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遵义会议站岗放哨
1935年1月9日，中央机关进驻贵州遵义。遵义分南城、北城，周围景色秀丽，澄碧的芙蓉江从市中穿过。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保障会议安全，军委把守卫南城的任务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团。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会议议题是什么，但凭感觉认为这次会议不寻常。
党中央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深夜一点多钟，我带两个参谋在街上巡逻。突然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在晃动。我们警惕地走上前去，仔细一瞧，原来是头发长长的毛泽东主席和戴着深度眼镜的张闻天。两人谈笑风生，看样子是刚刚散会。
"首长好？"我们向两位中央领导人问好。
"同志们辛苦啦！"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闻天问道。
"我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团的！"我们三人齐声回答。
张闻天伸手摸了一下我那单薄的衣袖，关切地说："夜间天凉，巡逻时要多穿点衣服。"
"是，谢谢首长！"我答话后，继续沿街巡逻。
第三天上午，刘伯承总长到国家政治保卫团检查警卫工作，正巧我刚巡逻回来。刘总长开口就问："胡子，北城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把我问懵了，只好红着脸说："刘总长，你不是交代让我们守南城吗？南城这么大，任务又重，那北城就照顾不到了。"
刘总长哈哈一笑，说："我说你这个孙胡子，真是有点机械喽！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参谋长，工作方法不会灵活一点嘛，南城、北城是一个整体嘛！""总长批评得对，我一定注意克服这个毛病。"我面带愧色地回话。
历史性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中央总书记博古、洋顾问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会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担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决策红军的军事行动。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拨正了中国革命航船的方向。
消息传来，犹如一声春雷，在我耳边回荡。我手捧一张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逐字逐句地阅读，心情激动，欣喜若狂。"毛主席又回来掌舵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销国家政治保卫团，该团人员一半编入红1军团，一半编入红3军团。一天，姚喆团长对我说："老孙，你当师参谋长时就没有马，到保卫团以后又没有马，辛苦你了。现在保卫团要撤销，抽出一匹马给你骑吧。"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由于步行惯了，我只让马驮着背包和两个小包袱，小包袱放在马褡子里。其中一个小包袱里放着我和赵博生等人1930年游秦岭时600多人的花名册，多年来，我把它视为珍宝。
我那驭手是个江西人，40多岁，很老实。在军委，我坚持每天步行，有马也不骑。我回到军委不几天，一天早晨，我那驭手扛着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见到我，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他说："马死了。前三天出发时，有人把马给换了，说是奉上级指示，你的马要给别人，他给留下一匹病马。病马走着走着就不行了。"驭手不知道那两个小包袱里是什么东西，将马褡子扔掉了。我非常惋惜。这匹马我一次未骑。我没有批评驭手，我说："好吧，还是靠我的两条腿走路吧！"
两天后，我接到电话通知，到红3军团第5师任侦察参谋，没过几天，改任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该教导大队下设1队、2队，学员大部分是营团两级干部，共200余人。大队部设协理员、文书、管理员各1人，通信员4人。为了尽快提高这些营团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我亲自给他们讲课、做示范动作。每到宿营地时，如天还不黑，就挤时间上一节课。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对我"行军中办学"、"见缝插针"的精神，颇为赞赏。
1935年2月27日，红3军团第二次攻打遵义，军团参谋长邓萍壮烈殉职，由叶剑英接任红3军团参谋长。不久，我任军团教育科科长。此时，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作战科科长李天佑、侦察科科长黄克诚。
一天傍晚，接到前卫纵队红1军团发来的电报，说前面小白龙江上的一座木桥被水冲垮，要求红3军团派工兵提前架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过河。
参谋长叶剑英手拿电报，和我们几位科长共同商量。到底如何布置任务呢？他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以信任和商量的口气说："胡子，你去怎么样？"我说："行，我去！"当时工兵连70人，只上来30人。我带上这30人，饭也未吃，又走了20多里，找到了那座桥。江面虽不宽，但水流很急。我带领战士们到附近树林里找了一棵大树，把它据开刨平，架在江两岸。苦战一夜，桥总算架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桥头，正准备向军团部写完成任务的报告时，一抬头，看见彭军团长来了。他问我："胡子，桥架好了没有？"我急忙站起身来，一边敬礼，一边回答："报告军团长，桥已架好，人在桥上行，牲口在水中走。"
彭军团长看着两眼发困的我说："你们辛苦了。"然后他亲自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指示说："桥基要加固，再弄点大块石头，铺在桥下。"我们立即照办。
