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8年，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工商业基础，事实上已成为我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及资源的中枢。

因此，保卫大武汉至为重要。

1938年1 月 8 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汉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针，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

蒋介石提出了“寓军于政，寓将于学，寓兵于民，如此，必能持久战”的军事方针。会上还讨论了武汉保卫战的总体构想：

为着保护武汉核心包括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北段，将兵力分为三层。

第三、第五战区安置在最外层，以牵制日军；

在安徽全境配置有力的部队,作为第二层，以迟滞日军推进的速度；

选择湘鄂赣与鄂豫皖边界为主阵地。

因为，湘鄂赣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界则有大别山脉这一天然屏障。

会议认为：

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布阵对敌，足可消耗敌人的力量，赢得时间，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

同时，为适应南京失陷以后，中国继续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必须巩固武汉这一战略、政略要地。

1938年 1月1日，蒋介石特令组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1月 11日，陈诚就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随即制定武汉卫戍区动员计划纲要。

首先，是大刀阔斧进行战时物资的统制,凡与抗战有关的物品,如食粮、燃料及军用物品、器材等，均实行统制，并预为储藏；

能生产的物资，则继续生产，使之能源源不绝；而与抗战无关的企业，将来可能为敌资用者，则安排迁移；

战备中必须的临时材料，如麻袋、铁丝等，尽量征募，必要时，依法实行征集。

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及军用器材，严禁垄断操纵；

同时，还设立武汉动员委员会，策动武汉三镇动员事宜。

当前的要务，是武汉的防务问题。这一点，陈诚心中有数。尽管他并不打算武汉也像南京那样发生剧烈的争夺战，但必要的防御工事是不可少的。

1月 26 日，司令部专门召集各军师参谋长、工兵人员及德籍顾问，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商讨武汉地区国防工事构筑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计划中的防御工事，终于在春季基本告成。在武汉周围的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工事为骨干并增筑若干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了一个以武汉为核心的大纵深防御阵地。

这个工事系统半径平均 15 公里左右，东起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的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的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圆周约 100 公里左右。

同时，陈诚还设置了要塞、水陆道路网及交通工事等等。

虽说这些工事，由于构筑仓促，施工马虎，大多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所谓的“永久工事”，并不“永久”，要塞工事仅面对江面而设，而对来自陆上的进攻，则缺乏防御能力，但是，工事的修筑至少安定了人心。

除了兴办各项国防工程外，陈诚还拟定了动员方针：

“使一切能利用以抗战者，虽必全体动员，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同时不应牺牲者，以及足资敌利用者，虽一草一木，亦不轻易委弃之。”

他在工商界、农村和青年学生中组织各种自卫团,以及民众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消防队、输送队、侦探队、技术队、征募队、工程队、向导队等。这些民众组织，在以后的武汉保卫战中，有些完全流于形式，有一部分配合正规部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任命陈诚兼训练团主任，他很清楚，这种临阵枪式的训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可以解决各级军官对持久抗战的信心问题。

所以，他每次训话，都以抗战为中心，要求大家对倭寇不要抱任何幻想，也不要祈望什么国际支援，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日军占领南京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了。

本来，沿长江水道上溯，可直达武汉。一方面是沿长江有中国军队的严密布防，另一方面，日军陆军主力仍在华北。

如果南北两军汇合,从北向南进攻，利用中原的平坦地势，充分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则郑州、武汉指日可下。

于是，日本统帅部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就是，南北兵力会合于徐州，打通津浦线，沿陇海线进击郑州，再由平汉线南下直取武汉。

1938年 2月至 4月的徐州会战，日军遭受严重挫折，当日军集中更大军力，准备在徐州与中国主力部队决战时，中国军队却突然悄无声息地撤出了徐州。

中国军队徐州撤退，令日本朝野震惊与恼怒。6月 13，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将战争推进到汉口，认为：攻战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而且，从历史上看，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打算以一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集团军沿长江进攻。

但是，由于考虑到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袭扰，抽调兵力有困难，于是改变为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一个集团军沿长江进军。

