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那就是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扶持义和团去向西方列强宣战？

慈禧从1861年起执掌天下大权，直到1900年以前，无论内政外交，也都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失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刻，慈禧的政治经验应该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但在此时她却做出了向十一国宣战的荒唐举动，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直到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人难以理解慈禧为什么要这样做。

正像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的光绪帝说的那样：大清国连一个日本都打不过，现在要挑战八国联军，这不是疯了吗？慈禧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如果她懂，那她又为什么要主动地去捋虎须呢？

下面，本文就尝试着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一）

事情的起源显然来自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就算是彻底决裂了。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慈禧重新开始“训政”。

但是，光绪此时还是皇帝，而慈禧已经六十多岁了。如果慈禧哪一天突然去世了，那么光绪势必会重掌大权。他掌权后，势必会为戊戌变法翻案，把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因此，对于慈禧来说，换一个皇帝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光绪没有儿子，慈禧选中了端郡王载漪之子，年仅十四岁的溥儁（jun），把他过继给光绪为子，称为大阿哥。

为什么选中了溥儁呢？因为溥儁的母亲是慈禧的弟弟志祥的女儿，就像光绪是慈禧妹妹的儿子一样，慈禧归根结底还是最信得过自己的娘家人。

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宣布溥儁为大阿哥，溥儁正式入宫，准备着登基替代光绪了。

然而，溥儁的事情遭到了强烈的反弹，西方各国公使的反应尤其强烈。

西方各国公使从戊戌变法那时候开始就明显地站在光绪和康有为一边，对他们表示支持，这样一来就和慈禧结下了梁子。西方公使不怕太后老佛爷，根本就不把她的怒火当回事，所以这梁子就越结越深，越深就越让慈禧产生误判。

慈禧虽然也算得上见多识广，但是，她还是摸不透洋人的脾气。她原本以为洋人到中国来，只是要霸占中国的土地，抢夺中国的钱财，然而，现在让她万万也想不到的是：洋人竟然把手伸到她的家里来了。

就说废立新君这件事吧。从1898年戊戌政变那时候起，慈禧就对外散布消息：皇上病了，无法处理国事，所以我暂时代理他一段。

但是，洋人根本就不理这个茬。他们非要进宫探病，还要派医生来给光绪看病。清廷没有办法，只好表示同意，结果在1899年11月17日，法国医生杜福德进入了紫禁城，给光绪帝来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检查结果是，光绪没病！

这件事让慈禧和清廷十分尴尬，同时也使得光绪因病退位这个理由变得难以成立了。

慈禧对于这样的事情岂能不恼？

现在，溥儁正式成为了大阿哥，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他即将登基继位。但是，洋人对于溥儁十分的冷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祝贺，明显就是不支持他，这自然会让慈禧格外地恼火。

除了洋人的外交官之外，更让慈禧闹心的是一件新生事物，那便是报纸。

洋人的外交官碍于自己的身份，很多话都不能明说，但是洋人的报纸不管这一套，它们是什么都敢说，成天没完没了地数落慈禧太后。慈禧是第一个与报纸打交道的中国统治者，实在是没有经验，看着这些报纸，她除了憋气窝火，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此，慈禧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要是有一个办法，能把洋人都赶走，哪怕只是赶出北京城呢，那样也会好办得多啊。

（二）

慈禧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这办法自己就来了。

原来，1899年，山东一带开始闹义和拳。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是个排外思想严重的人，他同情义和拳，厌恶洋人。毓贤一边把义和拳收编，建成官府批准的民团，这也是义和拳变成义和团的由来。另一边，毓贤对山东境内的洋人说：“如今这义和团闹得很凶，我手头兵力有限，根本就顾不过来。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吧。”

洋人们也没招了，只好往租界里跑。当时，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卫都成了外国的租借地，洋人就往这些地方跑。一时间，整个齐鲁大地上的洋人竟然都销声匿迹了。只是后来有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卜克斯不知好歹，偏要到穷乡僻壤里去完成他的传教事业，结果卜克斯在山东肥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最终丢了性命。外国公使们本来就对毓贤大大地不满，所以就揪住这件事不放，迫使清廷撤了毓贤的职务，改派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

毓贤回到北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着慈禧汇报了一番，慈禧不禁心中一亮：“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把洋人赶走，或者至少是赶出北京城，这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洋人最多说我清剿不利，也不能把我怎样。我把洋人赶走，完成帝位传承的大事那才是最重要的。

慈禧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骄傲。于是，她从1900年年初开始，就慢慢地转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

3月，著名的顽固派大臣刚毅、赵舒翘到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考察的结果是“拳民忠贞，神术可用”，这样一来，就更加坚定了慈禧试图借助义和团把洋人赶走的决心。

