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文明分析体系：地理环境决定论。

即一个文明采取何种发展方式是由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当地的地理条件会首先决定当地的人生产方式，而后为了适应这种生产方式，再演化中相应的伦理、道德、习俗。这是每一个文明发展都要经历的过程。

如果套用命理学的观点，一个文明诞生的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

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们将进入大唐最后的一个多世纪，那个被称为“晚唐”或“残唐”的神奇时期。

在整个大唐王朝的生命周期里，吐蕃绝对是最难缠的一个对手，即便在大唐最强盛的时期，也不曾将其真正征服。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明显衰退，按理来说，获得发展空间的吐蕃应该如脱缰的野马般野蛮生长，但事实却是吐蕃的“花期”很短，在安史之乱刚刚爆发那10几年间攻占河西、垄右诸镇后再难更进一步，虽然巅峰时的吐蕃动不动就能打进长安，但却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关中平原。

公元9世纪开始，吐蕃国力明显衰落，并最终先于唐帝国半个世纪走向分崩离析。

吐蕃，这一曾经硬刚巅峰期大唐的硬骨头，为何会在对手实力已然大幅衰落的情况下速强速死？

这一切还是从吐蕃的“高光时刻”，吐蕃军以一记黑虎掏心攻占大唐帝都长安说起吧。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对于大唐帝国来说，是一个大喜与大悲共存的年份。

说它大喜是因为这一年，将大唐盛世一刀终结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随着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林中自缢，唐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安史之乱已经结束。

虽然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方式是默认河北军阀在当地做土皇帝，但至少在名义上讲，大唐帝国重新归于一统。

说它大悲是因为也是在这一年，历史狠狠给了大唐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唐的帝都长安又一次被攻破。

这次攻破长安的并非大唐内部叛军，而是大唐帝国的老对手：吐蕃。

这次大唐帝都长安的丢失过程极为简单，简单说，吐蕃给大唐来了一手“黑虎掏心”。

安史之乱后，吐蕃开始大肆在边境地区劫掠，并不断蚕食大唐河西、垄右地区土地。

肃宗时期，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安史叛军，唐廷对吐蕃采取怀柔政策，唐肃宗以变相承认了河西、垄右大量土地被吐蕃占领的事实，并给予吐蕃绸绢等财物的方式去换取吐蕃不大举入侵。

唐肃宗的如意算盘是以一张空头支票加一点小钱稳住吐蕃，用已经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去换与吐蕃的暂时和平。

但吐蕃也不是傻子，只要有实力他们自然得陇望蜀，所以在边境的袭扰从来就没停过。

唐代宗登基后，唐廷与河北藩镇军阀之间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眼看安史之乱就要被平定，于是唐廷开始“不惯着”吐蕃了，他不再承认被吐蕃占领的河西、陇西地区土地在事实上属于吐蕃。

于是，吐蕃决定给唐廷一个“惊喜”。

宝应二年（763年），吐蕃名将达扎路恭率吐蕃军及回鹘、南诏等诸国组成的联军共计20万（数字可能有夸大）大举入侵。

达扎路恭军事能力出众，一举攻占大震关，在重镇凤翔遭遇顽强抵抗后不做纠缠，绕道直取泾川，刺史高晖面对吐蕃的“神兵天降”直接献城投降，至此，关中门户洞开。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代宗慌了，急令天下兵马勤王。

但吐蕃军队进展迅速，而唐廷的藩镇军回援缓慢，眼看吐蕃军已经杀到跟前了，唐代宗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他再次如其祖父唐玄宗一般留下长安城跑路了。

吐蕃因此十分顺利地再次占领大唐都城长安。

占领与自己缠斗一个多世纪的敌国都城，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将领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且吐蕃占领的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超级城市长安，正常来说，无论如何都得好好经营经营。

但吐蕃方面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人大跌眼镜，猜猜他们占领长安的时间：

几年？几个月？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整整十五天。

吐蕃军在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从这一点上看，吐蕃至少在刚入城的时候，是打算在长安“长待”的。