6月 12 日，黄河决口后，淮河泛滥，日军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随后又确定主力沿长江进攻，另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此时，日军已分别集结于合肥、正阳关地区和安庆附近地区，枪口直指武汉。强兵压境，在武汉的中国中枢已不是考虑是否一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一战了。

6 月初，军委会已经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关于武汉附近作战的意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陆续来到武汉。

徐州战后，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退到河南信阳以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一度濒于危急的战略态势，渐趋稳定。

借此喘息之机，统帅部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增强指挥机构的协调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更新布防，于 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

同时，决定，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武汉会战总指挥，以第五、九两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

按照“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思想，第九战区主要防御鄱阳湖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

薛岳第一兵团 25 个师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

张发奎第二兵团 40个师在九江以西的马头镇、田家镇、鄂城、武昌、咸宁等地以及幕阜山、九宫山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长江进攻武汉。

第五战区驻防大别山地区，担负长江以北作战任务：

孙连仲第三兵团28个师，部署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信阳、潢川等地;

李品仙第四兵团25个师，部署于黄梅、广济、浠水、黄陂等大别山南麓地区。

武汉总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彭泽、马当、湖口、田家镇各要塞。空军则集中于汉口、南昌两机场，协同作战。

此外，第一、第三两战区的部队也作了相应调整，准备在豫东、鲁西和江西湖口以东地区，配合五、九两战区作战，牵制日军。

武汉街头的抗日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7月中旬，军委会部署已定，决定集中主力于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借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 4个月左右，以求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鉴于武汉核心区域(包括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北段)自身不易防守，因而战争要尽可能在武汉外围地区进行，配置有力一部在九江以东地区迟滞日军推进，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境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

军事委员会意识到，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作战的主要意图是尽可能消耗日军力量，以利长期抗战。

当时，日本陆军有 34个师团和 6个混成旅团，其中在日本本土仅两个师团。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本大本营在华中地区就集中了 14个师团的兵力。

7月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以烟俊六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军及一个直辖兵团，担负长江下游占领区域的守备及攻略武汉的任务。

负责进攻武汉的日军为第 2 军和第 11军，第 2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王，下辖第 3、10、13、16 共 4 个师团和一个步兵旅团，约有 10万之众，已在合肥、舒城一带集中。

第 11 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下辖第 6、9、27、101、106 师团及波田旅团，约有 12. 5万人，以主力向九江，一部向黄梅集中。

第 3 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第2、11 军作战，拥有战斗机、轰炸机近 300 架，兵舰 100 多艘。

华中派遣军直辖兵团为 116 师团和两个重炮旅团，守备湖口以东地区，并充作总预备队。

但是，由于这年长江中下游酷暑难耐，加上瘟疫横行等状况，日军直到 8月下旬才集结完毕，全线向武汉方面推进，准备采取外线包围态势，分五路合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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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百万大军，正在严阵以待。

战争在逼近武汉，军事上的失利也伴随着人们对政府的失望。为了改变这种内外不利的处境，蒋介石不得不做出点改革的姿态，加强国共合作，争取民心。

他决定，取消原军事委员会下面专搞特务活动因而声名狼藉的行营政训处和军委会第六部，恢复北伐时期享有盛名的政治部，并决定由陈诚担任部长。

命令发出之前，蒋介石专门与陈诚谈了他对政治部的设想，并说:

“我对你寄予的希望，不仅仅是军事上战胜对手，还要在政治上战胜我们的对手。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只能吸收一些共产党分子到政府部门任职。

当然，兵权是不能给的。记得北伐时期,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做得很不错。现在，我们不妨利用其长处,让他们来帮助，鼓动抗战。但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不要让他们利用宣传工作搞赤化。”

陈诚知道，这项工作是极其复杂微妙的，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应付。但是，他也很清楚：

这样的工作，蒋介石决不会放心交给别人去做。

“不知让共产党方面的谁来担任？”

“周恩来!”

