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康生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 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7年冬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搞“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等职。“文革”期间，任“中央文 小组”顾问、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文革”期间，真接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暮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1975年死于北京。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利用“反修” 斗争取得信任

1960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 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和随团翻译间明复。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 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 裁军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是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

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 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但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

康生

莫斯科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说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

第二天，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 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 康生、 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赫鲁晓夫不指名攻击毛泽东，以及苏共中央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我国的攻击。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

康生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 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样，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 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 手中联部的 工作。

康生和江青

60年—61年， 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 62年2月，王稿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出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 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周恩来、 邓小平、陈毅、 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 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代表团一行在莫斯科的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 是王稼祥提出的对外政策引发的。鼓动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 ，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 。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十年”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而王稼祥则因“三和一” 受到批判，以养病为名，淡出去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延安时期，康生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 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 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

“十年” 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职权，首先指使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

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 也为了除掉邹大鹏，康生以“莫须有”的罪名。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