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六年（747年），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率军攻灭小勃律国。一时兴奋之下有点昏头，他就直接派人赴京向皇帝李隆基告捷，而未按照正常流程先通知自己的顶头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察。然后理所当然的，老高的这一举动就被夫蒙灵察视作僭越和羞辱，继而火冒三丈。

所以等夫蒙灵察再见到高仙芝，当即破口大骂，而且骂得极其难听。按照史书中的原文，他骂的是“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

高仙芝是高句骊人，夫蒙灵察则是羌人。他俩在当时的唐人眼里当然都是如假包换的胡人，然而即便是在胡人中间，也存在着一条“鄙视链”——最早汉化或归附的鲜卑人、突厥人、铁勒人，瞧不起分布在陇右、西域、河中等地区的诸族，将其称之为“杂胡”。而杂胡在面对来自东北、西南以及南部的少民时，又非常的有优越感。所以夫蒙灵察这个“杂胡”，将高句骊人高仙芝骂得狗血淋头、羞辱到了极致，而后者的反应非但不是愤怒和回骂，而是吓得差点被送走的“今将忧死”。

这显然不是孤例。粟特人安禄山在没造反前，曾想讨好河西节度使、突骑施人哥舒翰。于是他就跟后者说咱俩都是杂胡，以后应该多多亲近。结果哥舒翰根本不吃这一套，人家坚定的认为自己就是唐人，起码也是精神唐人，岂肯跟个杂胡套近乎？不仅如此，他还玩起了谐音梗，用“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引用同上）嘲讽安禄山的杂胡身份（突骑施是突厥别部，在当时公认比杂胡高上一头），暗指其忘了唐人的本分，于是差点引起一场斗殴。

可见安禄山跟哥舒翰在本质上的区别，就在身份认同上。而另一个显著的却经常被人无视掉的事实，则是在终唐一朝289年间，坚定的认同自身的胡人身份而非唐人的，也就只有一个安禄山。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个，那也只有史思明，所以才有了安史之乱。

而剩下的几乎所有的胡人，都在一心一意的为了能弄到一张大唐的户口本而奋斗终生。

当然这不是唐朝才有的事，只不过在那时表现得特别明显、矛盾爆发得特别激烈罢了。所以至今认为唐朝在民族关系上过于包容、开放乃至于放纵，才是盛唐毁于一旦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在秦汉之前根本不成为问题。原因就在于跟唐朝相比，那时处理华夷问题的办法既简单又粗暴，就是一刀切——汉是汉，胡是胡，根本容不下半点的含糊。

西汉的头号大敌是匈奴。但在甘露三年（前51年）时，呼韩邪单于稽侯狦跑到长安来朝觐汉宣帝刘询，朝拜时称藩臣而不报名。这意思就很明显了，那就是匈奴降了，还是躺平任撸的那种，你刘询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都随便。

这要是放在唐朝，甭管是李世民还是李隆基保证能弄出个匈奴都护府来，然后遣官派兵，将其纳入唐土。事实上别说与中原毗邻的塞外了，龙朔元年（661年）的时候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欺负的不行了，王子俾路斯不得不跑到长安向唐高宗李治求助。李治在地图上比划了半天，发现那个鬼地方离大唐实在是太远了，派兵是不可能派兵的。不过也不能让你小俾大老远的白跑一趟，那就在你的老家给大唐设个波斯都督府（治所在疾陵城，即今伊朗扎博勒）吧。阿拉伯人要是再来撩闲，就相当于与大唐为敌，让他看着办。

生冷不忌、荤素不挑，这就是唐朝对于土地的态度，要不为啥人家巅峰时疆域面积能达到1200多万平方公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汉朝——面对“甘为北藩”的稽侯狦，刘询的的答复是你赶紧回去继续当你的单于。从此以后除了称臣、朝觐和纳贡外，汉还是汉，匈奴还是匈奴，各玩各的，彼此少来往，谁也别烦谁。

西汉如此，东汉也一样。相较于西汉的匈奴，东汉的心腹大患则是没完没了搞叛乱的羌人。为了平息羌乱，东汉朝廷付出了西北糜烂、军阀滋生、财政崩盘的惨重代价，甚至可以说汉末的诸多乱象无一不是发源于羌乱。

