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员工花名册，光标在"王建国"的名字上徘徊了二十七分钟。这个五十七岁的老技工总爱在早会上讲冷笑话，他工具箱第三层抽屉里藏着孙女的满月照。财务部测算显示，保留他的岗位每月要多支出1.2万元——正好是研发部三个应届生工资的总和。

行政总监突然推门进来，带起的气流掀翻了桌角的马克杯。半杯冷咖啡泼在刚打印的裁员名单上，褐色液体顺着"补偿方案"的字样蜿蜒而下，像极了二十年前我们在地下室创业时，老张修打印机漏的碳粉。

那时候十八个人挤在三十平的办公室，雨季天花板渗水要用电饭锅内胆接。王建国就是在那时带着全套工具来应聘，说他不要工资，只要包吃住。后来我们靠他改造的二手设备，做出了第一批通过欧盟认证的零件。

鼠标终于点击确认时，系统弹出人脸识别验证。虹膜扫描仪蓝光闪动的刹那，我仿佛看见2016年春节前的那个雪夜。全公司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王建国钻进车底用皮带缠住漏油的输油管，双手冻得紫红却笑着说："当年在东北兵团，零下四十度照样修拖拉机。"

裁员谈话安排在心理辅导室进行，这是新来的HR总监的主意。当王建国看见桌上的离职协议，他掏出老花镜认真看了十分钟，突然指着条款问："N+3的补偿金，能换成继续缴社保到退休吗？闺女说私立幼儿园学费抵个税..."会议桌下的拳头攥得生疼，指甲嵌进当年和他一起搬设备留下的茧子里。

那天下班后，我在车间角落发现王建国的工具箱。贴满卡通贴纸的柜门里，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六本设备维护日志，最新那本扉页写着："3月8日，新来的小林说数控机床有异响，重点检查液压阀。"工具箱最底层压着张泛黄的纸，是我们在地下室手写的股权分配协议，他名字后面标注着"技术入股5%"。

后来财务部通报，主动申请降薪的员工比预期多40%。市场部小赵交还了公司配车钥匙，说地铁能多睡二十分钟；前台Lisa退掉年度体检套餐，笑称年轻人要多锻炼。这些申请我都锁进了保险柜，连同王建国工具箱里的维修日志一起。

今天路过车间时，听见新来的管培生在讨论"优化人力结构"。阳光透过天窗洒在那台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上，控制面板的防护罩边沿，还留着王建国贴的防撞海绵——和二十年前贴在地下室二手设备上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