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虽在半年时间内侵占了平、津、华北及沪、宁等6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但是，在忻口、淞沪等许多战役中都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

根本不像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对日本天皇所夸的“中国事变只需1个月就可解决”，或者像其参谋本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规定“约三四个月时间”进行全面战争，摧毁中国中央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不过，日军从未实施过战役范围的退却行动，更未承认过战斗失败。

在台儿庄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使日军第10师团、第5师团这两支号称精锐的部队在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下仓皇退逃，连大批重型武器、军需物资和士兵尸体都不得不遗弃战场。

对此，日本陆军仅说是“破坏了日军的传统”，日本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只承认日军：

“一到台儿庄即陷入广大敌人包围之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我支队撤退”。

可经历台儿庄战斗的日本士兵的亲身感受，击碎了这一谎言。

日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第63联队第2大队的涩谷，仅就他个人所见到的该大队局部战况，在日记中写道：

“我方死伤益见惨重，全不分昼夜严加防守，各中队人数仅剩六七十人……大队部无法支持……牺牲数百人生命占领的场所又被敌方夺去，我队含着泪随大队部后撤，退却时向战死者暂时告别。”

作为第三方的美国人，则毫不客气地说，这次台儿庄战斗：“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

当然，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胜利，仅仅局部性的，战役本身对中日战争的全局，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证明其并非不可战胜，极大地鼓舞了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增强了信心，消除了一些人的对日恐怖心理。

而这，也正是中国进行持久抗战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外，台儿庄的胜利不仅使日军开始重新估量中国的抗战力量，同时，也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当时，英、美、法、苏等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台儿庄作战胜利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

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讯：“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

这些国际舆论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

而且，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

由于台儿庄的败退，侵华日军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同时，还发现中国军队大量集结徐州，于是，被动地改变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提前进行徐州会战。

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抽调。

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既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国军队的战略、战役任务，而留置后方的日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就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等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

比如，华北方面军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还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第二战区中国军队的昼夜攻击。

这些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经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他们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

结果，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

同时，由于第二战区我部破坏了铁路，并以炮击控制机场，使得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

当时，日军已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因飞机不足，根本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

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及以野菜、树叶、青草充饥。

事实上，不仅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的地区。

上述形势对中国军队，特别是对第18集团军（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极为有利。

八路军敌后抗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毛泽东曾说过：

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

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游击战的发展，反过来又牵制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

当时，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记者关于台儿庄战胜的原因时也说：

“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

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更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

徐州会战前期、后期两种不同的结局，也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多数决策官员和将领，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

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

他还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彻底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以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每战辄败。

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

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

同时，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所以，台儿庄、临沂以及序战阶段的淮河阻击战，都是在这种作战指导下获得胜利的。

第五战区成立制订作战计划时，本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线兵团阻止日军于黄河北岸，迟滞其南进速度，以争取时间并掩护第二线兵团的集结及部署。

第二阶段，第一线兵团撤至莱芜、泰安山区一线防守，协同第二线兵团在兖州、济宁地区与日军会战。

第三阶段，在徐州附近进行战役决战。

决战的作战指导是“以极少数部队据守核心，以战区全力之大部”在津浦路两侧开展游击攻势作战，侧击敌人。

但是，由于韩复榘的不战而退，使得这一符合持久消耗战战略的作战计划流产。

在第五战区兵力远未集结之前，日军就已经深入济宁、邹县之线。为了遏制日军的前进势头，第五战区又采取了“以攻为守”的作战指导，发动鲁南反击战，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反攻济宁、汶上，令孙震第22集团军反攻邹县、两下店。

可是，由于中国军队缺少攻坚必须的强大火力，对装备精良，有飞机、坦克支援，并占领据点的日军进行攻坚战，实在是力不能及，难以成功，很快即被日军击败。

随后，日军乘势进击，战局迅速发展至作战计划中第三阶段的形势。

台儿庄的战斗，第五战区基本上是按照第三阶段计划，以攻势防御的思想指导作战：

令孙连仲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从正面吸引和消耗敌人；

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向东、向南出击，切断津浦路并南下至枣庄地区敌人；

令主力兵团——汤恩伯第20军团迂回至向城、兰陵及抱犊崮一带。一面切断日军矶谷第10师团与板垣第5师团的联系，一面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实施强有力的侧背攻击。

即就是担任阵地作战的第2集团军，也不是全部投入防守，仅以池峰城第31师固守台儿庄，将黄樵松第27师及张金照第30师分别配置于城东、城西两侧，不断组织正面或侧翼的反击，使得日军必须经常分兵应战，无法集中全力攻击台儿庄。

