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数十期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及常德保卫战的战役战史内容。本期开始将把视角转向1944年的长沙，讲述此时在太平洋惨败连连的日寇将在中国的长沙地区再次发起一系列的猛攻，试图拿下中国的华中与华南地区以扭转局面。

本期将讲述在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战前部署，以及国军各战区及各将领间的矛盾与分歧……

（本期全文约58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从1943年下半年起，盟军在二战各战场上都转入了反攻，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盟军越来越强的压力，日军的处境也日趋困难。在这样严竣的局面面前，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判断美军如果在太平洋上继续保持进攻的势头，那么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迟早将会被切断。

海上交通线一旦被切断,那么维系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交通线就只能依靠从马来亚、泰国、越南经中国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了。而这条大陆交通线，目前还没有完全贯通，在中国河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还都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因此打通大陆交通线，将成为继续保障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真田和服部开始酝酿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在该计划中，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同时，日军当然还希望能与中国军队展开主力会战,消灭或击溃中国军队主力，以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

根据这一战役设想，日本大本营决定改变全局战略，在太平洋上采取守势，尽力阻滞美军的攻势。在大陆上采取攻势，打通和确保中国大陆交通线。随着太平洋上美军反攻的力度越来越强，通过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来维系与南方50万军队的联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日军决定尽快进行一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接连法属印度的大战役。日本参谋总长衫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就明确说明了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战略意图:“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第一目的。打通大陆交通线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以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收获，可以取得敌占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但是这个看上去一箭数雕的大好计划却遭到陆军省军事课长西浦进大佐的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势必将投入庞大的军事力量，将会给整个战争全局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其实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再好，却已经不是此时此刻的日本军事机器所能承受的，万一失利损失必然巨大，而且这些损失在短时间里根本无法弥补，进而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进程。退一步说，即使成功，代价也必然不会小，就算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要想维持这条交通线的运转，也非易事。何况以日军现有力量来看，要确保如此漫长的交通线,肯定是力不从心，将陷入极为被动的态势。所以这是个典型的饮鸩止渴的计划。连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承认:“(此次作战)与实力、资财，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

日军一号作战示意图

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综合了两方面的意见以及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美军B-29轰炸机利用中国西南地区机场空袭日本本土的担忧，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1944年1月24日，经过日本天皇批准，由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陆命921号”作战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随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纲要，战役代号“-一号作战”，因为此次大会战主要是在河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也将此战役称之为“豫湘桂会战”。

整个作战分三步，第一步1944年4月以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发动河南作战，预计1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步1944年6月以华中的第11军为主，广东的第23军为辅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湖南作战，预计5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步1945年1月以第23军发动广西作战，预计1至2个月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为确保战役胜利,日军大本营还命令南方方面军在缅甸、越南发动攻势，牵制当面中国军队，以策应“一号作战”。

为了保证战役胜利，日军大本营决定对于“一号作战”的所有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保证。为此在兵力上，将中国派遗军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都提升为甲种师团（日军甲种师团的编制兵力达2.8万人)。从关东军抽调出第27师团编入中国派遣军，并暂停了原计划从中国派遣军调往太平洋战场的4个师团，另外还从本土抽调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8个野战补充队（每个补充队的兵力相当于1个旅团)，共约15万人加强给中国派遣军，这样一来，整个“一号作战”计划投人51万人、火炮1500门、坦克800辆、汽车15500辆，战役规模前所未有，日军自己都认为:“只有日俄战争时期的奉天会战，才能与之相比,在人员数目、作战区城的广泛，特别是作战距离方面，以及预计作战日期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1月25日中国派遭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前往东京，向大本营当面领受作战任务及有关指示。1月29日松井结束使命匆匆返回中国，中国派造军随即于2月3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正式启动“一号作战”。

作战命令和纲要下达后不久，在美军的猛烈攻势下，太平洋上的日军局势越来越恶化．因此大本营希望能尽快实施“一号作战”。为此中国派遣军召开了几次作战会议，3月12日作战计划正式制定出台，向参战各部队下达。

1944年4月17日、日军第12军首先从河南中牟县发起攻击，揭开了“一号作战”的序幕。战至5月25日占领洛阳。在短短30多天里，河南守军丧师失地，一路溃退。使日军以很小代价迅速打通平汉路，占领包括洛阳在内的沿线要点,击溃了中国军队第战区的主力，实现了预定的第一阶段的战役企图。打通平汉路的豫中会战只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北翼部分，“一号作战”最主要的部分也是第二阶段即在湖南地区的作战。

