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突破的是对作者的批判，这不仅需要较深的人文素养，还需要较深的文学素养，而对叛逆个性的要求更高。多少年来，我们都匍匐于经典脚下，不敢稍抬头，所以才难以超越古人。

首先是观念的突破，恢复阅读主体地位；其次是国门的突破，树立外国经典的参照体系。事实上，真正对《红楼梦》发生强烈兴趣的孩子并不多，有多少读者读完全书，并发展为热爱的呢？固然有曲高和寡的因素，但也确有不完美的因素。

读者是阅读的主人，不是盲目接受作品，而是作品的评论者批判性再创作者，只要自我构建以个性和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就必然在研读中受挫，与作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开辟批判的新天地。

纵然自我的思想还很幼稚，甚至错误，也彰显个性的力量，有利于批判思维的培养。比如，有读者对宝玉摔玉的情节大胆质疑，认为摔玉的举动荒唐无礼，怎么能因为黛玉没玉就摔玉呢？既然对黛玉一见钟情，怎么能因黛玉回答没玉而发出如此无礼之举呢？即便玉象征宿命，摔玉表现反抗宿命，也仍显得无礼。

只要把阅读升华为思想建构的人生实践，恢复阅读主人的身份，就能抬起头正视经典，发现问题。

不过，要批判得深刻，还得打开新视野，建立西方经典的参照体系。不是西方经典就完美，而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以此为参照就会发现很有价值的问题，并深入研究，批判经典，建构新思想，培养艺术和人生智慧。

首先，道释思想比较消极。一僧一道是贯穿全书线索性人物，掌管人物命运，使之带有神秘的宿命色彩，每到关键时刻，二人总要出场干预，彰显宿命。

二人代表的空及出世的思想是全书主导性思想，宝玉是二人思想的体现者，看空浮华，出世无为，是宝玉最突出的思想。对于腐朽罪恶的贾府，这种思想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对于人生却显得消极。

只有在批判释道思想中，我们才热爱生活，追求人生意义，建构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以免受到消极避世悲观思想的影响。

其次，人物太弱，性格有半成品之嫌。因为礼教太强悍，个性被扼杀，个体十分弱小，极易沦为文化的牺牲品。以贾宝玉为代表的大观园女孩们都有追求个性的一面，不少性格都有不同侧面的叛逆，探春的出身叛逆，黛玉的尖刻清高，湘云的憨顽豪爽，晴雯的反抗锋芒等，都从不同侧面烘托宝玉的叛逆。

作者饱含深情地描绘大观园带有浪漫色彩的幸福生活，将女儿们刻画得可爱可亲可歌可泣，但是没有哪个人物成长为真正的叛逆者，都在露出锋芒后被礼教杀灭。

宝玉作为主人公，叛逆性格并没有得到发展，随着悲剧氛围渐浓，不仅不觉醒，反而向消极避世方向堕落，其性格本身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让读者十分困惑的是，叛逆的思想从没化为行动，叛逆与孝顺冲突得无法时，只能以疯狂的方式发泄。

西方经典刻画了不少叛逆主人公形象，没有谁像他那样怯懦无能，连简·爱、安娜等女性形象，其叛逆的光辉也照耀得他无地自容。

另外，纵然有尤三姐鸳鸯等刚烈的性格，也缺乏直面人生苦难的顽强，自杀不仅不能表达坚强的个性，反而是软弱屈服的表现。如此浩大的作品，人物性格应有充分发展的舞台，结果却是半成品。

比较而言，王熙凤是发展得最完满的性格，拥有一定自省的智慧，所以残暴的性格在收，平和的性格在放；憎恨在敛，豁达在伸；仇恨在消，宽容在涨。

其次，叙述繁琐，有自然主义之嫌。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采取立体叙述方式。家族大事叙述得很好，冲突也展开得很充分。可由于特别注重人物行踪，往往也就弱化冲突，琐碎行事有时缺乏性格意义，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这是读者难以读下去的重要原因。

西方经典的叙述策略在于冲突，以冲突为核心，大量删去枝节，情节集中，性格演绎酣畅。与之相比，《红楼梦》里不少生活琐事写得冗长沉闷，情节停滞，性格模糊。

其次，重言行描写，缺乏内心冲突的描写。西方经典特别注重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及自我冲突，不仅写人物干什么及怎么干，更写人物为什么干。《红楼梦》特别关注人物言行，干什么及说什么，尽管言为心声，可有的对话因缺乏冲突，失去性格意义。

有的行动本充满激烈内心冲突，比如，尤家两位小姐的自杀，可作者不屑描写，只有简单的行动交代匆匆结束生命。

最后，人物过多，不少人物性格没有展开，情节过于枝蔓。《战争与和平》也写了四大家族，刻画了许多人物，场面宏大，情节浩荡，但读来主线突出，不枝不蔓，人人有性格，情节冲突高度集中。总有一种感觉，所谓大家族只不过是一个概念，只集中塑造几个人物，并没有如蚁般的人群，像《红楼梦》。

《红楼梦》人物特别多，事件特别琐细，尽管大事写得很好，但笔触不时漫出，不少人物缺乏深刻的性格，不少琐事没有意义。如果让托尔斯泰来写，会删除不少枝节，却把大事件写得更有张力，人物冲突更有力量，人物性格更丰满。

总之，批判性评论的写作是极难的创新实践，得由易到难循序训练，从批判反面人物开始，逐渐发展，最后挖掘作品局限，培养创新智慧。这种写作既是阅读实践，又是自我生命建构的人生实践，为叛逆个性和批判思维的品质塑造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