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形山山下的村庄里，村民除了少数担任支前民工外，大多数都已经“跑反”，也就是疏散了，只有一些老弱或妇女留守在家，可以帮着守军置办伙食。

有一天，五十一师的三个士兵从鱼塘里捉到几条草鱼，让乡亲们给他们煮鱼汤喝，可是还没有等到草鱼下锅，这三个士兵就接到了开赴前线作战的紧急命令。

乡亲们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鱼汤，然而直到天黑，也没见到有人撤下前线。第二天，终于有几个浑身是血的士兵从牛形山上撤了下来，不过并不是原先捉鱼的那三个人。

见乡亲们询问，士兵号啕大哭，他们说，全连能够完好地走下战场的就他们几个……

五十一师重新控制了松山高地，在近战过程中，该师将日军一个中队斩杀殆尽，自身也伤亡惨重。山梁之上，巨石与巨石间的缝隙都被手榴弹木柄给填满了，士兵们血肉模糊的尸体横陈交错，惨不忍睹。

截至4月25日，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和第一百军相继出击，将日军第一〇九联队主力包围于圭洞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

日军是无后方作战，所带粮食也十分有限。最初，他们以为能像以往那样速战速胜，所以一路上对民间的粮食牲畜都肆意进行糟蹋，或者烧毁，或者倒进沟壑。对抢掠到的耕牛，他们都只食用大腿部的肉，宰杀的猪，也仅取少量精肉。

到了这个时候，日军第一〇九联队的运输供应线被切断，不少部队很快陷入了饥饿状态。吃饭时，士兵们集合站成一列，军官拿出一小袋炒米，给每个士兵发一把。士兵们接过炒米，和着山泉水吞咽下去。

弹药倒是带了许多，但消耗更大，最后被迫实行配额供应，弹壳必须上缴，送交临时兵工厂进行再加工。

见第一〇九联队陷于包围之中，师团长菱田一边命令他们确保现有阵地以及准备攻势，一边决定从第一三三联队调一个步兵大队加炮兵中队赴援。

按照菱田的设想，如此调整之后，既可以迅速解日军第一〇九联队之围，又可牵制中国军队的主力，更重要的是本师团仍能够按照原计划进攻芷江，乃是化被动为主动的一举数得之策。

接到命令时，日军第一三三联队对山门镇的进攻刚刚结束。山门位于圭洞以南，这里的守军只有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一六九团的一个营，他们以区区一营的兵力，承受了三倍于己的敌人的猛烈攻击。双方激战三昼夜，日军被杀伤五百多人，该营也伤亡惨重，但是直到日军冲入镇内，残余的一百多人仍与日军进行了三天的巷战。

攻占山门后，日军第一三三联队根据师团的命令，派步炮重组的救援大队攻向龙潭镇。

在湘西会战中，日军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失灵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笨拙，与以往灵活敏捷的身手相比，简直判若两军。

过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遭遇日军时，都要极力隐蔽身体，即便窥视日军动态也必须倍加小心，若是谁不慎暴露目标，就会招致日军大炮飞机的攻击。如今是反过来，中方指挥官可以从容镇定在第一线观察地形和敌情，倒是日本人隔着七八百米还是只敢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旦发现前方有中国军队出现，他们立刻就得钻进林子隐蔽起来。

正是因为第四方面军总部对前线情况洞若观火，而日军却如同盲人摸象，菱田的计划才步步被动：救援大队沿途遭到五十七师等部一轮又一轮的有力阻击，前进非常缓慢。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依赖的三大法宝——飞机、重炮、坦克（或骑兵），现在都逐一失去了效用。这倒也罢了，为了准备这次山地战，日军带来了许多驮马以及用于打马掌的化铁炉，这些炉子装上马达即可使用，每匹驮马还额外配备了四副马掌，以便中途进行替换。

可正是这些驮马出了问题。它们都是改良马种，高大健壮，适于平原作战，在山区却行动艰难，尤其在遭到中方小股部队的袭击后，马队首尾不能相顾，一片大乱，把步兵前进的道路都给堵塞住了。

让救援大队大吃苦头的，还有雪峰山崎岖险恶的地形，基本上是越往前进，山越高，谷越深。凡是所要经过之处，能供人马行军的道路宽不足一米，险要处又大多已遭到破坏，要想继续通过，只能锯倒树木，削下岩石，铺垫而行。