负责这一地区作战的日军第11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的野战军，原本下辖8个师团又1个旅团。河南会战开始后，日军加快了湖南作战的准备。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兵力实施湖南作战，日军大本营还从其他地区抽调了步兵2个师团又4个旅团、战车第3联队、炮兵4个大队加强给第11军，并组建了4个野战补充队以便及时补充战斗中的伤亡，还组建了武汉防卫军，负责11军主力离开武汉后的守备任务。这样就使第11军的总兵力达到了空前的近20万人。

1944年春日军第11军作战序列

第11军早在1944年3月就制订出了进攻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派遣军认为该计划过于消极，而第11军负责拟制作战计划的高级参谋坚决不肯修改计划，只好改调关东军第1方面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来担任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拟制的新计划所使用兵力达8个师团，为七七事变以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其中第一线便投人5个师团，兵分三路，东路2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进行左翼酉回，中路2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实施正面推进,西路1个师团由南县渡过洞庭湖，在湘江以西的益阳、宁乡、湘乡进行右翼迁回。当一线部队进至长沙、浏阳、宁乡一线后，二线部队2个师团投入战斗。该计划上报并获得中国派遣军批准，第11军随即开始进行紧张的备战，赶修公路，囤积弹药。

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日夜施工赶修从蒲折到崇阳的公路、从临湘到岳阳的公路，并沿公路布设双程电话线。在临近战场的白沙铺苍鹭从3所猛增到7所，在羊楼司的兵站仓库也囤积了大量弹药。

在司令部工作方面，4月15日完成了湘江西岸作战计划,21日完成了长沙附近作战计划和整个湖南作战的作战大纲。11军随即根据作战大纲对参战部队进行了调整部署和集结。

5月16日，11军高级参谋岛贾大佐视察了蒲坼、崇阳、岳阳、新墙河等地，检查各部的战前准备工作。5月23日，第11军军部从汉口前移至蒲坼，24日下达“湘桂作战”命令。25日中国派遣军在汉口设立前进指挥部，直接指挥湖南作战。从这一点也可见日军对湖南作战的重视程度。至5月25日，参战的日军也完成预定的战役集结，第一梯队5个师团位于华容、崇阳-一线，第二梯队3个师团位于监利、蒲折一线，参战各部均已到达进攻出发位置,同时负责空中支援的第5航空军也进驻武汉、南昌、信阳、应城等前进基地，并于5月下旬开始空袭长沙，并与中、美空军发生空战。

与日军厉兵秣马摩拳擦掌相反，驻防在湖南的中国军队第九战区部队，却相当松懈。由于接连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第九战区上下都普遍存在着骄傲轻敌的思想，认为日军再也不敢贸然进攻长沙，自然对有关作战准备也就非常懈怠，而且在几次大好战机面前，一味只想守成，而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如常德会战期间，日军全力进攻第六战区所属的常德，还从第九战区正面的湘北地区抽调兵力。第九战区虽然在军委会的指挥下一面抽调部队增援常德，一面对湘北日军发动攻势以收围魏救赵之功，但第九战区发动的攻势规模有限，其实就是做个样子而已，因此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

日军第11军司令部编制

而就在“一号作战”的河南会战开始后，日军更是从第九战区的当面抽调兵力北上，在第九战区当面的湘北赣南地区,日军总共才不过1个师团又3个旅团。而第九战区丝毫没有乘机反攻的想法，依旧以不变应万变，仍然是一副被动防御的态势，从而失去了可以一举乘虚收复湘北的大好良机。第九战区不仅没有主动进攻的勇气，甚至对日军即将开始的进攻都视若无睹，面对日军越来越明显的战前准备的种种迹象，全然是不放在心上。

倒是远在重庆的统帅机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意识到大战在即，对第九战区的表现十分着急，5月6日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敌由赣州直攻株洲与衡阳间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工,以防万一为要。”5月14日军委会再次电令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但军委会的这几次电令都未让第九战区引起足够重视。

河南会战一结束，军委会就判断日军必将向湖南的湘桂路粤汉路进攻,再次指示第九战区积极备战。随着日军第11军频繁调动，军委会认为日军即将开始南下攻击，于5月28日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决战。直到此时，日军在湘北集结兵力囤积物资，其进攻意图已十分明显，第九战区这才开始仓促调整部署。