可为啥羌人总闹事？因为新莽末年天下大乱，战乱加饥荒让百姓死伤惨重。等刘秀复汉后一搞人口普查就傻了眼——短短20多年的时间，全国人口居然少了一半多（从元始二年的6300万降到了建武元年的2800万）。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秀就把主意打到了异族的头上。不过两汉对华夷之别要求非常严格，老刘也不敢随便拉壮丁，只好揪住羌人的羊毛猛薅。为啥是羌人？因为羌人的老祖宗不是黄帝就是炎帝，算是汉人的亲戚。所以刘秀觉得他给羌人发张户口本，就算再顽固的老古董，应该也挑不出啥毛病。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朝廷中的保守派虽然无法阻止刘秀的诏令，却在执行中耍起了心眼，那就是强行将羌人划分成熟羌和生羌两部分——像汉人那样以种地为主的羌人就是熟羌，可以迁居内地，视同汉人；像匈奴人那样以放牧为生的羌人则是生羌，不但捞不到户口本，朝廷还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驻军，设置隔离区，严防生羌内迁。

这下生羌不干了。就因为我爱放羊他喜欢种地，结果他成了人上人，我不但要在那些鸟不拉屎的鬼地方继续缺吃少穿，还被当贼防着，凭什么啊？

于是就反抗，前前后后打了将近百年。本是一张几枚铜板工本费的户口本就能解决的问题，却彻底把东汉的国力拖垮了，为啥？因为华夷之辩，算是汉朝的政治伦理底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触及的，哪怕把命豁出去——汉人重名而轻利，在历朝历代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在唐朝，时代就变了。秦汉时曾经付出惨痛代价也必须坚持的那一切的存在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事实上这不是唐人的锅。早在汉末时，又因为天下大乱，而且比刘秀复汉那阵儿乱得更邪乎——到了三国晚期，整个中原的人口加一块，都凑不齐一千万了。

所以像同为炎黄子孙还非得硬分出个生羌、熟羌的那种矫情事，这时候即便想干也干不起了。而且不仅不挑，甚至还搞起了“强迁”——无数极度缺乏劳动力的士族、豪绅纷纷带着打手跑到北方边地整部族整部族的捕捉胡人，或自用或贩卖。因为获利甚丰，甚至连官府都参与进来，打着收税、巡查或捕盗的名义捕胡、贩胡，以至于到了八王之乱前后，内迁至江淮以北的胡人达到数百万人，占总人口的近一半。尤其是一直以来都是汉人聚居地的关陇地区，更是到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第三》）的程度，汉人在这里反倒成了少数。

而从汉末到西晋超过百年的时间里，胡人不断的被汉人抢劫、杀戮、贩卖，被迫与妻儿离散、远走他乡，途中九死一生。即便侥幸存活，大多也是作为奴隶被压榨和欺凌，非但毫无尊严与自由，连生存都难以保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陈胜到李自成无不如此，胡人当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才会有五胡之乱，所以才有了像石勒这样从奴隶到皇帝的奇遇。当然压抑了超过百年的仇恨，引发了另一场持续达百年以上的残酷杀戮，继而使得汉胡之间的矛盾看似激化到了完全无法调和的程度。

但事实上打刘渊、石勒起到苻坚，再到拓跋焘、元宏、宇文邕，五胡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尝试探索出一条汉胡和睦相处之道。从最初的少杀慎杀、招揽重用到试图跨越种族、各族平等，再到鲜卑人一股脑的汉化，最终把自己都给弄没了——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间，固然充斥着杀戮、仇视与混乱，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旋律，还是民族融合。

但这样的尝试很难说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汉人。

胡人想汉胡一家亲，但汉人不乐意！

大概以隋唐为分界线，在此之前身为汉人的骄傲，就连今天的我们都是很难想象的。

像老夫子就曾傲娇的放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第三》），啥意思呢？要知道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皇帝或者天子是不可或缺的，万一要是没了，简直比天塌地陷还可怕。但即便如此，老夫子仍然坚定的认为汉人之所以比胡人高级、优越，就在于礼仪教化。要是让个粗鄙的胡人给汉人当君王，那还不如天塌地陷，大伙一起死球算了……