4月26日，日军救援大队进至距离圭洞约十公里的老隘塘。发现前有堵截，大队决定当晚实施夜袭，如果夜袭成功，28日即可到达龙潭镇附近。

夜袭算是成功了，但当他们路过老隘塘西侧时，又遭到了数量更多的中方守军的拦截。救援大队拼着老命往前攻，然而直到30日仍无进展，更让他们感到恐怖的是，对面的守军居然还在不断增加。

在这段时间里，五十一师和第一百军不断向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发动攻击。中美空军也连续助战，反复对日军实施扫射轰炸。

会战之初，由于雪峰山区地形复杂，加上日军非常狡猾，在中美战机到达其阵地上空时，就早已做好隐蔽，因此飞机常常找不到目标，出现误炸现象，甚至有中国军队一个步兵连的阵地被自己飞机摧毁的事发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魏德迈向前线各军师派驻了对空信号联络组。第一线部队用红、白布做成箭头状，铺展在地面，然后让联络官用无线电话机通知机场的作战指挥室或飞行员，告知他们距信号箭头前面多少米就是日军阵地，这样便大大提高了飞机投弹的命中率。

如果日军躲起来，一线部队还必须采取其他更多的办法，比如派便衣联络员潜伏于森林或山顶上，用反射镜进行指示，又比如组织侦察小分队，配置在日军集结地周围，施放狼烟。

五十一师师部联络组有美军军官一人，下士官两人，士兵若干，他们时刻随中方指挥官行动，根据一线部队的需要，向飞机驾驶员指示射击和轰炸目标。

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点燃了日军防守阵地上的树木和鹿寨，日军在白天的行动因此受到极大限制，他们诅咒“美机的猖狂”，形容中美空军的空袭行动“震撼山间，其势恰似南洋海上的急风骤雨”。

第一〇九联队面临的形势已是危机四伏，但师团长菱田过分低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仍要求该联队冲破第五十一师、第一百军的联合堵截，继续做好攻击龙潭的准备。

就算是对方站着，你也未必有坐的地方，更何况人家已经把板凳全抽掉了。日军第一〇九联队白天只能立足于防守和对空隐蔽，从黄昏开始，才能在山炮的支援下进行小规模反击。这种反击有时也能奏效，然而损失很大，而且一到白天往往就守不住了。

现实比人强，联队长泷寺保三郎大佐自行改变策略，决定不再进行反击，而只求保住现有的第一线阵地即可，同时缩短战线，撤出了一些明显守不住的高地。

通过研究圭洞战场的战报和所缴获的日军资料，以及询问俘虏、进行空中侦察，邱维达认定日军第一〇九联队经过连续恶战，已逐渐呈现出疲竭状态。空中侦察还表明，从山门方向开来了约一个大队的日军援兵，但被打援部队阻止在老隘塘动弹不得，第一〇九联队成了孤军。

机不可失，邱维达遂下令对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实施围歼。4月30日晨，各部队开始总攻，其中第一百军第十九师担任正面主攻，包括五十一师在内的其余部队从不同方向进行攻击。

日军第一〇九联队第三大队虽然是预备队，负责为联队守备后方，但也多次参与过激烈战斗，本身已经人员不足且弹药缺乏。遭到攻击后，部队惊恐万状，大队长命令机要人员准备烧毁电报密码，同时发给伤病员每人一支步枪，让人把他们搀扶到指定的射击位置担任防守。

日军缺人已经缺到了见人就抓的程度，危急时刻，连配属联队的炮兵大队都被当成步兵使用，进入第一线阵地参与防守。

经过一天的猛烈进攻，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残部。到4月30日夜间，第三大队的可战斗兵员仅剩86人。

另一边，日军救援大队自顾不暇，他们出发时有近千人，沿途不断损失，当天在老隘塘西侧与守军交战后只剩下417人，且仍未能与第一〇九联队会合。

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与军司令官坂西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坂西深知第一一六师团作为主攻部队，其成败对整个会战关系甚大，因此出兵前夜，曾专程在邵阳为菱田送行。

两人战前都承认，有着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其作战能力将与往日完全不同，但是谁都没想到会变得如此强悍，而雪峰山的战局发展也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

让菱田稍感省心的，是另外两个联队的战况还不算太糟糕。

日军第一二〇联队的攻击目标是洞口。洞口控制着通往江口乃至芷江军用公路的要道，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早在湘桂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在这里构筑了纵深、立体的防御工事，目前由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一七〇团二营担任防守。

洞口山势突兀险峻，且与周围山系紧紧相连。主阵地被从山麓修到山顶，犹如货架子一样地一层层搭上去，中间均设有枪架和鹿寨。在主阵地前面，则是开阔的水田，处于浓密的火力网覆盖之下，日军往往陷于水田中央而不得伸展。

