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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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听说一群平民把乾隆帝的‘盛世’给闹得不成样子?” 1795年,这本该是乾隆帝的风光年,却因为白莲教乱成了他的“年关”。
起事之初,湖北各地突然冒出一群“不守规矩”的教徒,不是打家劫舍,而是举起“反清”的旗帜闹翻了朝廷的盛世梦。
率领教徒的,竟然还是个女子王聪儿!要说她能耐也真不小,不光能带兵打仗,还让清军疲于奔命,实在是够朝廷喝一壶的。你说,堂堂天朝盛世,居然被个民间教派撼动了根基?这个故事,可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普通信仰,朝廷被逼成“头号敌人”乾隆年间,民间有种教,叫白莲教。别小看这个名字,看似是民间的香火传承,其实是刀尖下的信仰。白莲教一度被视为“大清体制外”的存在,他们讲的内容不少涉及“反清复明”,这就戳痛了朝廷的神经。
乾隆皇帝是个要面子的人,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不仅手握军权,还掌控民心,绝对不容许白莲教有这般势头。
于是,他决定对这股“不安定”力量来个彻底“围剿”,下了命令:凡是白莲教徒,一个不留!
这种“宁可错杀不放过”的方针,带来什么后果?许多普通百姓平时甚至不认得“白莲教”三个字,但也被打上“教徒”的帽子,成了官兵敲诈的对象。
湖北、四川的乡亲们能躲就躲,结果还没“躲”过官兵的手;不给钱?直接扣上“邪教”罪名。更别提那些真正的教徒,几乎是“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砍一双”。
清朝官员打着查拿白莲教的旗号,大肆敛财,还真是一点不带手软。这边官兵带头“搜刮民脂民膏”,那边教徒们自然不能忍,反抗的火苗被彻底点燃了。
事情到了1795年,白莲教各路首领在湖北达成协议,计划嘉庆元年三月集体起事。可偏偏“计划赶不上变化”,嘉庆元年正月初七,湖北宜都、枝江的教首张正谟、聂杰人一看势头不妙,被官府盯得紧,决定提前动手。
教徒们应声而起,长阳、来凤、当阳各县纷纷加入,三月初十,王聪儿、姚之富在襄阳起义,教徒们正式打响反抗的第一枪!清朝官府一时措手不及,地方官兵哪儿见过这种阵仗?根本招架不住,见面就被教徒杀得人仰马翻。
不仅湖北,四川也跟着“起了火”。一时间,达州、东乡等地的白莲教徒群起响应。到了1796年末,这场“川楚教乱”已经在大清的几处省界延烧开了,成了气候。
清军开始镇压,却发现这帮教徒不按套路出牌,一阵狂追猛打下来,不见半点成效。更令清廷恼火的是,教徒不仅能带兵打仗,还和官兵打起了“游击战”,不是常规的阵地战,而是灵活流窜的“你追我逃”。
清廷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交界处疲于奔命,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聪儿——不走寻常路的“女教头”说到川楚教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王聪儿。她可不是普通的教徒,而是个带头的女教首。
这位“巾帼英雄”一身本事,带着教徒们四处奔波,还擅长用一些“流动作战”的方式,让清军不知所措。她带领的白莲教徒在湖北襄阳一带迅速壮大,成了地方官府的“眼中钉”。
王聪儿出身贫苦,但她聪慧机敏,很快在白莲教内部崭露头角。她为人豁达,带兵果断,还对教徒们关心有加,很多人都信任她。正因如此,她成了白莲教的“总教师”,带领教徒们在湖北一带活动频繁。
1797年初,她率众教徒进入川东,打算和当地的白莲教徒会合,双方一见如故,立即结盟抗清。各路教乱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等职务,还真有模有样。
然而,白莲教的松散性格很快成了问题。虽然教乱军一度力量强大,但因为各股势力分散,各自为战,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
有了王聪儿的带领,教徒们迅速在川东地区建立据点,并采取“见人即战、见山即走”的方式对抗清军。为了应对教乱军的流动作战,清廷在1799年决定改用“坚壁清野”策略——烧毁村庄,清除白莲教徒的藏身之所。
清军这一招还真是狠,为了不给教徒提供一点粮草补给,清军不光打压教徒,还摧毁当地百姓的家园和土地。地方百姓对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早已怨声载道,川楚教乱的火苗越烧越旺,直接从湖北蔓延到了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可是好景不长,王聪儿的力量再强,终究抵不过清廷的疯狂镇压。嘉庆三年春,王聪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清军围困,眼看四周全是清军,突围无望,她选择跳崖,以身殉教。
她的牺牲并没有让清廷停下镇压的步伐,却让白莲教的起义火种烧得更旺。王聪儿身死后,余部在张汉潮等人带领下继续奋战,与四川教乱军合力对抗清军,一场耗时九年的教乱,成了清朝的一场大难题。
耗尽国库,盛世皇帝也撑不住了清廷从没遇到过这样难缠的敌人,眼看川楚教乱越演越烈,乾隆帝本来都“功成身退”了,但被这场教乱逼得不得不站出来。最初派出的官兵被教徒打得节节败退,后来换了个更狠的勒保,又招来名将明亮、额勒登保等一批大将,准备一举平乱。
然而,打到后来,官兵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无休止的“旷日持久战”,一波教徒消灭了,马上又有新的一波冒出来,永远杀不尽。
更让清廷头疼的是,这场镇压耗费了清朝国库里的巨款,不断出征的士兵、马匹、军粮开支,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九年打仗下来,清朝的财政几乎被掏空,乾隆时期攒下的财富转眼化为乌有。
这一战直接暴露了清朝的“体弱多病”。以前乾隆对外宣称“盛世”,自以为金库丰盈,兵强马壮。但川楚教乱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清廷内政的虚弱。
白莲教并非天生反叛,只是因为朝廷的“敲诈勒索”逼得他们无路可走,反抗之举才迅速扩散。教乱平定之后,清廷虽表面上赢了,实际上却元气大伤。
清军的频繁征战让百姓怨声载道,各地民生凋敝,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成风,使得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即便教乱平息,但它埋下的隐患却并未消失,清朝从“盛世”跌入了“衰世”。
大清这“盛世”,表面上还是光鲜的锦绣山河,但底下已经千疮百孔。川楚教乱用九年时间,将乾隆年间的“辉煌”揭了个精光。
这场教乱不只是一次“民间反抗”,而是清廷统治危机的集中爆发。大清国自此元气大伤,后来的道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乃至鸦片战争,都可以说是川楚教乱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