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其发起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史称“三武一宗灭佛”。

表面上看，“三武一宗”发起灭佛运动的动机各有不同，其涉及到权力斗争、文化冲突乃至民族矛盾等方方面面。

但如果再往更深处挖掘，就会发现“三武一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财政问题。

佛教所宣扬是“出世”的哲学，其认为万物皆“空”，整个人类社会“如梦幻泡影”，身处苦海中的众生只有放下执念才能解脱。

一个人如果皈依了佛教，则代表他尘缘已了，再不参与世俗的竞争，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愿意留佛门这“一方净土”，免除皈依佛门者赋税、徭役、兵役之苦，让这些“出家人”能尽可能不被外界打扰地潜心佛法。

免税、免徭役、兵役，看起来不起眼，但客观来说却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特权，而致力于以佛法净化众生灵魂的僧尼群体，则会因此成为了整个社会中事实上的“念经贵族”。

王朝初期，百姓的税赋、徭役、兵役负担较轻，所以僧尼群体的特权对于百姓来说也没那么具有吸引力，百姓通过皈依佛门躲避赋税、徭役和兵役的动力并不强。

就统治者层面，王朝初期直接向朝廷缴税的自耕农群体还比较庞大，而如僧尼般有免税特权的“贵族”们又很少，所以君王对僧尼群体的忍耐度也是很高的。

但到了王朝中后期，各种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这时的寺院的免税特权对于百姓来说就极具吸引力，寺院则借机不断扩张，于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秉持着“出世”理念的佛门净土竟发展出了一个个吸纳大量人口，且富得流油的“寺院经济体”。

这些“寺院经济体”与朝廷抢夺人口和财富的行为让统治者无法忍受，于是朝廷的铁拳砸向了所谓的“佛门净土”。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的不同时期，社会上几乎都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念经贵族”，他们并不创造财富，却通过满足人们的某些精神需求而获得比财富创造者更多的财富，并进一步获得某些社会特权。

中今中外的“念经贵族”们命运也大体一致，社会经济状况良好时，人们愿意拿出更多的财富去听他们“念经”，“念经贵族”们在借此机会扩张，而当社会经济状况变差时，在大多数无法成为念经贵族者的眼中，这些所谓的“念经贵族”仅仅凭借念经就能获得经济利益乃至社会特权的情况本身就不可接受。

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上一群“先知先觉”的人通过将“自由”、“民主”、“平等”等几个诱人的词汇包装成一套名为“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成为了其后30年整个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一群“念经贵族”。

这群“念经贵族”的能量曾经大到可以横扫全球，但近十年，他们念的经似乎不灵了，连他们的大本营美国都在加速抛弃他们。

表面上看，这群“念经贵族”们失去权势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右翼势力崛起，但事实上，终结“念经贵族”们好日子的是被迅速耗尽的全球化红利。

当越来越多本就过得不好的人发现那些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的“念经贵族”们一直在悄悄地将大量钞票塞入自己口袋时，他们决定不再忍受。

李嘉诚曾这样对香港年轻人喊话：如今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水平都比我创业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如今的年轻人创业会有更多机会。

但显然，李嘉诚并未把商业真正的逻辑告诉香港的年轻人，要想获得财富的长期大幅增长，靠的绝不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埋头苦干，而是要在某些特点的历史节点，进入某些即将开启爆发期的行业，能够不断增值的稀缺资源就那么多，谁抢到了日后的财富就会跟着整个行业不断增值。

财富在现实世界中的分配份额与人的实际能力是高度不匹配的，这世上努力的人很多，聪明人也不少，但能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抓住最重要的稀缺资源的人却寥寥无几。

二八定律不仅仅存在于财富领域，社会上的大多数事物都遵循着这一套荒诞却真实的法则。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缓缓落下，一个曾经主导半个世界秩序的帝国轰然倒塌，新的时代的画卷在夜空中拉开序幕。

作为冷战的胜利方，世界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需要向世界解释他们是如何战胜的苏联，而其他国家也乐于听一听美国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人敏锐地察觉到，以某种叙事逻辑将美国战胜苏联的原因讲给全世界听，这是当时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命题。

谁能讲好这个故事，谁就能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主导世界舆论秩序，并在其中获得丰厚的收益。