从夏商到魏晋，诸夏始终有君，哪怕是像司马衷那样的大傻子，也总比没有强。可是五胡之乱一起，一大堆胡人沐猴而冠，纷纷称王称霸起来，这谁受得了？

所以五胡之乱之后北方汉人被杀得差点绝了种，当然大多死于胡人的仇杀。但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却是实在受不了脑袋顶上蹲着个胡人种的“伪王”，所以一定要反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那些衣冠南渡到江南去的汉人，尤其是士族门阀，更将这样的仇恨刻进了骨头里，拼命也要打回老家去收复故土、重建宗祠。所以东晋和南朝一直没停止过北伐，仅是规模较大的就发动了近30次之多，堪称是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

胡人想汉化、想融合、想亲近，没问题，但请先滚粗我们的家园再议！

大定元年（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帝位给了他名义上的姥爷杨坚，9年后隋军南下灭陈，继而收复岭南，时隔近400年后再度统一了天下。

像秦朝一样，隋朝二世而亡。但紧随其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像当年的汉朝一样，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但相比秦汉毫无争议的华夏正统血脉，隋唐的争议就比较大了。别的不说，从杨广到李渊，再到李世民、李治父子，两朝四代皇帝都是如假包换的汉鲜（卑）混血儿，这在历代汉人王朝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直到今天，仍有些脑子不好使或者心里憋着坏的人妄称隋唐两朝是胡人政权。

俗话说缺啥补啥。本来血统就不够纯正的隋唐两朝皇帝，在汉胡问题上也是格外的敏感。

要想消除质疑声，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用行动摆明立场。所以隋唐两朝就成了历代中对胡人下手最狠、灭国最多的汉人王朝，单以数量论就连武功赫赫的汉朝都得瞠目其后。

比如国祚仅有37年的隋朝，在有限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天下，还曾北击契丹、西征吐谷浑、东伐流求、南破林邑、交通西域、降服突厥……要不是好大喜功的杨广非得在高句骊作死，横行天下所向无敌的大隋十六卫府兵的横刀所向之处，胡人除了归顺降服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愿意去死。

而唐朝更是从李渊到李隆基，历10代帝王的近150年间就从未停下过开疆拓土、化夷为夏的脚步。使得大唐的版图从最初的蜷缩于关中、河东一隅扩张到极盛时东起大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的史无前例的程度，总面积超过了1200万平方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在人们口中常与唐朝并称的汉朝，疆土最大时也才将将超过600万平方公里，不足唐朝的一半；而在中国历史上抢地盘最厉害的元朝，在蒙古人自带嫁妆的前提下，国土面积也不过比唐朝大了不到10%。

要不是突然冒出来个安史之乱，恐怕李唐皇室能把周边但凡能够得着的胡人灭光光——要知道在天宝十年（751年）、即安史之乱前三年的时候，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已经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跟阿拉伯人交上了火。要不是兵力众寡悬殊（唐蕃联军3万人，其中唐军仅有数千，阿拉伯军10～30万人）且临阵遭到同一阵营的葛逻禄人（大约两万人）的背叛，这一仗还不一定打成什么样呢。

诗仙李白，据说出生于碎叶城（今哈萨克托克马克），身世和血统向来也是众说纷纭，想必与同样受此困扰的隋唐两朝皇室很有共同语言。而在李白传世的作品中，有一首《胡无人》，想必非常能说明其在汉胡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

这首诗在李白的众多一流作品中，亦属顶级之作，但在如今的传唱度以及为人所熟知的程度上却不高，更甭提被选入教材。为啥？政治不正确嘛！简单说就是诗仙对胡人太狠了，又是“履胡之肠涉胡血”，又是“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简直都快限制级了，吓坏了小盆友可咋整？

更别提那句“胡无人，汉道昌”了，想必如今只有类似内塔尼亚胡这样的家伙才会对此心有戚戚焉吧？

而事实上像隋唐皇室以及李白这样，经常在汉胡问题上搞得自己一身骚的人物，对胡人才是最狠的。也正是因为他们巨大的权力以及影响力，使得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这两朝的态度和立场。