但诡异的是，在攻陷大唐都城长安仅仅15天后，吐蕃主帅达扎路恭竟突然下令：全军撤退。

关于吐蕃军为何在占领长安15天后就撤退，大唐方面与吐蕃方面有两种不全不同的说辞，先看吐蕃那边是怎么说的。

藏文记载吐蕃军此番撤退的原因是长安的气候与青藏高原区别很大，太热了，以至于将士们水土不服，很多人染病，达扎路恭将军关爱将士，于是吐蕃撤军了。

简单说，吐蕃将士是被“热”走的，让吐蕃将士撤退的“天太热”，与日后阻止大儒钱谦益投河的“水太凉”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吐蕃方面的这个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吐蕃攻入长安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下旬，那时候的长安再热又能热到哪去？

而大唐方面的说辞就比较伟光正了，《旧唐书》、《新唐书》认为吐蕃军队突然撤出长安是因为此时各路勤王兵马已经到达，尤其是大唐名将郭子仪率领的勤王军，直接吓得吐蕃军屁滚尿流，狼狈出逃。

大唐方面的这个说法呢，也很难说完全站得住脚，当时各路勤王军在向长安集结不假，郭子仪的军队已经到了咸阳附近也不假，但是要注意此时郭子仪的状态。

郭子仪在安史之乱后期被宦官集团排挤退出军队体系赋闲在家已经好几年了，当接到朝廷的勤王命令时，郭子仪身边的武装力量是20多名随从骑兵，差不多就相当于郭子仪的私人保镖。

准备去勤王的郭子仪第一步是前往咸阳召集自己以前的旧部4000余人，这些人此时也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了。

也就是说，此时在咸阳的郭子仪手上的武装力量是4000名已经脱离军队数年的老兵，这些人战斗经验应该还行，但是武器装备有没有，后勤保障如何做，这些都是未知数，郭子仪是名将不假，但是要说此时他手中这支临死拼凑起来的部队能把吐蕃军队吓跑，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

由此看来，无论是吐蕃方面的“热跑”还是唐廷方面的被郭子仪“吓跑”，这两种说辞都不太靠谱。

那么问题来了，吐蕃军队到底为什么要撤出？

严格意义上讲，唐廷方面关于吐蕃军队是被各路勤王军队吓跑的说法也不能说全错，只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郭子仪，而是镇西兵马使马璘。

接到吐蕃突然攻陷长安，代宗逃往陕县的消息时，马璘第一时间率军勤王，而马璘率领的可是当时唐廷的精锐骑兵。

马璘军队到达重镇凤翔时，发现凤翔守军抵抗坚决，吐蕃军队久攻不下正士气低落，于是率精锐骑兵攻击了围攻凤翔的吐蕃军。

吐蕃军本就是强弩之末，被唐军这一波突击直接打崩了。

凤翔方面的惨败让吐蕃军主帅达扎路恭感到不安，因为此时的吐蕃军是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安的，后勤方面根本就没有保障，如今凤翔方面彻底被唐军控制，吐蕃方面撤退都有麻烦，如果各路勤王军再把长安合围了，空有一座孤城的吐蕃军就是瓮中之鳖。

从军事角度讲，在凤翔方面的吐蕃军战败后，长安城内的吐蕃军便几乎没有了获胜的可能，待大唐的勤王军集结完毕，倒霉的就是他们这支孤军了。

但尽管如此，长安的政治意义如此重要，吐蕃军为何连“挣扎”一下的想法都没有呢？

他们手上有20万大军，而且还是刚刚经历过大胜士气正旺的军队，如果趁着各路大唐勤王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击溃几路勤王军，并利用傀儡政权在长安形成有效统治，同时与吐蕃本部取得联系，请求吐蕃赞普（最高统治者）派遣更多军队驰援，吐蕃未必没有彻底占领关中平原的机会。

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长安都拿下了，为何不去赌一把呢？

答案是吐蕃主帅达扎路恭不是不想赌，而是在破城后的半个月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上边与下边的客观情况都不允许他赌这一把。

