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伊犁，有个满族人的村庄，世居着清末满洲人的后代，位于伊宁市潘津镇，名叫苏拉宫村。“苏拉”是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宫”为“工”的音变。很明显，“苏拉宫”最早就是一个让当不了兵的满洲人有了工作的地方。这种工作就是“旗屯”，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是指有组织有领导的劳动群体。苏拉宫村是今天新疆全疆唯一以满语命名的村庄，其历史与清代派驻军队及其眷属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紧密相连，甚至是清代开发和建设新疆的缩影，真可谓起起落落、惊心动魄。

苏拉宫村有1000多户人家，今天，满族人已经不足百户，不足500人了。

步入苏拉宫村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满族人已经和维吾尔族人相差无几。

首先是服饰和语言方面，这里的满族人已经与维吾尔族人相差无几，在不穿长袍或旗袍的日子里，他们学会了维吾尔语，同时，为了方便交流，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拥有满族名字的基础上，还为自己取了维吾尔语名字。

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满族人在这个村庄里漫长融合的结果。

在饮食方面，维吾尔族的传统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羊、牛肉，蔬菜吃得相对较少。主食的种类很多，最常吃的有馕、抓饭、包子、拉面等。苏拉宫村的满族人已经已经适应并习惯了维吾尔族的饮食，已经和维吾尔族人一样喜欢吃抓饭、馕和拉条子了。满族人的传统美食，如饽饽、三样饺子等，也只有在逢年过节一些上了年纪的满族人家里才能享用得到。

在民居方面，苏拉宫村的满族人已经看不出与维吾尔族人的不同，他们在房前和维吾尔族人搭起了葡萄架，在葡萄架的前方种植果树、花卉以及蔬菜。也同维吾尔族人一样，把牛羊的畜棚放在住房的右侧，甚至连整个房屋的外墙刷用的颜色也都是维吾尔族人喜欢的灰蓝色。

和在年节去年纪的满族人家享用满族传统美食一样，苏拉宫村唯一一座有满族文化特色的建筑——“苏拉宫村满族文化中心”，有三百多平方米，实际就是一个大礼堂，为1997年这里满族人捐款修建的。里面虽然陈设简单，但却承载了村里满族同胞的太多民族情感。

众所周知的是，后金时期，皇太极于1635年农历10月13日，将族称定为“满洲”（或作曼殊、满殊），满族人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诞生日，举办满族“命名日”，即“颁金节”的庆祝活动。全国各地的满族人为纪念这一天，都要将“命名日”作为节日进行隆重庆祝。苏拉宫村的满族同胞也一样，在这一天里，他们都会穿上满族的传统服装，唱起满族人的传统歌谣，载歌载舞地迎接来自村子周边的其他满族人，和他们一起忆昔往、谈盛世，共同庆祝自己的节目。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因为与维吾尔族人通婚，娶了维吾尔族女子或者嫁给了维吾尔族男子，改宗伊斯兰教，也便很少参加“颁金节”的活动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个叫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的沙俄领事，在新疆的塔城、伊犁等地任职达十年。他一边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收集资料，写了本书《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其中说，当时满族人大部分居住在靠近俄国边界的伊犁地区，有锡伯族人、索伦族人、达斡尔族人以及满族人本支。所有的满族人都说满语，只有少数人说汉语。“虽说伊犁地区满族人所说的满语与我们学习的满族标准语有相当大的差异，但这毕竟还是满语，而且，如果你说标准满语时，几乎所有满族男性都能懂得。”

苏拉宫村满族人的祖先来自于鲍戈亚夫连斯基所说，当时居住在伊犁地区的满族人，但在其后的历史风云里，苏拉宫村满族人绝大多数已经不会满语了。在会说维吾尔语的同时，他们大多数人也都会说汉语，孩子们上学也都在村里的汉族学校。

不过，近几年发展文化旅游，使苏拉宫村满族人的很多传统文化得到了恢复。比如说，满族人吃双合大饼、黄米饽饽、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以及满族人一些特有的礼节、民歌和舞蹈，乃至很多传统的节日都被重拾了回来了。苏拉宫村正在游人的脚步里，一步步地恢复着自己的传统魅力。甚至，一些老人还将自己的经历、苏拉宫村和满族人的历史，写成了歌谣，教给孩子们传唱。

清末民初,北京城的满洲旗人女子

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不过，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有了满族的通称。之前，他们被冠称为满洲人。形成于16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以满洲部亦即建州女真人为核心，吸收海西女真以及部分其他部族形成的。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夺取中央政权，满洲族成为清代的统治民族。

在清统一准噶尔部之前，东北的满洲人不存在向祖国西北的大规模迁移。1755年，乾隆皇帝趁准噶尔部内乱，统一准噶尔部，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将新疆重新纳入了祖国的怀抱，新疆之名的由来也在这里——故土新归。随后，朝廷开始从东北和内地调动部队永久驻防新疆。