这好像与人们的传统印象不符——说好的开放包容、万国来朝和天可汗呢？不是胡人随随便便就能在大唐做官、做大官，还能手握军权吗，要不哪来的安史之乱？

这件事，得一分为二的来说。

首先，在汉胡关系的基本面上无须质疑。因为李世民早有定论，那就是汉人为本，胡人为枝，地位根本不可能平等：

“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

尽管李世民也说过一些类似“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第十四》）之类的场面话，也非常嘚瑟的笑纳了四方降夷奉上的那顶名为“天可汗”的大帽子，但对这位向来擅长在人前装菩萨、人后如修罗的贞观大帝而言，我们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果然，这厮即位没多久，就指使他最信任的大舅哥长孙无忌根据《武德律》搞出了本《唐律疏议》。话说这部法典牛批Plus到了何种程度？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更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影响了此后的一千多年。可以这么说，直到《大明律》、《大清律》都是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增删而来的。

那么在这部“大唐基本法”中，关于汉胡关系是怎么规定的呢？答案就是赤果果的歧视和隔离，完全体现了李世民对“扰其根本以厚枝叶”式的严防死守的明确态度：

“若私与禁兵器及为婚姻，律无别文，得罪并同‘越度’、‘私与禁兵器’、‘共为婚姻’之罪。又，准别格：‘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又准主客式：‘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杂，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即是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客交关。私作婚姻，同上法。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往往就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

比如《唐律疏议》关于“化外人有犯”、即胡人犯罪方面的规定，就挖了一地的坑。

按规定，胡人要是在大唐犯了罪，在管辖权上是“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如果两个突厥人间发生了冲突或争议的话，那就赶紧滚回草原找个突厥法官裁判去，大唐懒得鸟你；但要是一个突厥人和一个高句骊人起了争端，那么甭管是刑事案子还是民事官司，都得由大唐的律法管辖。

至于怎么管，其实没多少人关心。这个规定潜藏着的最大的坑，其实是一旦汉胡之间发生冲突，该怎么处理？

《唐律疏议》中说这事该归大唐律法管辖，但怎么管？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如果胡人侵犯了唐人的利益，甭管是偷了抢了伤了杀了，哪怕有争议，通常也是按律处罚，没准还得罪加一等；可要是反过来，那基本就是民不举官不究了——请注意，这里的“民”仅指编户齐民了的大唐子民，胡人可不在其列哟。

话说当时的长安人口超过了百万，其中最少十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是胡人。按照唐律的规定，胡人经过自愿申请和官府审批，是可以入籍编户的。但规定是规定，在实操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简单说就是在边疆地区入籍比较简单，像是在安西都护府等地胡人想成为唐人就不是啥难事。而在内地就非常困难了，要是换成长安、洛阳等核心城市，根本想都不用想。

另外插条不算冷知识的冷知识——胡人在边疆地区取得的户籍，到了内地基本没人认账，属于“限制型户口”。

所以看似长安遍地都是胡人，还有能让李白、李贺等文人骚客重度沉迷的胡姬，但其实就是些黑户、盲流。哪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富可敌国，几乎将长安中著名的西市包装成了个大型“外资企业”，但根本就是无水之萍、无本之木——只要大唐官府愿意，可以随时驱逐他们、掠夺他们，至于平时欺压一下、勒索一下甚至杀一儆百，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事实上别说这些高贵的大唐“公务员”了，就算是沿街乞讨的唐人乞丐，在这些穿金戴银的胡人富商面前都有种说不出的优越感。

所以还指望汉胡平等、指望法律能平等的对待他们？比如按照唐律买卖人口是重罪，犯此罪者被杀头也不稀奇，最轻的也得流放。可问题是号称大唐权贵居家炫富必不可缺的三宝——菩萨蛮、新罗婢、昆仑奴是怎么来的，官府又什么时候管过？反过来，要是哪个胡人敢贩卖个唐人奴隶一下试试？事实上别说贩卖了，就是胡人明媒正娶的唐人老婆，回国时都不能带走，否则脑袋被砍了都没处喊冤去。

简单归纳一句话，就像李世民这厮最擅长做官面文章忽悠人一样，唐朝所谓的开放包容、汉胡平等，其实都是扯淡。这一切完全是建立在盛唐之盛光耀天下，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能够让四方蛮夷宁可忍受欺压、屈辱也照样趋之若鹜——就像今天的老美，都往死里整你了，还不是有无数的蠢货如飞蛾扑火般的拼命要润过去？