我一天两夜没有合眼，接着又要行军，为了不因打瞌睡而掉队，我让人用绑腿带拴在我的腰上，牵着我走。一路上东倒西歪，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就这样，一天又走了80多里路。
教育科人员经常变化，有时十三四人，有时十五六人，睡觉很拥挤。一天下雨，教育科分的房子比较少，我对科里人说："你们住在屋里，我在房檐下。"躺下后，听到有人说闲话，说什么"分房时，孙科长不去争一争"。听到议论，我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我坐起来，给彭军团长写了个条子说"由于我能力差，很难指挥教育科一班人，请军团长批准我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第二天晚饭后，彭军团长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写的条子我看到了。共产党员要能克服一切困难，这点困难就难住了？你让我批准你回军委，这行吗？对有些人该批评就要批评嘛！"
为此事，军团政委杨尚昆还专门到教育科参加过党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说："我认为胡子是个好同志，他在住房方面从来不挑不拣，这不能怨他，他至诚待人，严以律己，该批评的时候没有去批评你们。以后全科要团结，有意见当面提，不要犯自由主义。"
5月28日，红3军团到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为了火速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沪定桥，红3军团随左纵队红1军团跟进。
行军途中，我口渴得难受，有人喊："嘿，那不是杏树吗？"我抬头一看，路边山坡上果然有几棵野杏树，已经发黄的杏子压弯了枝头。我跑上前去，摘了两把杏子，边走边吃。半生不熟的杏子吃到嘴里，又涩又酸，不一会儿，又到河边喝了几口生水。
当晚夜行军，我的肚子突然疼痛难忍，拉起了痢疾。第二天，病情加重，浑身无力，两腿迈不开步，掉队了。
彭军团长一天没有看见我，对作战科长李天佑说："胡子可能掉队了，你找个牲口去接他一段。"
我正拄着棍子摇摇晃晃走着，一抬头，看见李天佑牵着两头骡子站在路旁。我心中纳闷儿，说："天佑，你在这里做什么？"李天佑说："军团长叫我来接你。这是通信主任的骡子，只能叫你骑半天。"
我骑上骡子，走了大约40里路。第三天，过了泸定桥，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彭军团长见到我，关切地说："胡子，怎么掉队啦？"我说："军团长，我闹痢疾，一天一夜拉了70多次。"他又问："好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好！"
说话间，军团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说："这是治痢疾的药，给你6粒，分三次吃，现在就吃一次。"
我眼含热泪，双手接过军团长给的药。药吃下之后，痢疾很快就止住了。
过雪山草地
6月上旬，我们红3军团到达夹金山脚下。这是长征以来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夹金山，主峰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临，忽而狂风大作，民间素有"神山"之称。
经过千里跋涉、体力虚弱、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过这样的大雪山，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参谋长叶剑英对我说："胡子，你带几个人深入居民中，了解一下怎么样过雪山。"
我和两个参谋来到山下晓碛村居民家访问。70多岁的王大爷说，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要想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要多穿衣服，上山前喝些姜汤或辣椒汤，最好每人拄一根棍子，防止跌倒。
山民的经验之谈，对我有不少启发。叶参谋长听了汇报之后，当即口述四条指示：一、过山时不能走快；二、官兵不要说话；三、任何人不能坐地休息；四、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他还要求各伙食单位把生姜、辣椒、大葱发给指战员。
叶参谋长的指示，我如实传达下去。
6月14日，天晴日朗，太阳像火似的灼烤着大地。红3军团的官兵要翻越夹金山。彭军团长一早就来到山脚下，他细心地检查指战员们的行装，对我说："先休息吃饭，9时开始登山！"
当时，军团部不少人蹲在地上吃饭，彭军团长看见我低着头，什么也没吃，问我："胡子，人家都在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吃？"我惭愧地说："军团长，因为我手笨，不会做干粮，只带了点炒面。"
彭军团长脸色一沉，批评我说："乱弹琴，不吃干粮怎么过雪山呢？"接着，他从自己挎包里掏出五六个青稞面做的圆团子，塞到我的手里，笑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一面分一半嘛！"
彭老总送几个青稞面圆团子，看来事情虽小，但在那漫漫长征路上，在那人迹罕见、生死攸关的环境里，几个青稞面圆团子所体现出的友爱情感，重金难买。这件事，我终生难忘，彭老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
在雪山上，我拄着棍子，和战友们手拉手，互勉前进，顽强地同风雪作斗争，肚子饿了就吃口炒面，渴了就抓把冰雪。但是，不管多么累，多么困乏，谁也不敢坐下休息，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一坐下来，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
6月14日傍晚，红3军团翻过了夹金山，到达达维镇，与李先念率领的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北挺进，7月8日，红3军团进抵黑水县地区。
黑水芦花一带，物产比较丰富，有青稞麦、大豆、苞米和少量蚕豆。为了走过茫茫草原，彭军团长要求每人筹集7至10天的口粮，每人准备一件羊毛织的衣服。