那么这个故事该如何讲呢？

舆论学专家邹振东教授提出了一个“弱传播”理论：轻松的、模糊的话题容易传播；具体的、严谨的话题不容易传播。

美国如何在冷战中战胜苏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涉及到很多领域，就最重要的经济领域而言，严格意义上讲，让苏联人彻底感到绝望的是共和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叠加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给美国带来的新一轮经济繁荣。

但经济政策、技术革命、全球贸易都是在具体而专业的话题，其间有太多枯燥的逻辑和冰冷的数字，显然，这些东西都不容易传播。

而与之相反，由模糊的、美好的词汇组成的价值观则非常容易传播。

相比于严谨、保守的共和党，以“进步”自居，宣称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民主党更懂得如何让这些模糊的价值观更高效地在人群中传播。

“自由”、“民主”、“公平”这样的词汇人人都喜欢，推广这些口号是一件极度容易的事，以宣传见长的民主党精英们很快发现，最高效的投资不是某种具体的产品，而是投资价值观，只要将自己的价值观植入到更多人脑海中，就可以有数不清的套利空间，这可远比生产具体的产品在市场上售卖要划算得多。

于是，以“自由”、“民主”等模糊词汇组成的价值观体系开始形成，为了方便这套价值体系广泛传播，民主党政客们给这套价值体系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普世价值观。

美国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远比书本上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仅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权力，还包括并不那么容易被感知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外，美国人习惯于将媒体监督权称为“第四权”。

美国政府对媒体的监督相对较少，这给了媒体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在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美国，媒体是一股绝对不能忽视的力量。

同样根据“弱传播”原理，越是有关弱势群体的话题越容易传播，将废奴运动推向高潮的是一本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小说，让黑人民权运动被世人熟知的是马丁路德金的那篇《我有一个梦想》。

这些现象级的舆论传播案例都有一个共同话题：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

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可能有人会说：有钱人可以买通媒体，让其变成自己的喉舌，这种情况当然会存在，但这并不改变舆论传播的底层逻辑，被买通的媒体一旦转为替权贵说话，其内容的传播度将立刻被大幅削弱，而后再被其他替底层人说话的媒体超越、取代。

舆论世界的规则注定了媒体要想长期保持影响力，就必须多替底层人说话，一般而言这样的媒体被统称为“左媒”。

二战结束后，美国掀起了一股由穷人、女人、黑人等弱势群体发起的“平权运动”，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弱势群体发声，成为了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权力大幅扩大。

另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让舆论传播变得更便捷，这也在事实上增强了舆论媒体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媒体权力已经得到了充分膨胀，他们手中的舆论权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

如今，新时代的画卷已经缓缓展开，已经在世界中心美国的舆论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左媒”们即将把过去积攒的影响力兑换成无尽的金钱，甚至权力。

民主党政客们炮制的普世价值观虽然看似很美好，但却不能自动进入民众脑海中，而本身就与民主党政客们价值观相近的“左媒”们正好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进步派”政客联合“左媒”，已经成功在文化领域上形成某种闭环，但这还不够。

宣传的方式既有直抒胸臆，也有润物细无声。

“左媒”们非常适合做前者，而后者需要另一群人去做，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担负起这一重任的是好莱坞。

电影是伴随着美国崛起而发展壮大的行业，其与美国的文化土壤具有高度的粘合性，很多不利于直观表达的话题可以借助电影去表现，当时代大幕拉开，原本就擅长表演的好莱坞又岂会不加入进来分一杯羹。

随着好莱坞明星的加入，在后冷战时代，以文化手段“统治”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超级“念经贵族”群体正式形成，民主党“进步派”精英提供理论，“左媒”进行直接宣传，好莱坞明星们进行间接宣传，正如民主党大佬希拉里所说“三流的国家才输出产品，一流的国家输出价值观”。其实希拉里如是说有给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不是说输出产品和技术的就一定不是一流国家，而是民主党主导的“念经贵族”群体更擅长输出价值观。

表面上看，由民主党政客、左派媒体和好莱坞明星们组成的“念经贵族”已经形成完美闭环，但似乎还少了些什么？

“念经贵族”们做的是长线买卖，要想让一种生意能长久做下去，有一点至关重要：得让一部分人获得好处，成为典型，然后才能让更多人加入。

“念经贵族”们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一部分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人拉入到队伍里面，让他们成为一个个吸引更多人加入的典型。