而唐朝给人留下胡人混得开，不但能跟汉人公平竞争，甚至经常还能占到好大便宜的深刻印象，不得不说我们的史书在其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比如在什么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就明确统计过，终唐一朝至少有3000个曾经的“外国友人”被录用为中品及以上的官员，其中官拜宰相的就有23个。而胡人出镜率更高的，则是在武将系统——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弄出来的那个十大节度使手握天下五分之四的军队，而累计出任过这十大节度使的31人（次）中，胡人就占了9人（次）。

所以才有好多人认为，正是唐朝信任和重用胡官，才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得盛唐毁于一旦。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从夏商到宋明，历代汉人王朝尽管大多都秉持着汉人高高在上、胡人猪狗不如的基本价值观，但对胡人中的上层人士，却普遍给予特殊待遇而非一概拒之千里。哪怕是对华夷之辨最敏感、最提防的宋朝，也不得不接手了像李从义、郭崇威、白重赞等一大堆沙陀族将领——以上算是五代的遗产，可别忘了南宋还有个著名的蒲寿庚呢，这怎么算？

尤其是在隋唐那个汉胡刚刚相爱相杀了快300年的时代，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傻傻分不清了。一个眼珠五颜六色、须发卷曲的胡人，可能一张嘴就是满口的之乎者也，一个往祖上数十八代都是妥妥的华夏血脉的唐人，可能弓马娴熟得让最正统的胡人都甘拜下风……而且那时候的中原，什么品种的胡人都找得到——隋末时有个叫骨仪的家伙，官至右司郎中、拜京兆郡丞。在李渊造反攻打长安时，骨仪与阴世师以寡敌众、死战不退。城破后他坚守臣道，宁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刑场，也坚决不肯投降。

姓骨，还这么有骨头，你敢信这样的人物出身天竺，也就是今日的隔壁三哥？

像“诗王”白居易，其祖上很可能是龟兹王室、即昌化郡王白孝德的后裔；而陈寅恪更是怀疑李白的身世是“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起码也是个汉胡混血儿。但哪怕以上猜测均是事实，以占据了公认的唐朝三大诗人之二的李白和白居易的艺术水准和文化造诣，谁还敢指斥其为胡种？

事实上，对广大的中底层胡人拿严格的血统来分辨，而对少数顶层胡人则用宽松的文化认同来搞“一家亲”，是历代汉人王朝屡见不鲜的怀柔手段，在隋唐两朝又尤为明显。

不这么干也不行啊！就像赵匡胤一黄袍加身，难道就能将遍布军中的大批沙陀籍将领都给辞退了甚至宰了？根本不现实嘛。隋唐面临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两朝本就是依靠着关陇勋贵集团的支持才得以立国的，而众所众知在关陇集团里鲜卑人是占了大头的。就是隋杨或唐李想在占了人家便宜之后卸磨杀驴，也得掂量掂量有没有这个本事，或者是否得不偿失不是？

特别是这两朝在立国之后又东征西讨，几乎将周边能够得着的政权和部族灭了个遍。灭是灭了，然后怎么办？像汉朝那样好不容易干掉了匈奴，然后就扔在原地不管、结果人家反手就还你一个五胡之乱显然是不行的。将这些可能的隐患一股脑铲除了？这也不行，因为华夏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允许，那得怎么办？

杨广曾天真的想以炫富的方式炫出个万国来朝，结果把自己弄成了个笑话。李世民刚即位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成天跟大臣们搞头脑风暴，最终还是魏徵一语惊醒梦中人：

“夷狄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

后人把魏徵的这番颇具偏激之嫌的警语归纳了一下，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既然诊断出了症结，那药方就好开了，就是四个字：分而化之。

怎么分化？简单啊！在灭了突厥之后，大唐就有了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阿史那道真、阿史那思摩以及执失思力等一大堆突厥裔名将；灭了薛延陀之后，又有了契苾何力、仆固怀恩、浑释之、浑瑊、李光进等铁勒将军；扫平辽东及朝半岛后，再将李光弼、李多祚、任雅相、高仙芝、王思礼、黑齿常之等人纳入麾下……这些人，大唐不但像其他汉人王朝那样授予高官厚禄予以笼络，而且真敢用。敢用到什么程度呢？像前边说到的开元天宝年间，最多时胡人出身的节度使掌控的兵力，占到了唐军的将近一半。

老祖宗教导我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李家皇帝们就不怕这些胡人将领造反？说实话，还真不怕。