我们驻扎的位置是在一个交通要道上，住的房子像堡垒一样，一、二层住人，攻破很困难。我住的地方离彭军团长五六十里路远，为了防止藏民破坏交通，5里路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留一个班警戒。我担任侦察科长，就需要调查研究，找少数民族的人做向导。当地人称向导为通司，每个团至少得有一个通司，有的是少数民族，也有的是汉人。
一天，彭军团长通知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带上14个人，到一个碉堡问一问，这个碉堡派一个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碉堡。送的这个人又不敢一个人回去，等到人多时才能返回。见到彭军团长后他问我："胡子你来了，通司找到了没有？"我说："找到一个。"他又问："粮食准备得怎么样？"我说："粮食差不多了，就是衣服还缺。"他说："床上有供给部拿来的衣服，你去选一件，一早一晚穿。"于是我去选了一件。
中革军委为了统一红军编制，7月21日命令红3军团改为红3军，彭德怀为军长、杨尚昆为政委、肖劲光为参谋长。8月上旬红3军离开黑水、芦花地区。出发前，我担任了红3军的作战科长。
当中央红军到达川北毛儿盖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1方面军、红4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右路军，继续北上，过草地向班佑、巴西进发。
红3军作为右路军的后卫部队，开出毛儿盖，奔向草地。
在白茫茫一片的沼泽地上，半尺深的水，脚踩下去，稀泥立刻淹没膝盖，每走一步，如负千斤。晚上宿营在山坡上，油布用棍子支起来当帐篷。草地两边是山，有时一边是山。做饭没有柴，我们每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要背柴。
我们正向前走着，突然发现前面的人不动了，我费尽全力过去一看，原来有七八个战士陷进了泥潭，两腿越是用力挣扎，身体越往下沉，情况十分紧急。
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彭军团长。彭军团长命令人们迅速把绑带和绳子接在一起，扔给受难的战友。他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泥水里，和大伙儿齐心协力地救战友。用了两个多小时，把陷进去的战士全部救了出来。
过草地的第五天，部队断炊了。由于饥饿，指战员们走起路来直打晃，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有的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彭军团长看见饿死的战士，心如刀割。我去汇报情况，看见军团长蹲在地上，紧皱双眉，苦苦思索着给大家解决饥饿的办法。突然，他站起身来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你去把饲养员找来。"饲养员很快来了。军团长问："还有几匹牲口？"饲养员回答："连你那匹黑骡子在内，还有6匹。"
彭军团长手一挥，命令道："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了。问："为什么全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吗？起码你那匹黑骡子不能杀呀！"彭军团长心平气和地说："我也舍不得咯，现在救人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杀了全部牲口吃肉，才能坚持几天，走出草地。你们能走，我也同样能走啊！"
牲口杀掉后，军团部只留下了一些杂碎，肉却全部留给了后面的部队。这些肉，救了许多战士的命。
红3军指战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9月11日，红3军及军委纵队抵达甘南俄界镇，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1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人，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9月22日，陕甘支队在甘南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红军改编，组成第1、第2、第3纵队，红3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肖劲光。我在第2纵队司令部任教育科长。
过了不久，为着加强第2纵队，上面派来了三位同志：刘亚楼任副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任组织科科长。对罗瑞卿我原来不认识，一天行军时，他主动找我说："你是教育科长孙毅吧，你看咱们的部队需要加强纪律。"我说："是呀！"所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就是在这时产生的。毛主席说："同陕北红军汇合，中央红军不像个样子，怎么行呢？要编个歌。"彭德怀司令员说："我亲自领导的部队，到了那儿，一定要搞好。"
陕甘支队，过渭河，走平凉，直插陕北吴起镇。11月6日，中央红军和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刘志丹领导的红27军胜利会师。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主席到会并讲话，他对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作了长篇总结报告。当他站在主席台上说："同志们辛苦了！"会场上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坐在会场前排的我，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难以控制。
东征与西征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红25军、红27军合编）。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原红3军团编为红1军团第4师，我在红1军团担任教育科长。
几天之后，蒋介石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猛扑，企图消灭立足未稳的红军。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周围设伏，把敌人放进来打，而且要打疼他。
