙门日常运作，成为清廷近代化改革的实际执行者。其核心作为体现在三方面：外交上主持修订《中葡和好贸易条约》，遏制葡萄牙扩张企图；军事上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推动兵器自主生产；教育上倡设同文馆并增设天文算学馆，突破传统科举范畴培养技术人才。

文祥以务实著称，在1870年天津教案中力主“抚夷缓战”，避免与列强全面冲突；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提出购置铁甲舰筹建海防，奠定北洋水师建设基础。他率先提出“以夷制夷”策略，在1871年俄国强占伊犁时，建议联合英法施压，促成《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署。

但受制于保守势力，其改革多遭掣肘：同文馆招生被斥“用夷变夏”，海军建设因经费短缺进展缓慢。光绪二年（1876年）积劳成疾卒于任上，追赠太傅。临终上疏痛陈“变法宜早，迟疑则益艰”，然未获重视。其务实路线虽为李鸿章等继承，但清廷已错过改革黄金期，其命运折射出晚清改良派“知时势而难挽颓澜”的历史困境。

荣禄是晚清满族重臣中兼具保守与务实特质的权臣，历任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兵部尚书等要职，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其政治生涯以维护旧制为底色，却在危机应对中显露权谋手腕：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他任直隶总督掌控京津兵权，率先截获维新派“围园杀后”密谋，协助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镇压康梁党人；随后主导编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引入西方操典装备，其中袁世凯统辖的“新建陆军”成为北洋军阀雏形。

庚子事变中，荣禄展现政治弹性。他一面默许慈禧利用义和团，一面暗中联络东南督抚促成“东南互保”，确保江南财赋之地免于战火；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又力主议和保全慈禧权力核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推动新政却严守“中学为体”底线，反对激进立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病逝于军机大臣任上，追赠太傅、谥“文忠”。其女瓜尔佳氏嫁与摄政王载沣，外孙溥仪成为末代皇帝。作为旧体制最后的“裱糊匠”，他既镇压维新又推动军事现代化，既依附慈禧又制衡袁世凯，终在帝国崩解前夕去世，其政治遗产随清廷覆灭而烟消云散。

端方是晚清满族大臣中少有的立宪派革新者，他历任两江、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中兼具开明与实干特质。其政治作为以新政为核心：1905年创办中国首个官办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设立罪犯习艺所推动司法改良；1906年率团考察欧美宪政，归国后奏请“君主立宪宜决不宜迟”，直接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任两江总督期间兴办南洋大学堂（今东南大学前身），选派官费留学生赴美，并引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整治南京市政。

然而其改革深陷体制困局。1909年任直隶总督时因摄影东陵“僭越”遭弹劾罢官，暴露满清保守派对革新派的打压。1911年清廷为应对保路运动，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其强硬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试图将民间股金转为国债，引发川鄂湘粤民众激烈反弹。同年10月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时，辛亥革命已爆发，军心溃散。11月27日行至四川资州，所部鄂军受武昌起义鼓舞，将其与弟端锦刺杀于行辕，首级被装入浸油木匣送往武昌示众。

端方之死兼具悲剧性与象征性：作为体制内改良派，其新政理念超越时代却无力调和朝廷与民怨；作为满人权贵，终成清廷腐朽统治的殉葬品。清廷追赠太子太保，但首级游街的惨状加速了各省独立风潮，其命运印证了清末立宪改良的历史破产。

铁良是晚清满族大臣中保守势力的代表，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江宁将军等职，以维护八旗特权、制衡汉族官僚著称。其政治重心在于军事集权：1903年任户部尚书期间整顿旗营财政，编练京旗常备军；1904年赴日本考察陆军制度，归国后参与制定《陆军学堂办法》《新军编制章程》，推动废除武科举；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时收拢各省兵权，压制袁世凯北洋系扩张，引发“南北军权之争”。