因为在唐朝冲突最激烈、斗争最尖锐的矛盾中，汉胡间那点事还真排不上号。那谁能排上？答案是汉人内部的斗争。

斗得最狠的主要有三座山头——山东（指崤山以东）士族、关陇勋贵以及南朝遗族。这其中山东士族瞧不上关陇勋贵，更看不起南朝遗族；关陇勋贵与南朝遗族都觉得自己比对方高贵和优越，而以博陵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的“五姓七望”则高高在上，瞧不起以上所有人，包括姓李的皇帝在内。

唐文宗李昂曾替太子李永向荥阳郑氏求婚，结果后者宁愿把闺女嫁给个姓崔的九品小官，却对未来的正宫皇后之位弃之如鄙履。气得李昂直吐槽，却没有任何办法：

“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所以这就不能忍，必须弄他啊！从李世民开始，就背靠关陇勋贵大力打压山东士族，尤其是姓崔的、姓卢的被他收拾得欲仙欲死。等到关陇勋贵趁机坐大，李治、武则天两口子又携手反制，连亲舅舅长孙无忌都没放过。安史之乱后，皇权日渐衰弱，但历代李家皇帝又借助宦官、藩镇、士大夫的力量继续打压士族，同时再借助士族的势力平衡新兴权力集团……终唐一朝289年，就是这么你斗我来我斗你，结果最后都便宜了黄巢和朱温。

而在其中，胡人亦是李家皇帝内斗工具包中珍藏的一件利器。李林甫在向李隆基推荐重用胡将担任节度使时说的一番话，就是明证：

“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

事实上唐朝重用胡官、胡将，确实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人可能拿安史之乱来反驳，但事实上那只是个偶发的意外而已，关键不在于安禄山是个胡人，而在于李隆基用人不当——把全国最精锐的军队全盘扔在一个人手里长达20多年，就算不是安禄山，换个张禄山、王禄山、李禄山什么，怕是会反得更早、更快。

而且安史之乱一起，奋起平叛最积极的几乎都是胡人。像中兴三杰之二的李光弼（契丹）、仆固怀恩（铁勒）就都是胡人，连跟安禄山关系最亲密的堂兄安思顺，事前也屡屡向李隆基预警安禄山必反，事后更拒绝笼络，毅然归朝参与平叛。

终唐一朝，胡人中也就叛了个安禄山。而其最终的覆灭，也是毁在了黄巢和朱温的手中——这二位，可是妥妥的汉人吧。

笼络顶层胡人，唐朝其实做得很成功。但对中下层的胡人，李家皇帝可就没那么好的耐心了。灭掉东突厥，被俘的十余万突厥军民统统被从老家迁走，安置在东起幽州（治所在今北京）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之间。而在原本突厥人的地盘上，李世民设置了顺州、祐州等10个州，派官驻军，全面纳入唐土。

突厥可汗投降后想像匈奴单于那样继续在老家称王称霸，就此再无可能。

而在灭了高句骊之后，李世民同样是一声令下，尽迁高句骊士民到江淮一带安居——当然所谓的安居不过是句场面话罢了。否则由大唐权贵在江南一带开发的种植园里，那些遍地都是的高句骊、百济和靺鞨奴工是哪儿来的？

所以在大唐，除了少数被当门面供起来的顶层胡人外，压根不存在所谓的汉胡平等。相反，汉人或者说唐人则是在平等的歧视一切胡人。

在开唐的前150年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打仗。战无不胜的唐军手中的横刀所向，吹气泡似的将唐土扩张了10倍有余。换在别的朝代，哪怕同样疯狂扩张过的汉、元、清等朝，这么干的结果无不是财政枯竭、民不聊生、国力衰退、危机四伏。唯独在唐朝截然不同，仗越打，国越强，民越富，最终打出来个空前绝后、光耀千古的盛世大唐。

这是为嘛？

答案在史书里肯定找不着。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史书其实是挺没节操的——一旦被人欺负了就长篇大论，恨不能被人抢了块铜板都专门写个大部头的专著。可一旦占了便宜呢？咳咳，有这回事吗？真的有吗？就算有，那也是仁者无敌，普度众生，让四夷归心，心甘情愿的跪地叫爸爸。