而这“上边”与“下边”的客观情况都指向一个问题，一个千百年来困扰游牧民族的无解难题。

先来说说吐蕃统帅达扎路恭面临的来自“下边”的问题。

达扎路恭在进入长安后，立了曾与吐蕃和亲的金城公主的侄子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由此可见，他的本意是想在长安建立统治的。

但要建立统治得先恢复社会秩序，而恢复社会秩序首先得做到一点：你得约束军队不随便抢劫杀人。

但这个最起码的前提却无法实现，吐蕃军进入长安后，直接就抢疯了，而对于这一点主帅达扎路恭是无法完全禁止的。

可能有人要问了，他达扎路恭不是吐蕃军主帅嘛，而且是带领吐蕃军打了大胜仗的主帅，此时他威望正盛，为什么不能严明军纪，不让部下抢劫呢？历史上一件相似的事或许能给出答案。

西汉初年，汉文帝与匈奴冒顿大单于的书写中有这样的内容：

汉文帝指责匈奴背信弃义，已经接受了和亲还劫掠边境。

冒顿大单于则表示这不是自己的意思，是右贤王部的擅做主张，自己已经“教训”了右贤王。

这是冒顿大单于在搪塞汉文帝吗？还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与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原王朝不同，此时匈奴的组织形式仍是部落联盟，大单于对于左、右贤王这样大部落首领的约束力是十分有限的。

冒顿大单于答应“教训”右贤王后，右贤王部劫掠边境的次数并未减少。

而这便是游牧民族身上一个固有问题：其组织形式是部落联盟，首领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所以首领的意志在很多时候未必能执行得下去。

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我们能发现一个问题，游牧民族方面的兵力经常会是一个无比夸张的数字，从汉到唐，经常会有某某游牧民族，数十万骑大犯边的记载。

但是别误会，这并不能代表游牧民族首领权力巨大，能对整个游牧民族进行极限动员，来农耕区抢劫符合草原上所有游牧部落的共同利益，所以大家才愿意跟着你这个所谓的“大单于”南下。

一旦战事不利，这几十万大军又会立刻作鸟兽散，人家南下的目的是抢劫，可没谁会真正为你大单于玩命。

如今吐蕃军主帅达扎路恭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你带领的是由一个个吐蕃部落武装组成的联军，这些部落武装愿意跟你南下，是为了一起去抢劫，如今长安拿下来了，你却不让抢了，这不是开玩笑呢嘛。

好，现在思考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为什么草原游牧民族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为什么哪怕是大单于也无法阻止麾下士兵抢劫？

根源其实在经济上，农耕经济相对稳定，所以中央能够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税收体系，而游牧经济高度不确定，王廷根本不可能以一套固定的税收机制把各部落的财权上缴，无法有效地从各部落收税，中央财政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建立奖惩体系，无法建立有效的奖惩体系，你就得现货现结，打下一座城后立刻履行承诺，让麾下士兵马上入城抢劫，只有这样麾下士兵才会愿意跟着你打下一座城。

这就是吐蕃主帅达扎路恭所面临的困境：当大家利益一致，你达扎路恭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抢劫的时候，兵是兵，将是将。

但是对不起，如果你达扎路恭不守“规矩”，在破城后不立刻兑现承诺让大家抢劫，那么兵就不再是兵，你达扎路恭也就不再是将了。

再来看看来自吐蕃军主帅达扎路恭“上边”的压力吧：

这位达扎路恭的身世要简单介绍一下：

达扎路恭出身吐蕃名门望族，发迹于赤德祖赞后期，在赤松德赞继位时，他有拥立之功，于是获得了重用。

达扎路恭骁勇善战，行事果决，出将入相，在军中与朝堂之上均有巨大威望。

由于当时吐蕃战事频繁，武将势力能量过大，所以赤松德赞有意引入僧尼势力去抑制武将群体，达扎路恭也在中央权力斗争中失败，到前线去领兵。

但尽管如此，达扎路恭军事能力出众，在军中威望又极高，赤松德赞依旧不得不把边境的军权给到他手中。

这是当时吐蕃方面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军头们相对独立，吐蕃赞普与前线大将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