铁良的政治立场顽固保守。1907年反对立宪运动，称“立宪利汉不利满”；1909年任江宁将军时镇压革命党起义，强化满城防务；辛亥革命期间力主武力镇压，反对南北议和。但其措施加剧满汉对立：强行将江南制造局迁入满城引发汉人士绅抗议；武昌起义后拒绝新军增援导致南京失守。

清帝退位后，铁良组织宗社党策划复辟，1912年流亡日本，参与“满蒙独立运动”。1922年返回天津寓居，仍以遗老自居，联络蒙古王公图谋复辟未果。1938年病逝，清室追谥“庄靖”。其一生坚守“保满洲而卫旧制”，既推动军事近代化又抵制政体变革，终成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典型，折射出晚清满族权贵在民族革命浪潮中的挣扎与溃败。

那桐是晚清满族官僚中务实型外交重臣，隶属镶黄旗，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会办大臣、军机大臣。其政治价值体现在危机应对与涉外协调：1900年庚子事变后，协助奕劻、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主持筹措赔款抵押关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力保东北“局外中立”，斡旋划定交战区；1908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处理中美庚款退还事务时推动设立游美学务处，促成首批庚款留学生赴美。

那桐以圆融手段周旋于列强之间，任外务部大臣期间修订《中丹条约》《中瑞条约》，适度挽回利权。他支持新政却避免激进，1906年奉命考察各国宪政，归国后主张“缓行立宪”，与端方形成政策对比。1911年任内阁协理大臣时，面对武昌起义建议启用袁世凯，试图借北洋军维系清廷统治。

清帝退位后，那桐寓居天津，以遗老身份拒绝参与复辟活动。晚年变卖书画古董维生，1925年病逝。伪满洲国邀其出山遭拒，遗命墓碑不署民国年号，仅刻“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其政治生涯既体现满族官僚在近代外交中的务实妥协，又显露旧式权贵面对时代剧变的无力感，终以守节而终的结局，为晚清满臣群体添注一抹复杂的历史灰度。

载泽是晚清宗室中少有的革新派代表，他出身康熙帝后裔，封镇国公，历任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其政治生涯以宪政改革为核心：1905年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力主“立宪可保君权”，推动清廷发布“预备仿行立宪”上谕；1908年主持制定《钦定宪法大纲》，确立九年预备立宪期；任度支部尚书期间整顿财政，统一货币（《币制则例》），设立大清银行，尝试建立现代财政体系。

载泽的改革兼具前瞻性与局限性。他主导清理各省财政，划分国地税权，但因触及地方督抚利益遭抵制；推动盐政改革设立督办盐政处，试图打破专商引岸制，终因既得利益集团反扑而中止。作为宗室少壮派，他既与袁世凯合作推动新政，又警惕汉臣权势扩张，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任度支大臣，加剧满汉矛盾。

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泽力主武力镇压，反对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后隐居天津，1917年短暂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彻底退出政坛。1930年病逝，逊清小朝廷追谥“恪敏”。其一生既以宗室身份竭力维系清室统治，又引进西方宪政理念，终因无法突破皇权桎梏沦为体制内改良的悲剧注脚，折射出晚清宗室改革派“欲借西法续皇统”的历史困境。

小结：

这八位满族重臣在晚清政坛上都有一定的作为，但是也有其历史困境：恭亲王奕䜣主导洋务运动，推动外交与军工改革，但受制于慈禧权力博弈而失势；肃顺铁腕整顿吏治、重用汉臣，却因政变被诛；文祥务实推进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新政，终因保守势力掣肘未竟全功；荣禄镇压维新又编练新军，成为旧体制裱糊匠；端方力主立宪却死于保路运动，凸显改良与民怨冲突；铁良顽固维护满族特权，逆时代潮流溃败；那桐斡旋外交斡旋但无力挽救时局；载泽推动宪政改革却陷皇权桎梏。这些权臣虽试图通过军事、教育、宪政等改革延续清廷统治，但受制于体制僵化、权力斗争和民族矛盾，最终沦为新旧时代交替的牺牲品，折射出晚清改革“欲变而不能彻底”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