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是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满洲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调往新疆的部队一样被称为八旗军。至此，满洲人的身影遍布天山南北。

满族

伊犁一直是新疆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城镇在这里扼守边界，发展贸易。1762年，朝廷设置伊犁将军官职（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是天山南北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统辖额尔齐斯河以西，南及天山南北阿克苏、喀什、乌鲁木齐、哈密等15个地区驻防官兵，兼管全疆行政事务，并统辖归附清朝的中亚地区及哈萨克各部。

1764年，八旗军在伊犁河北岸伊犁将军府所在地修建惠远城，随后又利用近六年时间，在惠远城周围相继修建了建起惠宁城、绥定城、广仁城、宁远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勒奇城八座城池，拱卫着惠远城，形成完整的地区防御体系，史称“伊犁九城”。

守卫这些城池和边疆的军队被称为伊犁四营，即：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

锡伯营是在伊犁原有的，从河西走廊调动而来的满州兵、陕甘两省的绿营兵，以及黑龙江的索伦、达斡尔官兵和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先有六个旗，后来扩编为八个旗。当时，朝廷觉得伊犁原有兵力不足，1764年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迁徙到伊犁。每旗设兵丁150—300人不等，八旗锡伯营兵额1336名。他们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防守卡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哨所），守卫台站，换防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

满族人

卡伦有常设、移设和添设之别。常设位置是常年不变，移设位置随季节变更而变更，添设是根据情况需要增加的。各个卡伦都有自己的防守任务，一个个卡伦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漫长的巡逻和巡查路线。边境卡伦可以设在边境附近，也可以离边境较远。所以，巡逻和巡查路线不等于边界线。所以，卡伦在边防建设、疆域形成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伊犁锡伯营所属的卡伦有18处：即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托海、托里、玛哈沁布拉克、春稽、乌哩雅苏图、额木纳察罕乌苏、辉图察罕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赖图、沙喇托海、额哩音莫多、头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桥。锡伯营的驻防除起到抵制侵略的作用之外，还为保卫内部安定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索伦营由来自黑龙江的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官兵各500人组成，他们最初初设六旗，1767年又增设二旗，完成八旗建制。分左右两翼：左翼4旗为鄂温克族，因其在霍尔果斯河以西，故又称西四旗；右翼4旗为达斡尔族，因其在霍尔果斯河东部，故又称东四旗。

1763年，清廷将戍守伊犁的达斡尔人编入索伦营，并设领队大臣，承担起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尔的任务。据学者考证，现塔城的达斡尔族和霍城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及达斡尔族就是清代索伦营的后代。

察哈尔营有1800多兵员，他们是分两批到达伊犁的。驻编设两个昂吉（蒙古语，意为分支，是准噶尔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清朝沿用），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人为“旧昂吉”，第二批西迁的为“新昂吉”，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八个苏木，两个苏木为一旗，即左翼四旗，右翼四旗，共计八旗。他们的任务同样是驻卡巡边，驻守21座卡伦和5座军台。军台就是驻军防守的驿站，负责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报和运送官物等。

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驻惠远城（1896年移驻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节制。驻守的5座军台为：塔勒奇阿满台、博勒齐尔台、鄂尔哲图博木台、呼苏图布鲁克台、5托和木图台，这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不仅如此，自1766年开始，他们还同满洲、锡伯、索伦、额鲁特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当时，他们中间被插入了少量的哈萨克人和克尔克孜人。

厄鲁特营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兵员500名，在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今昭苏县境内）。被编为一昂吉，为厄鲁特营左翼；二是清朝出兵准噶尔汗国时逃入哈萨克、布鲁特部游牧地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被编为一昂吉，厄鲁特营右翼，在今天的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三是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的一些门徒，在今特克斯县境内。和第二部分人一样，为厄鲁特营右翼。

厄鲁特营最初驻守着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后来，有一部分人被派驻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还担负了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一些差事。和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一起，同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繁荣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样一来，伊犁地区就有了“东北有察哈尔，西北有索伦，西南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有额鲁特，四营环处”的防御系统，在四营官兵的共同守护下，伊犁乃至新疆出现了一个军政和平、繁荣稳定的发展时期，但随着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八旗官兵的口粮显得不足了起来，生活水平也随即下降。又因为清廷不再增加驻防伊犁官兵员额，直接导致了一些不能被挑选为补充兵额的青壮年男人无事可做。于是，旗屯（由八旗官兵屯种之土地，每佐领拨壮丁十名、牛四头，于关外旷土屯田，所获充饷）就开始了。

1802年，伊犁将军松筠请将锡伯营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之制，推行于满、蒙、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旗营。两年之后，惠远、惠宁满营始派兵丁创立旗屯。每人分地30-40亩，牛具籽种皆由官府借给。至1808年，共拨给旗屯十二万亩耕地。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亦相继按此制度实行屯田。