尤其是李世民这厮还首开官方干涉述史的恶例。从此以后，要在正史中翻出历朝历代真正的黑料，几乎就成了“Mission：Impossible”。但只要我们抛开史书不管，就能轻而易举的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汉末以来400多年，胡人大举进入中原，使得到了隋唐之际国内族裔数量之多、之复杂到了史无前例、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然而仅过了一两百年、大唐还没亡呢，谁还能在这片无比辽阔的土地上再找到几个正经的鲜卑人、突厥人、吐谷浑人、高句骊人、百济人、铁勒人、高昌人、焉耆人、龟兹人……

没了，都没了。官方的说法是要么迁走了，要么融合了，事实上呢？

有些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不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了，虽然倍有面子，但却不太符合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容易遭喷，更容易挨封，所以还是憋着得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元朔六年（前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出征，就敢甩开大军独率800轻骑奔袭数百里直接端了匈奴人的老巢，“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列传第二十五》），其中包括了单于的祖父、叔父以及匈奴的相国、当户等高官，两次功冠全军，故被刘彻封为冠军侯。

牛批Plus吧？但这事要是光看史书记载。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比如霍去病凭什么能在匈奴的腹地奔袭数百里而无人察觉，难道他随身携带了某某导航，或者匈奴人都是瞎子？再者汉军作战严重依赖后勤，他的那800轻骑要是每人背着好几袋小米（粟），还怎么奔袭得起来？

这次辉煌的胜利肯定是不会假的，只是史书不会告诉我们胜利的过程罢了，但也不难猜。要保证奔袭的突然性，霍去病就得让沿途遭遇到的一切活物都安静下来；而要奔袭得起来，他就得轻装，至于辎重补给的问题，就只能就粮于敌了。

也就是说，霍去病是靠活生生的杀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无人区，才能在匈奴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达到突袭的目的的。而这，是无论司马迁、班固还是司马光都心知肚明，却绝不会诉诸于笔端的。

同理，鲜卑人、突厥人、高句骊人啥的为何悄没声的就被融合了、被迁走了，赵莹、欧阳修以及再度登场的司马光照旧会拿“春秋笔法”糊弄事。而不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事实——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灭国最多的王朝，更是在胡人的地盘上搞屠城、灭族搞得最多的王朝。

为啥侯君集在灭了高昌凯旋归来就被抓进大牢，还有一大票文官蹦着高的怂恿李世民砍了这厮？史书中说他的罪名是“私取珍宝、妇女，将士因亦盗入”（《新唐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十九》），其实类似的破事在凌烟阁里蹲着的那帮骄兵悍将们哪个没干过？老侯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在高昌干得太肆无忌惮，还不遮掩，把“国际友人”们都吓出尿了。更让整天胡吹自己是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朝廷非常没面子，所以才把他丢进大牢里教训一下。

要知道开唐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是府兵制大行其道。在府兵制下，唐军士兵非但没有军饷，出征所需的一切物资除了甲胄、战马外均需自备，其中的耗费足以让一个小康之家破产。那为啥唐军还普遍性的“闻战则喜”？因为只要仗打赢了，战利品中的大头都是自己的。只要奋勇作战、多立战功，打一仗下来赚个三五倍的利润，在当时根本就不稀罕。

所以打仗时唐军服从命令听指挥，哪怕面临绝境亦酣战不休。可一旦仗打赢了，将军还能、或者说还敢约束士兵吗？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谁要这么干，信不信要遭人背后打黑枪？李靖为啥在军中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因为他在战后经常分文不取，将自己应得的那份财帛都分给士兵……

而获取战利品最高效的办法，自然是将财物的主人干掉，于是杀戮就无可避免了。

因为这么干的次数太多，所以难免搞出乱子来。比如灭掉百济后，苏定方领着他的兵杀得太狠、抢得太凶，居然活生生的逼出来个“百济复国运动”。因为影响太过恶劣，逼得恨铁不成钢的司马光不得不第三次登场，并狠狠的在史书中记了一笔：

“定方絷其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壮者多死……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帅、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馀，比屋凋残，僵尸满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第十七》）

都弄成这副德性了，还开放包容，还汉胡平等？如果说真有平等的话，那就是唐人平等的歧视一切胡人。

唐人的这种心态，很容易让人星爷电影中，断水流大师兄的那句名言：

“不是……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