由民主党建制派政客、左派媒体、好莱坞巨星组成的新时代“念经贵族”要想把念经这本生意长期做下去，他们需要的是树立一些典型，以证明他们念的是“真经”，为此，他们必须选中一些人，这个人群选择可是一门大学问。

无论是民主党政客还是左派媒体，一直以来给自己的人设定位就是为弱势群体发声，但弱势群体有很多种，如果选错了对象，他们的“经”就不那么容易长长久久地念下去了。

由共和党总统里根发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大幅释放了美国社会的经济活力，让美国在美苏冷战的收官时期以绝对的经济优势压倒了苏联，但其也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是贫富差距再次被急速拉大，第二是制造业外流，占美国人口相当比例的产业工人大规模失业。

美国赢得冷战的狂欢过后，普通美国人发现自己的收入原地踏步，而那些投身于金融、科技等暴利行业的少数人却实现了收入爆发式增长。

如果以经济为基准进行强弱划分，谁是弱者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念经贵族”们断不能做如此选择，原因有二：

第一，经济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的利益太多，不是靠“念经”就能解决的，且世间所有的“念经”都只能针对模糊的事件，因为只有在模糊事件里，念经者才有对“灵”或“不灵”的最终解释权，而经济好坏，低收入者收入的提高与否这个问题太过具体，没有那么多可以让“念经贵族”们发挥的空间，一旦你的“经”被事实证明不灵了，“念经贵族”们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

第二，在“念经贵族”的叙事体系里，“自由”这条“教义”是美国战胜苏联的关键，但如今贫富差距急速拉大恰恰就是“自由”的结果，如果直面贫富差距，早晚会让“自由”这条重要“教义”蒙尘，“教义”一旦蒙尘，这经也就基本念到头了。

于是，在不能直面经济问题造成的穷人这一美国社会上最大的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念经贵族”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自己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形象，就必须要在其他弱势群体身上找存在感。

除了经济问题这个最大问题外，美国社会还有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比如种族和性别，二者对应的是种族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和性别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妇女。

为了达到不直面经济问题还能证明自己为弱势发声的基本“教规”的效果，民主党“进步派”、左派媒体和好莱坞巨星们开始把无限的话题投入到了种族和性别这两个话题上。

但讽刺的是，“念经贵族”们选定“少数族裔”和“性别”这两个话题作为他们“念经”重点的时候，美国社会至少已经在制度上消除了对这些少数群体的系统性歧视。

但“念经贵族”们一旦下定决心要把经念下去，是不会管事实是怎么样的，他们一方面拿着放大镜去寻找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证据，而后无限放大，另一方面，没有歧视，也得硬造出歧视。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LGBT”群体，谁说性别议题只能在女权问题上做文章了？“LGBT”等性少数群体，他们是更小众的群体，所以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照顾，这才导致了这些年如群魔乱舞般的“LGBT”运动。

黑人、女性、性少数群体等被“念经贵族”们选为典型后，一方面，更多的社会关注以及社会资源倾斜到了这两个群体身上；另一方面，一些幸运的“少数群体”被拉入到“念经贵族”的队伍里。

完成了这一切后，美国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划分：

上层是念经贵族的金主，包括在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的金融资本、科技资本，以及“念经贵族”本身，主要是文化资本（好莱坞等）和传媒资本。

中层是能在以上行业中获利的从业者，以及被“念经贵族”们选中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如黑人、妇女、LGBT群体。

底层是身份上没有任何“优势”的占美国社会主体的白人男性，他们本来已经因为国际资本而失去了工作，如今又因为“念经贵族”们而失去了话语权。

由于牢牢掌握了文化宣传机器，“念经贵族”们叙事中的美国依旧是天堂般的存在，在“自由”、“民主”等好词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多元”。

但事实上，广大的白人男性却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由于不掌握宣传机器，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在舆论阵地他们无法与“念经贵族”和其支持者们对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手上唯一剩下的武器选票投给一个叫特朗普的人。