大阿哥溥儁的父亲端郡王载漪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只差一步就是戴不上皇冠，心里着急上火。现在，老佛爷有意要借重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赶走，载漪那是举双手双脚地赞成。在他的撺掇活动之下，载勋、载澜、刚毅、徐桐等一大批顽固派大臣站到了一起，竭尽全力地造势，要慈禧太后和洋人撕破脸皮。随着义和团的声势愈来愈大，清廷与洋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2月21日，英法等五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

2月25日，总理衙门回信，表示朝廷已经下旨，要山东巡抚袁世凯与直隶总督裕禄负责镇压。

3月2日，英法德美意五国公使一起到总理衙门约见了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除了重弹朝廷已经下旨镇压的老调，没有什么更多的表示。

（三）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义和团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愈演愈烈，这让各国公使大为光火，于是，在4月6日，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联名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灭干净，否则，各国将会自行出兵代为清剿。

可是，义和团的声势变得更加浩大。从四月下旬开始，北京城内就不断出现大量义和团的传单揭帖，四月底，北京城的第一个义和团坛口出现了，设在了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堂。

5月18日，英国公使窦纳乐亲自来到了总理衙门，询问清廷的态度。总理衙门的官员还是表示朝廷已经下旨镇压了，您回去耐心地等着好消息吧。

窦纳乐满腹狐疑地回到了使馆，到了使馆，他就接到了罗马教廷驻中国首席红衣大主教，在中国传教已经将近四十年的法国教士樊国梁写给各国公使的一封信。

樊国梁不亏是中国通，他对于大清朝廷的想法一清二楚。樊国梁在信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阴谋，目的是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中国。现在不能再指望清廷的保护了，必须由西方自己的军队来保护自己。

樊国梁的信让各国公使警觉起来，从这时开始，各国公使就陆续要求各自的军队进入北京了。

5月27日，庆亲王奕劻再次与窦纳乐等公使见面。在这次见面中，奕劻试探着提出，各国公使以及在京的洋人是否可以到天津暂避，以便让清军顺利地剿灭义和团。

很显然，奕劻这是在走毓贤的路子，打算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把洋人吓走。

但是窦纳乐等人一口拒绝，他们还明确地表示，如果清廷不能保护在京的洋人，那么就将由列强自己出兵保护。

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陆陆续续有420名各国的官兵从天津乘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进入到六月份，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6月6日，清廷发布一道上谕。上谕的语气十分温和，强调义和团都是为了保护乡里而组建的，义和团的成员都是良民百姓，国家的赤子，充满了安抚的态度。

6月9日，董福祥指挥的甘军进驻北京。甘军名义上是来镇压义和团的，但实际上他们和义和团关系密切，慈禧将甘军调来，自然包含深意。

6月10，头号顽固派分子端郡王载漪担任了总理衙门首席大臣。从这一天起，北京的义和团人数有了爆炸性的增长。载漪自己也加入了义和团。

6月11日，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在出城时，被甘军士兵所杀。与此同时，北京城对外的电报线路完全被破坏，外国使馆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然，满清朝廷也只能靠传统的六百里快马来获取外界信息了。

6月16日，西方列强的舰队要求接管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坚决拒绝。于是列强的舰队向大沽口炮台开火，17日，大沽口炮台陷落。

（四）

也是在6月16日这一天，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在这一天，慈禧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而且一连开了五天。正是这五天的会议做出了对列强开战的决策。

6月16日，御前会议在仪鸾殿东配殿举行，有一百多人参加，屋子里装不下，很多大臣只好跪到门外。

首先发言的竟然是光绪。以往光绪在这样的场合基本上不说话，但是这一次他也坐不住了，严厉地痛斥大臣们未能弹压乱民，致使国家面临危机时刻。

这时，跪在后面的翰林侍读学士刘永亨膝行上前，顿首说道：“臣刚刚见过提督董福祥，他说他完全可以将乱民驱逐出城外，请下圣旨，让董福祥立即照办。”

一旁的端王载漪冲着刘永亨一竖大拇指：“好，你这是失去人心的第一等好办法。”

听了载漪的话，刘永亨吓得不敢吭声了。

这时，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要求发言。光绪让他进来，于是袁昶到慈禧面前跪下说：“臣曾经微服到东交民巷察看，发现有很多团民被洋枪打死，他们的法术不灵啊。”

慈禧说道：“这是土匪，不是真正的团民，真正的团民不会被打死的。”

袁昶说道：“就算团民真的有法术，也不能倚仗他们。自古以来没有靠着这种东西成事的。”

慈禧的声音变得严厉了起来：“法术不足恃，难道连人心都不足恃吗？今日大清积弱已极，如果连人心都失去了，何以立国？”

听到慈禧这样说话，主和派的人物大多都不敢说话了。主战派则闹得很欢，他们纷纷发言，表示应该把义和团组织起来，和洋人对着干。只有袁昶依旧强烈地反对开战，他势单力孤，不得不提高嗓门，大喊大叫地说话，以至于声震屋瓦。慈禧看着他的眼神都充满了凶光。