凭借坚固的主阵地，二营击退日军的十几次攻击。阵地前的水田里摆满了日军尸体，血肉模糊，田水尽赤。

第一二〇联队从正面攻不上去，就想迂回，但是洞口主阵地南北连贯，根本找不到有利的迂回路线。

最后还是夜间的山间迷雾帮助了日军。他们以雾为障，组织敢死队攀上险峻的山岩，对守军阵地实施偷袭，洞口要隘遂告失陷。

越过洞口之后，日军由第一二〇联队、第一三三联队组成的第一一六师团主力已突进至雪峰山中段的主峰之下，对芷江造成威胁，菱田师团长这才松了口气。

日军在中路的主力是第一一六师团，在南路的主力则是第五十八旅团。第五十八旅团并不是那种新编的独立混成旅团，它隶属于第六十八师团，也有较强的战斗力。

中方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负责在南路御敌。按照邱维达的部署，他们可采用灵活机动的打法，多准备几道阵地，每一阵地达到预定目的后即相机转移，而不用一味去拼消耗。

第五十八师因此组织了数道防守阵地，其主要任务就是搜索敌情，严密监视日军动向，并利用工事进行适当阻击，以迟滞日军行动。

当日军第五十八旅团进攻新宁时，守城的两个连战至下午便不再与敌人继续胶着，而是立刻撤至师主力所在的武冈。

日军在战前的实地侦察工作虽然做得很细致，但能够在地图上进行校正的，主要还是局限于邵阳至雪峰山中间这一段。雪峰山区被中国军队视为防守重地，密探们很难进入，日军也一直没能弄准雪峰山区的地形，以致于有的到达地点，地图上明明标注只相距约四公里，实际距离却出现了数倍的误差。

攻占新宁后，日军第五十八旅团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以便侦察这一带山区的情况，并据此调整部署。他们计划继续占领武阳和武冈，以打开迂回芷江东南的通路，同时对中路的第一一六师团进行策应。

包围武阳的日军有三千多人，而当时城内仅有五十八师的一个连。面对二十倍于己的强敌，来不及撤离的守军据险搏杀，击退敌人八次进攻，杀伤日军数百人。在苦战三个昼夜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

日军第五十八旅团随即将进攻矛头指向武冈。武冈是中方五十八师师主力所在地，在日军发起进攻后，他们贯彻邱维达攻势防御的战术，仅留下一部分兵力固守城池，牵制敌军，主力及部队机关全部西撤至雪峰山区。

自判断当面之敌有西犯的企图起，第七十四军军部即命令五十八师参谋处在雪峰山南麓进行兵要地志的调查，以备战时参考。七十四军参谋指挥机构的完备程度，在国内军队里面首屈一指，当时其他军级部里都已撤销了参谋主任这一头衔，只保留上校参谋，唯有第七十四军各师仍设有参谋主任，并有第一、二、三、四总计四个参谋科的科长。师参谋处本身编制也很大，仅上校主任以下军官就有二十余人，所有这些幕僚除享有参谋加薪外，还都享有军事主官的加级待遇。

在师参谋主任的率领下，五十八师参谋处集结各团团副、副营长以及部分有战术修养的军官，以一个步兵排为警卫，在雪峰山南麓勘察了约一个星期。通过勘察，他们对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进行了修正，对要隘、通路、制高点以及特殊地物，也一一作了详细记录。其间，泡洞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

所谓泡洞，是指雪峰山两座主峰之间的一条山谷。这条山谷长约十公里，两侧灌木杂草丛生且无法攀登，只有进出口有路可通，因此只需两头把守，谷内的人就可保无虞。相传武冈一带过去每遇兵灾，军民大多避入泡洞，百余年来从无失误。在五十八师进行勘察时，泡洞小溪旁已有少数住户。

正是依据这一情况，西撤时，五十八师兵站、野战医院的少数伤病员、部分随军眷属，以及武冈县机关、黄埔军校二分校，都避入了泡洞。日军零式飞机发现后，竭力避开中美优势空军的拦截，在靠近地面不到两百米的山谷上空进行飞行侦察，同时向目标暴露处投掷炸弹，但对泡洞内的军民已不能产生根本性的威慑。

其后日军大部队曾迫近泡洞山口，因地理情况不明，根本不敢贸然进犯，高山险地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被充分凸显出来。