蒋介石一字一字地回答：

“在黄埔军校你们接触过，我想你对此人不会陌生。”

对周恩来，陈诚当然是了解的。在他的印象中，此人识大体，顾大局，办事十分稳重。所以，是比较能合作的。

大的原则定下后，陈诚开始组织班底。其中，第一厅管军队中的党务，贺衷寒任厅长；第二厅管民众组织，康泽任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蒋介石决定请在文化界声望很高的郭沫若担任厅长。

但是，蒋介石委任郭沫若为厅长，只是要借助他的威信，并不打算给他什么实权。

2 月 6 日，陈诚在事先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在部务会上宣布：复兴社干将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

但是，这一任命遭到周恩来、郭沫若的坚决抵制。会后，郭沫若愤而去职，出走长沙。

这一下，三厅面临天折，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蒋介石只好撤销对刘的任命，礼迎郭沫若返回武汉。

3 月 1 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即向陈诚提出三项条件：

1.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

2.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

3.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陈诚这次的回答，倒也很干脆：件件依从。

4月1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并请无党派学者、武汉大学教授范寿康任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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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厅一成立，立即组织和团结在武汉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由其主持的武汉各界“扩大宣传周”，是他们进行的第一次正式活动。

4 月 7日上午10时，在武汉市商会大礼堂举行“扩大宣传周”开幕式，军政长官、各界领袖、各团体代表千余人到会。

下午一时会议结束时，台儿庄捷报传来，三镇民众无不鼓舞欢欣，各报社均印发号外，各机关银行悬挂国旗，并以白布抄写我军捷报，高悬门首。一时间，鞭炮声不绝于耳。

随后，各单位及各抗敌救亡团体的宣传车、军乐队、歌咏队来到街头，开展庆贺活动。

晚上，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后，举行了火炬游行，行列绵延数里，所过之地，鞭炮轰鸣。

宣传周筹备会所有的各项传单、唱本、小册子等文字宣传品，散发三镇，还寄发到各战区前线与内地。

在口头宣讲日，邵力子、黄琪翔、周恩来、张厉生、郭沫若等先后作广播讲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王昆仑、陈铭枢、郭沫若、鹿地亘、冯玉祥、沈钧儒、杜重远、章乃器等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作公开讲演。

还有由党政军及民众团体共同组织的宣传队 3000 余队进行街头讲演。

在露天演讲中，虽然大雨滂沱，宣传队员仍精神奋发，群众情绪也极为热烈。

在中山公园市体育场举行的广场歌咏会，由冼星海、张曙指挥，海星乐团、三八女子乐团、孩子剧团，以及一些学校学生、工厂职工 3000 余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及《救亡进行曲》等，歌声响彻武汉上空。

火炬游行大会在武昌黄鹤楼开始。队列中，陈列着政治部艺术处所制的漫画 60幅，还有音乐车、照明车随行，歌咏团体及民众团体行列，绵延里许。

游行后又分乘小轮多艘，举行水上歌咏大会，直至夜半。

在戏剧日，三镇上演了话剧《最后一汁》《团结抗日》《日兵暴行》《青纱帐》《东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大家一条心》《八百壮士》《打鬼子去》等。还有歌剧、评剧、汉剧、楚剧、杂剧等。一些名家纷纷登场演出。

三厅下辖的电影巡回放影队分两队在武汉各地，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摄制的抗战影片，播送抗战歌曲。

13 日是宣传周最后一天，也是游行日。尽管天下大雨，三镇几十万民众仍全体出动，拟举行盛大游行，但当局担心群众活动，于是制造假情报，拉响空袭警报，使游行无法按计划顺利举行。

由于事先组织充分，很多队伍不顾军警阻挠，坚持按路线游行。警报解除后，很多民众徜徉街头，意欲游行者不下十万人。

这次宣传周活动，是第三厅成立后组织的一次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抗日宣传活动。由于中共与第三厅事先筹划周详，取得圆满结果。

7月，三厅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大型宣传活动七·七周年纪念。此外，还举办过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九·—八七周年扩大宣传周”等重大活动。