“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两事，未尝偏废。”一些老年体弱的兵丁和一些没能被选拔当兵的青壮年男人，很快来到了距今天的伊宁市不远、维吾尔语意为“白色的荒地”的阿克土拜，开发了这片美丽而荒凉的土地。他们所在的地方被定名为“苏拉宫屯”，也便成了今日苏拉宫村最早的历史源头和风景，而当时的“村民”都是满洲人。

1864年，受陕西和甘肃回乱的影响，新疆爆发了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清武装动乱。1866年正月，时任伊犁将军明绪在朝廷无力西顾，惠远城被困一年多的情况下，再也无法守城。叛军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攻陷惠远并屠城一天。明绪全家自焚，下属官员全部殉难。自1762年以来百多余年的相对稳定的时光不复存在，伊犁大地伤痕累累，生灵涂炭。苏拉宫屯也没能幸免遇难。

舒穆尔氏家族，满洲正红旗，在朝为官以武将居多，家族曾出过浙江总兵这样的高官。1763年，这个家庭中的一部分人随清廷由热河派遣满营，从张家口出发经今蒙古国，越杭爱山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入新疆后又取道塔尔巴哈台、 博尔塔拉来到伊犁惠远驻防。至1866年，舒穆尔氏家族已经发展到了数百人，其中一支就居住在苏拉宫屯，叛军到来的时候，只有10岁的舒穆尔·祖玛勒浑看到全家数十口人瞬间被杀，求生的本能让他机智地钻进了马倌居住的炕洞，躲过一劫。

叛军离去，祖玛勒浑从炕洞里爬了出来，开始了又一次的逃生。街上尸体堆积成山，祖玛勒浑深一脚、浅一脚，躲躲藏藏、东摇西歪地行走，很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和他一样幸存下来的旗人。拉住两个旗人的衣袖，祖玛勒浑请求他们带自己逃命。两个旗人相互看了对方一眼，默默地答应了祖玛勒浑，三人一起趁夜色掩护穿过了冰封的伊犁河，来到锡伯营的一处驻地，但锡伯人却不能长久收留他们，只能帮助他们进入乌孙山北麓，寻找那里可能还存在的厄鲁特营。路上，他们遇到一户好心的蒙古人家，两位旗人经过商议，决定让祖玛勒浑留下来做蒙古人家的义子，玛勒浑留才得以找到了一条相对安稳的活命路。

八旗兵在清末已无战斗力

蒙古人家为祖玛勒浑取了一个意为富强的蒙古名字——巴彦巴图，也为伊犁舒穆尔氏家族留存下了唯一的血脉。经过十多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1876至1878年，左宗棠率领清军连战告捷，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地区，1882年，伊犁也回归祖国的怀抱，此时，祖玛勒浑已经娶妻生子，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和与自己一样在草原上生存下来的满洲人一起返回了昔日的土地。

同年，清军再次进驻伊犁，在惠远修建新城，并逐步恢复了满营、 锡伯营、 索伦营、 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祖玛勒浑因为在流浪过程中练就了过硬的骑射本领，被录入军营，先是做马官，后又被提升为正六品武官。在这个过程中，归来的满洲人与由南疆迁徙而来的维吾尔族人一起，苏拉宫屯进行了又一次地开发。

清朝的汉军兵勇

我国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无论是上至国家层面还是下到老百姓居住的小村庄，唯有民族团结，才可能拥有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石，才可能共同幸福，享受美好的太平盛世。这一理念常被人们用石榴来做比喻和诠释。

石榴在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坚硬厚重的皮壳的包裹和呵护下，成熟的石榴果多室多子、籽粒饱满，被古人称为“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因此，在民间婚嫁之时，新房案头或他处常常置放着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也有人把石榴赠给新人，祝福他们吉祥幸福，子孙繁衍，家族兴旺昌盛。

今天，行走于苏拉宫村，村里的维吾尔族人都会告诉人们，苏拉宫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凉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和村里满族人的祖先一起开发了苏拉宫村，让苏拉宫村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至于祖玛勒浑，在解放前又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百口人的家族。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和帮助，让这个家族获得了再次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舒穆尔·祖玛勒浑家族和村里其他满族人、维吾尔族人的后代一样，沐浴在光辉的岁月里，随着不断生息和发展，很多人或上学或工作，从苏拉宫走向新疆各地，甚至北京和全国其他省区，也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为新疆的和平发展和祖国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无论走到哪里，苏拉宫村都是他们可以比作石榴的故乡。

美丽的伊犁大草原

石榴颗颗相抱是富贵、吉祥和繁荣的象征，就像我国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才共同拥有了今天的美好中国。这一点，在苏拉宫村后来的历史上也有着生动的说明——虽然，在苏拉宫村的满族人丢掉了本民族的一些文化和习俗，但这里的民族团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历史可以很苦难，但若像石榴那样抱在一起，未来总会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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