同样让日军感到无可奈何的还有撤入山区的五十八师主力。这些野战部队所据守的山地，尽管不是泡洞，却也只需在隘路口派兵警戒，而大部队却在深山里养精蓄锐，待命出击。

留守武冈的是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一营。这是一个加强营，营长为杨文彬，新宁城的阻击战和部队的成功突围就是由他指挥的。不过与新宁不同，在湘西会战的格局体系中，武冈是中国军队在南线的战略支撑点，守军无命令不得擅自撤退。另一方面，作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旧制县城，武冈城区面积较大且地形复杂，即便让一个加强营守卫，人还是显得太少，无法在防守中形成重点。

前线的具体作战永远比纸上谈兵要困难得多。为了能够做到持久固守，五十八师参谋处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武冈城西北有一座大皇城，是南明桂王建都之处，它北临山坡，四面筑有城墙，里面房屋稀少，适于构筑工事。于是防守时便以大皇城的北面山坡为核心，再沿着大皇城内墙构筑坚固工事。

大皇城墙外的居民全部被动员临时疏散，由此构筑出内外三道防御工事。武冈城东门外还有两座石塔，当地人称为姊妹塔。姊妹塔是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如果被日军占领用做瞭望，守军阵地就会暴露，可如果予以炸毁，又破坏了文物——姊妹塔有数百年历史，而且建筑极有特色，其中一座塔倾斜约十度左右，世所罕见。最后，参谋处决定选派十余名勇士踞塔进行防守。

自4月27日起，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便从东、西、南三面向武冈进行围攻。杨文彬营事先在城外放置了柴火，一俟日军迫近，即放火焚烧，阻敌前进。当日军步兵攻抵城垣，并用绳梯爬城时，守军并不急于射击，而是一直等对方爬到中途，才以冲锋枪进行扫射。日军伤亡惨重，护城河内敌尸累累。

东门外，居守姊妹塔的勇士们沿塔挖外壕做铁丝网，在塔顶配置了轻机关枪和瞭望哨口，一样让日军无法靠近。两座塔内储备着够用一个星期的粮弹和饮用水，初期守军尚用电话向营部进行联络，报告敌情，在电话被切断后，便单独死守待援。

从会战一开始，中方即在战场上布置出了一个袋形阵地。在这个袋形阵地中，南路的武冈，北路的新化都是两翼阵地必不可少的支撑点。

日军处心积虑地要占领的，也正是这两个支撑点。在围攻武冈的同时，由日军第四十七师团第一三一联队组成的重广支队向邵阳西北的新化县城发起攻击。驻守新化的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与敌血战，从举枪对射到白刃拼刺，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围绕一个阵地常常反复争夺达五六次之多。第七十七师为此蒙受了重大伤亡，有一个团的连排长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刚提升上去的军官马上也阵亡了。

战局到了极度敏感的时刻。中方是否仍握有胜算，指挥者们需要再一次进行权衡。

湘西会战的战区辽阔，王耀武和邱维达经常派指挥人员、参谋人员到前线视察战况。可以看出，会战仍在按照中方意图进行，虽然有些据点争夺激烈，个别据点甚至已被日军突袭或占领，但是在整体上，一线兵团的阵地态势基本稳定，武冈、江口、新化都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中。经过半个多月的鏖战，进入这一带的日军也已成强弩之末，深陷于崇山峻岭之间而不得自拔。

5月1日，邱维达本人又亲自对第一战的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结束，他返回辰溪指挥所，与作战科长林铸年一道研究，两人都认为，第一期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准备第二期作战，实施攻势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时就战略部署来说，谁能及时有效地把强有力的二线兵团推至前线，谁的赢面就大。在长衡会战中，做到这一点的是日方，所以他们赢了，而到了湘西会战，拥有反转机会的则成了中方。

邱维达将自己的意见直接呈递湘西会战的总指挥何应钦。何应钦立即予以批准，并开始调兵遣将：第六战区王敬久兵团被调至常德、桃源一线，以接替第十八军防务，第十八军交防后昼夜兼程赶往新化；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十四军主力向武阳、武冈急进；为备不时之需，廖耀湘新六军被列为战略预备队，由昆明空运芷江待命。

在二线兵团到达之前，一线兵团的坚守就变得至关重要起来。只有武冈、江口、新化这几个重要据点不丢失，并能够掩护尔后上来的二线兵团进出作战，才有可能在第二期作战中包围歼灭敌人。

邱维达要求各部队坚决固守现有阵地，没有经过上级允许，一律不准随意变更防守阵地，以等待第二期战略计划的实施。为此，参谋人员都分别赶到前线，传达这一意图，让前线指挥官做到心中有数，以免出现误差。