达扎路恭手上这20万吐蕃军可以以一记黑虎掏心拿下大唐都城长安，但是想在关中平原建立有效统治，仅靠这支军队绝对不行。

建立统治得有稳定的财政，得有文官系统，而要获得这些，光靠达扎路恭手上的这支军队是不够的，需要赤松德赞倾全吐蕃之力对其进行支援。

但这又有两个问题，第一，想在人口众多的关中平原建立有效统治，靠吐蕃之前破城后先洗劫一番，再把剩下的人变成奴隶或二等公民的统治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要想在关中平原上建立有效统治，得拉拢旧贵族，得给普通人出路，而这些的背后都是一笔复杂的经济账，想做到这些，在起始阶段，甚至得用青藏高原利益去拉拢关中平原的汉人。

而这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吐蕃的赞普也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想让吐蕃各部落长期拿出自己的利益去反哺被征服的汉人，门都没有。

另外，赤松德赞继位之初就已经明显感觉地到了武将有尾大不掉的趋势，即便是后勤、军饷全靠中央支持的中原王朝军队，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问题，那些在后勤保障方面习惯于“就地解决”游牧部落军队，在跟随大帅痛痛快快抢几次后，立马就会只知有大帅，不知有什么赞普。

在吐蕃军队占领长安的那一刻起，达扎路恭的身份就从赤松德赞的得力干将，变成了赤松德赞的权力竞争者，赤松德赞只要脑子没进水就不会再给达扎路恭提供任何援助去把他培养成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可怕怪物。

吐蕃这个崛起于青藏高原上的强大政权，之所以能抗住全盛时期大唐的铁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青藏高原的庇护，青藏高原的海拔陡然升高，在冷兵器时代，即便强如大唐，仰攻青藏高原也是地狱级难度。

因为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吐蕃即便面对强悍的大唐，也能从容地下高原搞他一下子，打不过大不了再重回青藏高原。

但是，吐蕃政权在享受青藏高原的庇佑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着他的诅咒，因为吐蕃政权以青藏高原为绝对核心，他们就必须采取“青藏高原本位”的统治模式。

吐蕃虽然在连年的战争中不断夺取新的土地，甚至还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但是这种“青藏高原本位”的统治模式就注定了其不可能给这些被征服地区的人平等的待遇，别说平等待遇，连适当的上升空间都不会有。

没有利诱，只靠威逼从来就不能长久，一旦你的武力威慑有哪怕一点点的动摇，都可能导致统治的雪崩，安史之乱后，吐蕃抓住大唐内乱的机会确实在河西、垄右等地抢夺了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的作用仅仅是作为一个“血包”去供养青藏高原，而这些地区真正最重要的资源：人，不但没有成为建设大吐蕃帝国的助力，反而成为了随时磨刀霍霍准备将吐蕃帝国置于死地的掘墓者。

青藏高原上养成的部落联盟式的统治方式也被延伸到了被征服地区，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那些一直被你们欺负，被你们吸血的被征服地区，还保持原有的组织架构形式，如果他们想反，立刻就能形成全地区一盘棋的局面，在当地，根本就没有愿意站出来支持你吐蕃的人。

吐蕃帝国征服的地区少时，还可以凭借青藏高原上吐蕃本部强悍战斗力威慑这些被征服地区，而当被征服地区逐渐增多，这种威慑的力量明显是不够的。

吐蕃给被征服地区唯一的获得好处的机会就是抢劫大唐时只要出兵就有一定的分红，而当安史之乱后，大唐认清自己实力有限，对吐蕃从攻势转为守势后，抢劫收益明显下降，吐蕃无法用一起抢劫的方式去弥合矛盾了。

增量消失的后果必定是存量搏杀，在抢劫大唐失效后的几十年里，吐蕃政坛激烈震荡，而后多米勒骨牌效应显现，军头自立，奴隶起义，被征服地区纷纷脱离统治，强横一时的吐蕃征服土崩瓦解。

吐蕃，这个青藏高原的孩子，在被青藏高原母亲庇护的同时，也被青藏高原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