正是在这种作战指导下，终于使进攻台儿庄的两支日军溃败而逃，获得了台儿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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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沂防守作战中，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与台儿庄的作战指导基本相同：

令庞炳勋第40军依托城东、城北既设阵地进行固守，牵制敌人；

令张自忠第59军前出至茶叶山、船流、诸葛城一线，由西向东对敌人侧背进行攻击；

尔后，第40军发起反击，在两军全力夹击下，使日军败退汤头，获得了临沂之战的胜利。

淮河阻击战时，也是由于第五战区令韦云淞第31军、周祖晃第7军与正面反击的张自忠第59军相配合，向敌人侧背凤阳、明光等地实施攻击，才使日军撤回淮河以南，从而取得成功。

但是，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使台儿庄之战虽获取胜利而不能歼灭更多的敌人。

第五战区的在台儿庄的攻势防御，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阵地战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第20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

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是，第20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

3月22日，汤恩伯依照战区指示，下达了于24日拂晓发动进攻的命令，第31师遵令行动，与日军遭遇后，逐次撤退至台儿庄抵抗。

汤恩伯让自己的第20军团令第52军24日由集结地向城向进攻出发地位的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

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枣进攻日军；

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营多些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致日军第63联队主力顺利南下，加强了对台儿庄的攻势。

尽管汤恩伯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仲急电请援，可是，汤恩伯均未采取行动。

据战后写成的《战斗详报》，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

此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

李宗仁见汤恩伯始终按兵不动，3月28日夜，不得不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计划，迅即南下先歼灭台儿庄之敌。

据说，又由白崇禧敦请蒋介石亲自下令，汤恩伯这才“调整部署，从事对台儿庄之攻击准备，3月29日，其两军分别在青山附近集结完毕”。第52军先进至獐山以东地区。

“3月31日下午，汤恩伯率85军到达台儿庄东北之河南头、杨家油一带，经与52军军长关麟征研究后，决定第85军从4月1日起，在52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之敌攻击前进”。

虽然，孙连仲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

汤恩伯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

此举，让日军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

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第20军团与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战斗，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

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靠拢主力，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去责备伤亡极大的我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未免有苛求之嫌。

有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复杂，造成了各部队常常协同不好，有一定道理。但从军事角度看，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当为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同为中央嫡系的部队中，也往往发生类似事情。

豫东战斗时，正当日军第14师团陷于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包围之中、濒于被歼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第16师团西进的第8军军长黄杰无视战区长官令其死守归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亏一篑，不仅未能歼灭敌第14师团，反而形成全线大撤退。

另外，临沂作战中，也有缺乏全局观念，导致作战指导丧失战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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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猛攻临沂，第五战区速调第133旅及第13军骑兵团驰援，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停止进攻，奉命率主力增援台儿庄。

作为第五战区的长官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

“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

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已与第20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

“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等，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

此时，张自忠仍决心占领阵地防守，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

随后，蒋介石亲自致电批评张自忠：

“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

话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作战指导上，都缺乏全局和发展的观念。

同时，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是造成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发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

这样一来，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

因而，李宗仁一面致电统帅部，一面请白崇禧回统帅部请示向第五战区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图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

最高统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

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00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发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

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切断陇海路，中国部队发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

当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方向进攻时，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制造水障来阻止日军的西进。

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

此举，姑且不论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也是值得商榷。

被困黄泛区日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从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

但是，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

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该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

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

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

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国民政府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判断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有三种可能，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发挥日陆、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

日军虽已占领了郑州，其大本营也未必选择由平汉路南下的方案。因为，这时的形势和“七七”事变时已经有所不同。

此时，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广泛的游击战已经展开。

仅以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1938年2月上旬的作战为例：我军先后攻占了新乐、定县、望都这3个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

日军如以平汉路为主攻方向，不仅海军毫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必需有大量兵力，这比保障长江畅通要困难得多。

实际上，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而沿长江及淮河西进进攻武汉的构想，早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日军“在下令徐州作战时的上旬，大本营已经有了腹案”：

令日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从“5月以后已陆续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了兵力”，以便协同陆军进攻武汉。

6月3日，日军大本营又发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还令海军“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至于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则更非决堤制造水障所造成，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力攻取。

日军当时的战略企图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以“促使中国军队投降”、使国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

日军如企图占领豫中，水障是阻止不住的。

假如日军增兵河北、南下进攻，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既挡不住西进的日军，恐亦很难挡住南下的日军。

抗击日军的关键，是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

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10月4日即攻占郑州；

1944年，第一战区虽经过3年的经营，日军发动所谓“1号作战”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

所以，对国民政府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上的作用，不宜夸大，如果不放水淹死数十万人民群众，不使上千万人民群众散逃他乡，而是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对抗战必定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