与此同时，三厅还筹组全国慰劳总会开展了广泛的抗慰劳活动。根据《三厅第五处九月份工作概况》的报告，在一次发动各地征募活动中，就征集背心 400万件，旧寒衣 500 万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政治部三厅战地文化服务处和设在各战区的分站，将大批的抗日宣传品送到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前沿阵地，像三厅第五处编印的《前敌》和《士兵》两份周报，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坚持出刊，深受广大士兵欢迎，鼓舞了抗敌将士的斗争。

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郭沫若还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从各地云集武汉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

1938年 3月 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 13 人被推为名誉主席。

会上，还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 45 人为文协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负责主要工作。

在武汉抗战期间，文化界人士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五六月间，当战事逼近武汉时，省府教育厅就发布了湖北省立各级学校疏散办法及湖北省公私立学校联合设立办法。

于是，武汉市各中小学教师即分赴各县，扩充县区小学教育，并指定江陵、随县、宜昌、光化、均县、恩施等地，为小学联合分校地址；恩施、均县、郧县、利川、宣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房县等地为公私立中等学校联合分校地址。

暑假前，即令各中、小学学生，依据本人意愿，自行填具志愿书，克呈报,由教育厅统筹分配。

大学的西迁也有组织地进行。4 月底，武汉大学迁往四乐山，武昌中华大学迁往宜昌三斗坪，华中大学迁往桂林。这样，在武汉撤退前，在校青少年大多都得到安置,少了失学的担忧。

抗战中的物资疏散，本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公私车辆及煤油燃料等，关系军事战略。省府在 10月开始，进行公私汽车的疏散工作，规定凡留守武汉的汽车，一律发特种通行证、统一配发煤油，否则不准通行，必须离开市区。

到 10月 15日，除湖北省府、武汉市政处等 19 处机关留用汽车 50 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处留用汽车 8 辆、武汉电话总局留用汽车 4辆、武汉卫戍区兵站分监部留用汽车45辆，合计 107 辆，持有通行证、出现武汉市区外,其余所有公私车辆，皆遵命疏散无遗。

为了迎接战争，早在1937年7月底，市政处就曾发布“为疏散人口告民众书”。此书遍布市区街巷，让人读后不胜凄怆。

1938年 7 月，武汉又成立了武阳疏散人口委员会，设委员7人，由湖北省会警察局、武昌市政处、武昌汉阳两县政府、两县党部、湖北水上警察局等机关代表组成。

疏散委下设总务、调查、劝导、交通四组，从事疏散人口的调查登记，劝导人民早日离去，以及代人民接洽分配车运、船运等工作。

民众理解政府的劝告，三顾房舍，哀勉妻子，纷纷雇船买车，怏怏离去。等到政府撤退前夕，市区已异常冷落沉静。即或还有穷苦民众无地可投者，也都潜伏巷里，不露脚手。全市人口，由近 30 万之众，最后已不及 5 万人了。

在武汉期间，政治部三厅还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通电全国，开展群众性的为抗日献金活动。

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六位参政员，来到了江汉关前，除代表中国共产党呈献 1000 元外，又各自献上了 250元，还代表毛泽东将其参政员 7月份薪金全数捐出。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也赶来了,他们一个捐了 240元，一个代表八路军献了 1000 元，原定 3天的献金期在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延长到 5 天。

在短短的 5 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 100 万元。在这民族危亡关头，献金台前没有了官场的虚伪、贵妇的傲慢、商贩的奸诈、乞丐的卑微。人们看到的,是救国的热忱；人们感受到的，是每一个散发着体温的铜板的分量。

一位拄着拐杖的辛亥伤兵说：

“断胳膊少腿，战场上不了,出点钱，买一粒子弹也好!”

一天水米未进的乞丐将刚讨到的一枚硬币扔进箱子时说：“要饭，已是低人一等，不能再当亡国奴!”

一位聪明的擦鞋童在献金台旁支起小摊说:“先生，太太，请擦皮鞋。擦完鞋，请把钱放入金箱，算是您对抗日的支持。”

随着武汉人民献金活动的踊跃进行，长沙、广州、重庆等地人民也纷纷行动，开展献金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献金活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促进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宣传抗日、募捐资金、慰劳抗日将士，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遍及各战区，甚至深入到抗战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