这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会战最为考验人的神经和意志，在有的战区，因为战斗激烈，双方都顾不上收捡战死者，于是防守阵地前遍布日军的尸体，阵地的交通壕内也有己方官兵的尸体，尸体腐烂后发出了刺鼻的臭味，令人作呕。大家只得用气味较浓的树叶塞住鼻孔，有时饿了一天，早已饥肠辘辘，可是因为尸臭影响胃口，也最多吃个半饱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如果突然下起暴雨，交通壕内更是血水及膝，整个晚上，士兵们都只能站在血水中战斗，有人便轮换着以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抬出水面晾干。长此以往，许多人脚上长满水痘，奇痒难忍。

在严酷的环境中，大多数官兵表现得坚毅勇敢，很多人在出击前都留下遗书，嘱咐留守的战友，自己一旦牺牲，请对方将遗书及遗物寄给家人，然而也有人经受不住考验，临阵慌了手脚。

当时一些基层部队里已经增加了指导员这一职位，国民党军队的指导员跟共产党军队不太一样，他们发挥不了太多的政治教育职能，一般充当的都是军事副手，比如连指导员又被称为是副连长。某营一名排长阵亡，营长便命令连指导员代理排长，率领该排占领高地。谁知指导员口口声声说他是政工人员，不该带兵打仗。

营长再三下令，甚至说如果你不服从军令就要枪毙。这名怂货死活都不肯上去，而且整个人已经被吓到了语无伦次。营长被气得暴跳如雷，当场让人对他予以正法。

得知还要继续坚守，各部队都重新进行了精神动员，当然动员的方式各式各样。一名指挥官反复对部下强调，防守阵地背后就是芷江，而确保芷江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军队能否掌握制空权，“比一般城镇要紧”。

他还说，如果一线兵团战斗不力，致失芷江，随之而来，大后方重庆就会受到最大威胁，并因此影响盟国各个战场的形势发展，从而推迟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

当时同盟国正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目的是起草《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已经被确定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是中国在抗战中用浴血奋战和惨烈牺牲所换来的成果，显示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今非昔比。指挥官用这则消息来激励官兵：“与会的各国，对我们这次湘西芷江的作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一定要使我国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既能够昂首阔步地走进会场，也能够在会议上受到各个大国的尊重。”

一语已毕，群情激奋。一名军官马上站起来表示：“就是战死也要同敌人拼一拼！”紧接着又一名军官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来犯的敌人！”

指挥官在军中任职四年，自言还是第一次听到部下发出如此愤怒的吼声，第一次经历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八年来，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过太多痛苦的失败，支撑着他们与命运相搏到底的，正是浸润于血液中的那一份勇气和坚强。

坂西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最初是北路的重广支队受阻，猛攻了两个星期，才前进了不足25公里。不过这还可以认为是只有北路遇到问题，其他各路尚进展正常，坂西在给第一一六师团、第五十八旅团的电报指示中，也都明确要求仍按原计划执行。

但是很快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便在武冈城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坂西嫌该旅团行动缓慢，未能有力地策应第一一六师团，因此他命令旅团急速西进，以截断中国军队在雪峰山区向西的退路。

日军第五十八旅团遵令而行，将正在围攻武冈的一个步兵大队从城下撤出，与旅团主力会合后，朝武冈以北发动进攻。集结于雪峰山区的中方第五十八师主力立即奉命出击，其前卫第一七三团首先在武冈城西北的茶山坳与日军遭遇。

早在长衡会战打响时，张灵甫就已晋升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只是因为战事正紧，所以还一直兼任第五十八师师长。那次会战结束后，他即卸下兼职，以后又像邱维达一样，先后进入青年军干部研究班（又称将官队）、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第五十八师现任师长为蔡仁杰。根据接战时对方无炮火支援的情况，蔡仁杰和幕僚们分析，蹿入茶山坳的日军仅为一个无特种部队配备的步兵联队，五十八师有予以围歼的条件。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无法使用强大兵力，于是蔡仁杰一边下令第一七三团以一部与敌人保持接触，阻敌前进，一边做好第二天对日军进行围歼的准备。

第一七三团仍是围歼战的主力，师部在该团背后设置指挥所，副师长亲自率参谋人员及美军对空联络官进驻，通过向第一线及预备队架设的电话指挥作战。

当晚，五十八师所属三个团全部到达指定出击位置。进入茶山坳的日军也占领了高地，并彻夜构筑出坚固的野战工事，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厮杀蓄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