红1军团担任北面、西面、东面的攻击任务，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两个师对付南面之敌。11月21日拂晓，我看到毛泽东问林彪、聂荣臻："布置好了吗？""好了！"林、聂同时回答。"开始！"毛泽东一声令下，红军指战员们像小老虎似的冲了上去，边打边追，一直打进直罗镇，至上午11时，战斗结束。东北军109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我军缴获大批武器。
阵地上，突然听到军团长林彪喊我："孙科长，赶快去传达命令，叫陈赓那个师肃清敌人后，组成预备队。"我立刻跑步到村子北面山坳上口头传达军团长的指示。
第二天拂晓，追击敌逃跑的一个团。这天雨雪交加，连续追击几十里，路也走错了。张经武跟着毛主席，休息时，我们同毛主席、林彪住在一个房子里。毛主席没有说话，又找向导继续追，未追上敌人，中午停下来吃午饭，决定派小部队去追。此次战斗就结束了。毛主席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扩大革命力量，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推动抗日运动。
东征军由军委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亲自指挥。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协助。开始时，兵分两路。彭德怀率红1军团为左路军，徐海东的红15军团和刘志丹的红28军为右路军。
渡河前，我们1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秘密而紧张地做好了渡河前的准备工作。在黄河渡口，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站在滩头，听汇报、看现场，组织偷渡。林彪招呼我到他的身边，对我说："孙毅，你现在担任渡河司令，渡河政委由政治部李部长担任，一切渡河部队都要听你们的安排。"
接受任务后，我将教育科王秉璋等3个参谋和3名通信员留下，滩头躺卧的一块巨石就成了"渡河司令部"的办公桌。
2月20日晚8时，先遣队开始偷渡。那天夜里，天阴沉沉的，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人影在晃动。在小船快要到达对岸时，敌人发现了情况，向我开了火，我小船上的战士们立即还击，边打边向前划，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敌人被打垮，先遣队陆续登上对岸。
接着，后续部队过河，全靠渡口仅有的6只小船，每船只能乘10人，大家紧张而有秩序。我站在河边，不断与各部队负责人交谈，并对驭手们耐心嘱咐，一定把牲口牵好，千万要防止牲口蹶子造成翻船。白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只能单船放行，待拂晓和黄昏时，几条船集中摆渡。
渡口东西两边，各有一个10人组成的"救护班"，他们都是从各部队临时抽来的会游泳、懂水性的年轻人。两名护班的班长随时与我和参谋保持联系，一旦有险情，能立即行动。
我们还在黄河两岸的高山顶上设立了防空哨。我派参谋到哨位检查和督促，并规定敌机一来，即对空鸣枪，所有人员马上隐蔽。
过河的第二天中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来到河边对我说："孙科长，我们政治部人多，能否集中一下，很快过去？"我说："可以！"我答应了。当时正值中午，我通知防空哨，百般警惕，并安排了行船顺序，6条小船同时出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政治部60多人全部过河。罗主任站在黄河东岸高兴地举起双手，向我招手，表示感谢。
难熬的三天三夜过去，我的眼熬红了，身体消瘦了，胃病也犯了。我强忍着痛苦，在第三天黄昏渡河部队全部过河后，登上一只小船，向黄河彼岸划去。
东征红军，于3月初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与敌打响。这次战斗从拂晓进行到黄昏，整整打了一天，消灭敌军一部，而大部敌人逃跑了。战斗中，我带领教导营、警卫连在正面坚守，军团的两个师从两翼包抄，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东征旗开得胜。随军东征的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战斗极为关注。战斗过程中，毛主席打来了电话。他问正面情况，要找教导营长。我说我是教育科长，指挥教导营和警卫连，正面构筑了工事，比较坚固，请主席放心。
4月中旬，蒋介石派了10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阎锡山也派了5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7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企图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断我退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革军委当即决定：东征部队全部回师，西渡黄河，撤回陕北。5月3日和4日，红1军团西渡黄河，班师回陕。回师的路上，虽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但战士们高高兴兴，有说有笑。5月5日，东征部队全部回到陕北。
时75天的东征，共消灭敌人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有力地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会上，毛主席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讲了话。毛主席在总结东征时既充分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缺点，使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以红一方面军部队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杨至诚任后方勤务部部长。下辖第1军团、第15军团、第28军、第29军以及第81师。我作为第1军团教育科科长，随军团部行动。