“念经贵族”的最佳生存策略是专注于“红尘”以外的世界，不去参与现实世界的社会治理，专心做一个现实世界统治者的合作者，单纯享受“念经”红利。

因为所有“念经贵族”所念之经无不是模糊的东西，“灵”与“不灵”很难界定，只有这种模糊的状态一直存在下去，“经”才能一直念下去。

但有些“念经贵族”偏偏不信邪，或者是常年累月的念经让他们完成了对自己的洗脑，他们真要把自己那一套运用到现实世界里，搞依“经”治国。

相比于承诺来世的各个宗教，冷战后美国社会上的“念经贵族”们有一个天生的劣势，他们承诺的是现实世界里的天堂，无法把一切都推给来世，所以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去搞依“经”治国。

为了体现自己更“进步”，更“正确”，民主党政客们会有意提高政府部门中所谓少数群体的比例，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下属职能部门、企业甚至军队也这么做。

但这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军队的存在是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的，如何进行人员配置理应根据他们要做的事来决定，但民主党政客们搞的这一出依“经”治国直接就让价值观凌驾于现实之上，于是，负责维持社会运转的职能部门开始失灵了。

如果说因为政治正确对所谓少数群体无限纵容只会让利益受损的白人男性不满，那么因为要搞依“经”治国而导致的社会职能部门失灵，则会让大多数没有太多政治立场，只想好好生活的中间派选民愤怒。

更重要的是，除了在依“经”治国运动中获益的人，在大多数人眼中，你们这群“念经贵族”们口中念叨的所谓“真经”已经被事实证明不灵了。

念经者的经一旦不灵，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会马上从神明变成骗子，于是，一场大潮正在酝酿，只是还需要有一个人为“念经贵族”们的退场敲响丧钟。

电影《玩具王国》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独白：

最初，他们抓共产主义者，我没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抓社会党人，我也没站出来，因为我不是社会党人；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依旧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现在他们来抓我了，终于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念经贵族”们以洗脑的方式让美国人乃至全世界很多所谓“进步人士”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都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真正让民众容忍他们胡作非为的逻辑仅仅是普通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但社会活动中，纵容换来的往往是变本加厉，当整个社会都在腐化，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绝对可以独善其身。

硅谷的科技精英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下吃到最多红利的群体之一，这群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实话实说，这些人怎么可能发自内心地认同“念经贵族”们搞的那套群魔乱舞式的依“经”治国呢？

但由于这套体系下他们确实获得了实利，所以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捏着鼻子说好好好了。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创业之初无疑是支持民主党的，但当社会环境都在恶化的时候即便贵为世界首富也不能保证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因为“念经贵族”们炮制出了“变性”＝“进步”的逻辑在以“进步”自居的大学里大行其道，马斯克的长子被成功洗脑，决定变性。

依“经”治国的恶果竟以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砸在了世界首富身上，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就这样，马斯克从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愤怒的“丧子者”，从儿子变性的那一刻起，他与民主党“进步派”主导的“念经贵族”们便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随着马斯克这一科技领袖的加入，“念经贵族”们的好日子结束了，美国版的“灭佛运动”正式爆发。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念经贵族”们是如何一步步被社会抛弃的：

首先，他们为了方便“念经”，有意回避了美国社会真正要面对的经济问题，此时的他们在事实上已经不能再代表社会大多数了。

随后，他们变本加厉，为了自己的“经”念得更真实，把社会资源无限向所谓少数群体倾斜，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但由于“念经贵族”们掌握媒体，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发不出来。

再后来，他们更加变本加厉，搞依“经”治国，最终把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搞乱。

最后，“黑天鹅”事件爆发，世界首富马斯克成为了他们念的“经”受害者，美版“念经贵族”们随着大选期间略过全美的特朗普狂潮而变成过街老鼠。

“念经”就能当人上人的好日子结束了。

当初，后周世宗柴荣在要拆除佛像铸币时，曾有僧侣质疑：陛下这么做难道不怕遭报应吗？

柴荣回复：佛祖为了苍生可以身饲虎，尔等佛弟子为何连这铜做的佛像都舍不得？

大多数念经者一定会把经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念，至于真经到底为何意，不重要，也不需要关心、

很多的善意因为利益的纠葛而变得面目全非，最终走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无聊套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