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为“文画双绝”的民国才女凌叔华，在英国名作家弗吉妮亚·伍尔芙建议下写了一部自传，不料伍尔芙却于1941年在绝望中自杀了。

凌叔华1947年定居伦敦后，这部自传在英国女桂冠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帮助下，于1953年出版。此书问世后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

谁能想到，这位台湾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的夫人曾是中国五四时期与谢冰心、冯沅君、庐隐齐名的著名女作家呢？凌叔华因此驰名于国际文坛。

书出版后，凌叔华的文学代理人曾劝凌叔华再写一本，认为她很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凌叔华又何曾不是在做着这个梦呢？但是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的丈夫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中的处境日渐狼狈，工作难以奏效，台湾说他无用，后来连津贴也不发给他。

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生活，凌叔华只能靠鬻文卖画贴补家用，哪里能安心写出大作呢？所写的文章也以海外游记和文艺诗歌评介为主。1960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但她更多的是埋首于绘画。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光绪年间进士，并做过驻外使节，因此家中往来无白丁，兼之酷爱绘画，故早早就以诗书画训练女儿。

凌叔华的画在二三十年代曾得到好评，齐白石曾为她的画题诗，廉南湘称她的笔墨“便作米家山水看，春回犹带睡时妆”。

移居海外后，她对中国历代绘画尤其文人画研究精深，拥有一批名贵的藏画，自身在山水花鸟写意上颇有成就。

1962年起，她先后在法、英、美、新加坡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和藏画展，还应伦敦、牛津、爱丁堡大学之聘开设中国文学与书画的专题讲座。

她作为画家的知名度已超过了作家。她的不少山水花卉被波士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博物馆收购保存。

1966年陈西滢身心交瘁，遂辞职回伦敦休养，以后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3月29日去世。

凌叔华原打算将陈西滢葬在台湾风景秀丽的阳明山，可是在台的亲友来信告诉她，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殊无清幽可言，凌叔华遂决定将亡夫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无锡他的老家。

此后，凌叔华孑然一身，虽然可弹弹古筝、养花绘画，似总觉孤独。

1970年6月，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古画讨论会在台北举行，凌叔华应邀赴会。在中山楼茶会上她曾见过同辈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她竟一时认不出来。会上她还结识了台湾晚辈女作家林海音、张秀亚，以后发表了唯一在台湾完成的作品《下一代》。

但凌叔华更眷念的还是大陆。虽然她的名字在大陆被多数人遗忘，所幸也未被列入反动文人之列，来往还算自由。她将陈西滢归葬大陆后，心里已有了定居的打算。

1972年、1981年她两次回国，当年天津师范女中的同学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住所都会见过她。

1981年春，凌叔华还在华侨大厦幸遇萧乾夫人文洁若并去了她家。

这次回国，凌叔华很高兴，她自小在北京长大，当年她父亲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买了一所大宅院，她就出生在那儿，她结婚时，父亲把后花园和二十八间房分给她，作为陪嫁。

她在花园里曾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人物，而在京城里，到处都有她当年的足迹。这次回京，为重温旧梦，她特意背了画夹在大街小巷慢慢地走，默默地画，似乎要将京城的一切带回异乡，深印脑海。

当时，在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大陆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等工具书和文学评论家的文章里，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

凌叔华在北京特意写信给评论家阎纯德说，那两本书均非她的作品，此二书的内容不详，她不负责任，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实在是哭笑不得。

她回国后，曾写下了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等介绍祖国名胜的佳作多篇，并绘下了不少图画，算是圆了她的思乡梦和补偿了停笔多年的遗憾。

不久她得了乳腺癌，做过化疗后，人衰老得很快。兼之独处异乡，心情更黯然，对故国乡土的眷念之情更为浓烈。

1984年秋应邀访问英国的萧乾夫妇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晚宴上，见到了凌叔华。她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多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

言语间已流露回国定居之意，她在大陆的亲友得知此意后也都希望她回来，可她毕竟在国外住惯了，竟一时难下决心。

1985年，凌叔华得知故宫博物院举行六十周年纪念未邀请她，很生气，萧乾忙将此事告诉有关部门，“故宫”博物院即发电邀请、可惜她病重未能回来。

1986年，凌叔华将部分房屋出售，不想被小人算计，又被迫卖了下层住房。半夜里她卧室的窗子被拆掉了，她因此着了凉，第二天早上即染上了重症伤寒。

两星期后她又被逼着搬家，因病得厉害，却又不能不搬，结果跌了一跤，摔坏了脊椎骨，行动十分困难。

当时她的独女陈小滢一家三口在北京居住，她的日常生活起居几乎全靠当地社会福利工作者的照顾和帮助。

凌叔华在台湾有亲属，她却写信给好友苏雪林，表示想到台湾住一阵子，并托苏雪林转请林海音、张秀亚两位晚辈女作家为她安排住处。

但苏雪林告诉她，台湾看护一个月工资三四万元，还要一日三顿盛餐款待，如何用得起？不如住在水准较高的英国老人院。

凌叔华回信说，她最反对住进养老院，无论如何是不去的，并劝苏雪林今后也莫作此想。

但是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她感到人到暮年、为时不多了，终于下定决心，在她的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的陪同下，在1989年底从伦敦回到北京，结束了42年的海外生活。

已经89岁的她是坐在轮椅上被抬下飞机的，旋即住进了北京石景山医院。

住院之初，她的精神还好，接受过一些记者的采访，不过已明显地出现了典型的老年病症，近事记忆不清，谈的都是过去的事。

在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她一一谈及故去的声名赫赫的友人：丁玲、沈从文、徐志摩、朱光潜、朱湘等，感慨说：“老朋友已经很少了！”

当时新出版的一本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专著《浮出历史的地表》，对凌叔华创作的评价有了新的突破，专门辟出一章论述凌叔华，认为凌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同期女作家相比更贴近现实，她在一代女作家中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出色的小说家。

凌叔华的名字又重新被人们提起并熟识，当她得知这一情形，心里是快活的。

1990年3月25日，凌叔华在医院里迎来了她的90岁生日，她的独生女陈小滢带着小儿子特意从英国爱丁堡赶来，并为她定做了一座四层高的巨型蛋糕。凌叔华的妹妹凌叔浩也从美国飞来，那天一些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和新闻记者也闻讯赶来献花献礼，凌叔华躺在鲜花、寿礼围簇的病床上高兴地过了一天。她还分别用中、英、日文讲了话，给护士们讲故事、唱歌。

进入4月，因乳腺癌复发转移，凌叔华很快便出现了昏迷，在短暂的清醒时，她喃喃道出的食谱竟全是老北京的风味小吃：烧白薯、豌豆黄……只要对她的健康无碍，医护人员都尽量满足她。

她还记得老舍，说他到过她们家，提到史家胡同旧居，她又说想回去看看，还说想上北海看白塔。院方和家属开紧急会议磋商，决定满足她的愿望。

5月16日一早，救护车载着凌叔华驶向北海公园前湖的东岸边，凌叔华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在湖边上转悠。

看见了绿杨丛中的白塔，她的脸上泛出了笑容：“白塔真美，湖水、小桥、亭子、柳树也美……”

一行人又直驰史家胡同凌氏旧宅。凌叔华脸上忽然滴下两行热泪，她仿佛回到了童年，突然冒出一句：“妈妈等着我吃饭呢！”

5月22日傍晚，她悄然而去。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回国可能是最好的归宿。

在她的遗体告别会上、外交部、中国驻英使馆成员及邓颖超、冰心等都送了花圈及鲜花。其后她的骨灰由女儿送到无锡，与陈西滢合葬于惠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