就这样，大家乱七八糟地嚷嚷了一通，最后也没做出什么决策，只是决定派那桐和许景澄二人去劝阻英国将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洋兵入京。

第二天，御前会议接着开。光绪又抢先发言，他首先问总理衙门的大臣徐用仪，和洋人交涉得怎样了？徐用仪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这时，慈禧忽然发言，只见她神色凝重，面带悲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现在，收到了洋人的四条照会。第一条，指定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条，洋人代收各省钱粮；第三条，洋人代管天下兵权——”

说到第四条，慈禧突然停住，不讲了。原来，第四条是“皇太后归政于皇帝”，慈禧大概是有点说不出口，所以就没讲。

这便是义和团事件中最有名的“洋人照会”事件，这份“照会”的出现，把一切希望都扼杀了。

（五）

很显然，照会是假的。关于这份假照会的来历，目前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端郡王载漪为了促使慈禧与洋人宣战，特意伪造的。不过，这种说法还是缺乏直接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办的一件傻事。

在上海的租界里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做《北华捷报》。报纸预定在6月19日发布一篇社论，其中就有所谓“照会”中的那四条主张。报社里的中国员工事先知道了其中的内容，辗转地被江苏粮道罗嘉杰知道了。罗嘉杰不知道洋人的报纸并不代表洋人的政府，它是可以随便发表议论的。罗嘉杰以为这是洋人的“机密情报”，所以就赶紧写了一封信，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信交给北京的荣禄。因为罗嘉杰是荣禄的门生，双方关系十分密切。

罗嘉杰的儿子在6月16日把这封信交给了荣禄。荣禄见后，大吃一惊，犹豫了一个晚上，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封信交给慈禧。于是，这才有了6月17日慈禧的发言。

慈禧用悲愤的语气说道：“如今是洋人首先挑衅，亡国就在眼前。如果把江山社稷拱手让给洋人，我死后无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去死，不如跟洋鬼子拼上一场。”

慈禧这一番话，让主战派都热血沸腾，个个表示，一定要和洋人决一死战。

于是，6月17日的御前会议就基本定下了要与洋人开战的调子。

但是，6月18日，两位地方重臣的奏折到了。他们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开战，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

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意见，主和派的底气也变足了一些，于是在6月18日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人马又开始争辩不休。

6月19日，洋人索取大沽口炮台的照会到了。其实，大沽口此时已经被洋人攻克，只是电报不通，北京无人知道。面对着真正的洋人照会，慈禧毫不犹豫地下旨：命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到东交民巷送达大清的照会，限令北京所有的洋人在24小时之内，由清兵护送，转移到天津。否则，大清朝廷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许景澄遵旨起身要走，光绪帝顾不得皇帝的尊严，急忙站起来，一把拉住许景澄用哀求的语气说道：“等一等，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吧。”

慈禧在一旁怒斥道：“你放手，休要误事。”

这时，礼部侍郎联元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说道：“纵然要开战，也不能向所有列强宣战啊！还是选择法国一个国家吧，咱们只向法国宣战好了。”

然而，这没有用，大清的照会还是正式地发给了各国使馆。

（六）

6月20日，又是关键性的一天。

在这一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团经过商议，认为24小时撤退到天津根本无法做到。大家推举德国公使克林德代表大家去总理衙门交涉。

然而，克林德出门后，很快就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

这样一来，各国使团就不再与清廷交涉了，他们开始把使馆区封闭起来，禁止出入。而清军和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战斗也在第二天就打响了。

在6月20日这一天，慈禧下令草拟宣战诏书。她的头号亲信，北洋大臣荣禄不得不找了一个机会，单独向慈禧进言，表示反对开战。慈禧对他的态度很冷淡，听他说完后，说道：“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你要还是这个意思，那就别说什么了。”

慈禧的另一位亲信宠臣庆亲王奕劻则是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于是，6月20日的御前会议，确定了宣战诏书。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宣战诏书并没有送交给各国使馆，所谓对十一国宣战并没有成为事实。宣战诏书只是对各省督抚下达，要他们全力支持开战。同时，在宣战诏书中，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对哪些国家开战，只是含糊不清地称为“彼等”。

因此，所谓对十一国宣战，只是一个内部说法。实际上，慈禧就算是勉强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正式地对列强宣战。

我们纵观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慈禧首先是耍小聪明，试图借助义和团来把洋人赶走。但是，列强们也不傻，他们一眼就看穿了慈禧的伎俩，针锋相对地和她对着干。

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给慈禧造成了错觉。她以为，凭借义和团人多势众，“民心可恃”，和洋人打一仗是完全可以的。所以，她不顾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选择了开战。结果，战斗一打响，她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应该就是慈禧选择支持义和团，与列强开战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