而在九战区内部，在接连取得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辉煌之下，却掩盖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先说第九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薛岳此时不过40多岁，已就战区司令长官的高位，又是指挥赢得三次大捷的功臣和英雄，自然是意气风发，对上对下不免都有些骄傲浮奢之气。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将司令长官部的副官处长赵复汉和军务处长贺执圭降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的总务处长和教育处长，与赵、贺两人交情甚深的参谋处长赵子立为了和两人同进退，主动提出辞职，但却未被薛岳批准。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赵子立又因为与薛岳在作战方案上意见不合，再次提出辞职,还是没被薛岳批准。到了第三长沙会战后，调任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的杜建时提名赵子立为国防研究院的研究委员，但薛岳又不准赵调职，赵子立只好称病不出以示抗议。不久又第三次提出辞职，还是没被薛岳批准。薛岳知道赵子立心有不满，便将赵子立晋升为中将作为安抚。当原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离职后又将赵提升为参谋长。但是两人既不是同一系统出身的，又有这样的芥蒂在心，日后的作战指挥怎能顺畅?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薛岳认为日军三战皆败，已经再也不敢问津长沙，因此十分轻敌。当日军在湘北集结重兵，大战迹象非常明显之后，又固执地坚持在长沙附近地区实施决战。赵子立则认为日军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打通交通线，那么决战的地点衡阳更为合适。一方面衡阳是湘南地区的交通锁钥，是日军必攻之地,另一方面衡阳附近地区交通发达，第三、四、六、七战区的部队都比较能够迅速地向衡阳集结，可以更容易地集中机动力比较薄弱的中国军队的最大力量与日军决战。

衡阳位于长沙以南，日军打到衡阳其后方补给线要比到长沙更远，补给的困难更大。应该说，赵子立的意见不无道理，日军已经连续三次进攻长沙，对长沙附近的地形以及薛岳的指挥套路都已经熟悉，显然这次选择衡阳为决战地点比长沙更为有利。但薛岳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依然将长沙作为预设的决战地区。

而在确定哪个部队来守长沙时，薛岳一再暗示赵子立第4军擅长进攻而不善于防御，希望由赵子立来开口提出将正驻扎在长沙的第4军调走换别的部队来守长沙，但赵子立就是不领这个暗示，最后薛岳只好决定由第4军来守长沙。赵子立之所以坚决不开口，是因为知道薛岳与第4军的关系非常深厚，他希望薛岳在开战后，会看在保存第4军实力的份上，敢弃长沙，接受自己以衡阳为决战地点的建议。

也因为这层原因，薛岳的嫡系第4军军长张德能对赵子立并不放在眼里，对赵子立提出的重点防御岳麓山的正确建议不以为然。而薛岳本来是把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大部分人员都撤到未阳，自己只带少数人员在岳麓山建立前进指挥所，重温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那一幕。但薛岳到岳麓山不到两天就看出情势不对,这次日军的进攻显然与第三次长沙会战大为不同，便又将前进指挥所也撤到来阳，只把赵子立留在长沙。赵子立当时就提出，战事的趋势必然是向西南发展，就是战区司令长官部要撤的话，也是应该撤向湘西，而不是湘东的未阳，但薛岳还是坚持撤到来阳。薛岳一走，赵子立虽然是战区参谋长，留在长沙却根本没有指挥实权，整个战区指挥几乎是中断了。

在与部下的关系上，也是矛盾重重。如薛岳和第10军军长方先觉，早在战前，薛岳就指派亲信到第10军任职，意图很明显就是在第10军中“掺沙子”，方先觉对薛岳派来的人或借故撤职或寻机法办。矛盾激化后,薛.岳向军委会告状，将方先觉免职，新任军长还在路上，日军的--号作战就已经打响了，于是薛岳只好拉下脸面命令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长，指挥作战。方先觉自然不肯，两人僵持不下,最后蒋介石出面，方先觉才接受了代理军长指挥作战。

第四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的作战序列

而当时第10军辖3个师,其中第190师是后调师，2个团只有干部没有士兵，正准备到后方接收新兵，实际兵力只是1个团。薛岳先是从第10军抽出第3师去衡阳至湘潭间选择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迟滞作战，然后调入新19师作为替补第3师。但很快薛岳不仅调走了新19师,还命令将预10师调到湘潭，第10军只剩下190师来执行保卫衡阳的任务—―换言之，第10军名义上是1个军，实际只有1个团来守衡阳，这样的部署，怎么看都让人不免有些借刀杀人、假公济私的联想。最后是方先觉越级请示军委会才收回调走预10师的命令。

无论是在战区司令部，还是在与下级单位，重重矛盾错综复杂,第九战区就是在这样的阴云下迎来了日军空前规模的进攻，失败的伏笔可以说在战斗爆发前就已经埋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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