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案件。

2020年11月16日凌晨5点左右，日本东京，一名女子倒在了涩谷的幡谷原町公交车站。警方接到报警后，将其送到医院救治。一小时后，院方宣告该名女子不治身亡，死于他人袭击。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社会新闻。但随着警方的调查、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人了解到死者的信息。电视台还为此制作了一集纪录片《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

一、她叫大林三佐子，64岁。遇害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和一个腰包，腰包里有一部已经停机的手机、一张过期的驾照、一张通讯卡片、以及总共8日元（约人民币4毛钱）的硬币。

她原本是超市里面的试吃推销员，但因为疫情，她失业了。也就是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经常在凌晨过后，公交车最后一班车收车之后，来到幡谷原町公交车站，坐在一张只有20公分宽的椅子上，低头睡觉。

直到黎明时分，在第一班公交车进站前，她才匆匆离去。

警方根据通讯录上的地址，联系上大林小姐的弟弟。那时弟弟才知道失踪了4年的姐姐一直在流浪，而且在寒冷的夜晚意外死于公交车站。凶手是一名住在公交车站附近的男子，他觉得大林小姐看起来很碍事，想给她点教训，让她走。于是就用装有矿泉水和石头的塑料袋，击打了她的头部。

电视台试图寻找大林小姐流浪的原因，于是采访了认识她的人。弟弟展示了姐姐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笑颜如花。

弟弟说，姐姐毕业后就在老家做剧团演员和婚礼主持的工作，喜欢和人打交道，她的梦想是成为演员或者声优。27岁那年，她结婚了，然后和丈夫搬去了东京。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受到丈夫的家暴而离婚，两人没有生育小孩。

离婚后，她在东京找了一份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高强度的工作令她精疲力尽，最终因无法忍受而辞职。当时的她，已经30岁了，工作越来越难找。她先后尝试过多种工作，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下来，却沦为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人，通过打短工、日结工来赚取生活费。她最后一份相对长久的工作，就是超市的试吃推销员。她的同事说，大林小姐每次拿到工资，都会先付房租、燃气费、电费，剩下的钱就去便利店买吃的。

尽管这份工作每天需要站七八个小时，但赚取的薪水，也就刚刚满足温饱而已。

从2017年开始，同事们发现大林小姐每天都拉着行李箱去上班。原来，大林小姐每个月的薪水只能勉强交房租和水电费，最终她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那一年的她，已经60岁了。但她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住所，就去网吧过夜，去公共厕所搞定个人卫生，每天都会穿上干净的衣服，带妆上班。为了增加收入，恢复稳定的生活，她还多次向公司提出增加工作量的要求。

但是2020年的疫情，让线下推销员的工作几乎全军覆没。大林小姐再一次失业。这一年，她64岁了。

二、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大林小姐不向家人朋友寻求帮助？或者申请社会保障？大林小姐的弟弟，也很痛心，为什么姐姐到了这种境地，都不去找他？

从事流浪者救助的社区工作者推测：提供申请社会保障，工作人员是必须要联系流浪者家属的，许多流浪者会因此拒绝求助，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窘迫被家人发现。

大林小姐此前和家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年都会给老家的母亲和弟弟寄一张贺卡，祝他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好。但当她的生活陷入窘迫后，她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最后一张贺卡，也是停留在了2017年。

当然，也有一些NGO机构会对一些流浪者进行救助。但是流浪的女性往往都会拒绝，因为女性更警觉。在另外一部纪录片中，就有流浪女性表示，生活中会为她提供帮助的，都是些可疑的人。

三、但是相对于是否应该寻求帮助的问题，日本民众更关注的是出现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大林小姐遇袭身亡后，日本很多女性都自发走上街头游行。游行的口号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她就是我！”

很多网友表示，“明天就会轮到我了”、“如果过着那种生活，可能我也会和她落得一个下场”。

经济下行，收入减少，被裁员，但决定了人们生活开销的高物价却降不下来，许多人都感受到无家可归的威胁。纪录片里有一个女孩晒出自己的工资条，疫情之下，她的工资少了一半。她认为没有了生活费，就会变成流浪生活。

根据该事件改编的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就花了很大的笔墨去描写主人公三知子之前的社会生活。她打着两份工，可到头来还是沦落到流浪街头。

难道是她不努力吗？极低的薪水、高昂的物价，底层打工人根本存不到钱。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看到那些有手有脚，却沦落到无家可归的人，都会想当然的认为肯定是懒惰。可现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人被迫放弃生活。而当生活一旦崩溃，便无力回天。就像大林小姐的同事所说：“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她一定非常非常难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