关于西征，毛主席在动员时着重指出有三大任务：一是扩大新的根据地；二是扩大红军；三是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从而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同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部队进至"三边"-﹣靖边、定边、安边地区，当地百姓穷困，生活无着，冬天没有柴烧，靠烧牛马粪煮饭、取暖，挣扎在饥饿线上。
这一带是回民地区，部队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非常重要。在第1军团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政治部主任朱瑞指定我讲讲如何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我站在队前说："大家都知道，回民和宗教是结合在一起的，回民同胞的风俗，不吃猪肉，我们在经过回民地区时，各单位一律不要吃猪肉，不当着回民的面说猪字，为了争取回民兄弟一致抗日，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讲话后，干部、战士热烈鼓掌。
西征期间，部队生活很困难，各单位伙食钱都没有了。光吃粮食，没有钱买菜。聂荣臻政委提出，凡是个人有钱的，要贡献出来，将来公家照还，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也发了言，那时我一个钱也没有。当时，有存光洋的，也有存金条的，都拿了出来，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困难。
西征的红军、军团司令部利用战斗间隙，抓紧对师、团参谋长的培训，我在集训班上讲纪律条令、内务条令，还带队出操，组织野外训练。
西征作战两个多月，红军横扫了盘踞在靖边、定边、盐池和环县一带的马家军，把马鸿逵、马鸿宾打得落荒而逃，开辟了一片新区。7月底，红1军团主力集结于宁夏东隅豫旺地区。8月1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在豫旺堡整训期间，有这么一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那是1军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不久，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提出在红1军团第1师组织实兵进攻演习。
演习开始前，接军委通知，说是毛主席请来一位美国客人，要给大家拍电影。
演习中，我看见一位身穿红军灰军服、大鼻子、蓝眼睛的高个外国人，背着摄像机不停地拍摄。一问才知道，这位外国人是这年7月中旬到达陕北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演习结束后，在军团部大院，斯诺坐在板凳上和彭总聊天。斯诺建议要为彭德怀司令员和其他几位将领拍一张合影照片。彭德怀对斯诺开玩笑说："哎呀！斯诺先生，这个照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翻译黄华立即把彭司令员的话翻给斯诺听。斯诺站起来拍着彭德怀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连声说：" OK , OK ，还能拿200万现大洋奖金呢！"两个人的对话，使我们在场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彭总一挥手，招呼院子里几位干部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给蒋介石吧！"
斯诺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6人合影照片。从左至右是：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西征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红1师师长陈赓、红1军团教育科长孙毅和西征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次年，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问世，上面所说的他拍的那张6人合影照片收在该书内。此书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几十年过去了。这本书在世界各国印刷几十次、发行上百万册，流传甚广。但作者斯诺却未曾想到，由于他的笔误，竟把那幅6人合影照片上我的名字写成了邓华。他这一误，转眼就是40多年。
直到1979年，我的小外孙在翻看新出版的《西行漫记》时，发现那张照片上的"邓华"也留着胡子，手拄棍子，他好奇地喊叫起来了，这好像是我姥爷呀？
小外孙去问妈妈，妈妈找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派人去请80高龄的聂荣臻元帅辨认，聂帅毫不犹豫地说："是胡子，这是孙胡子！"到这时，这个谜才算揭开。
此后，三联书店再版《西行漫记》时，替已故多年的斯诺更正了这张失误42年的照片说明。事后，有记者问我："《西行漫记》问世多年，你为什么没有对斯诺的照片说明提出更正呢？"我说："我老汉是幸存者，是后死者，和死去的先烈比，我是只有从苦之劳，而乏建树之功，不必去计较那些。"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期间，我负责部队的夜间训练。几个月内，我把班、排、连长都轮训了一遍，为部队进行夜战打下了良好基础。在11月21日夜战山城堡时，这些基层干部发挥了红军近战、夜战特有战法的威力。
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1军团从西安附近移防旬邑县拱河镇整训。河镇整训。
12月下旬，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调野战军总部任职，军委指定陈光代理军团长，我为军团副参谋长，不到一个月，我又担任了军团参谋长。红1军团在拱河镇驻训8月有余，为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掀起了练兵高潮。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