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北山一篇。关于这句话有很多种权威的解读，观点还经常大相径庭。但我觉得，其实用我们的老婆或女友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来解释，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话虽是这么说，但相对于那些以贪得无厌而臭名昭著的西方君主，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们还算得上是节操满满。比如说著名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了打击敌人和掠夺财富，居然堂而皇之的颁发私掠许可证，给海盗冠以皇家的头衔。以至于后来有人调侃说当时的英国就是个海盗窝子，而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盗头子。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甭管哪朝哪代，那个脑子进了水的皇帝保证当天就会因为被唾沫星子淹没而当场噶掉。

当然身为皇帝必然是贪婪且自私的，哪国哪朝都不能例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刮地皮刮出火星子来的皇帝，比如刘彻。这位汉武大帝是中国史上首位不惜倾国之力驱逐异族并扬威域外的一代雄主，功勋和地位仅有秦皇、唐宗等寥寥数人堪比，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穷得国库里都能饿死老鼠。为了给他的卫霍们筹集足够的兵员和钱粮，刘彻几乎榨干了大汉子民兜里的最后一枚铜板：

“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当然，老刘也没少花钱给自己修宫室、炼仙丹、玩巡游，但毕竟还是把绝大多数的钱花在正经事上。这样的皇帝要是生在西方，这点破事绝对是瑕不掩瑜，早被吹得天花乱坠了。可在中国，这就是“功有余而德不足”（《王帝略论·卷二·世祖武皇帝》），以至于在此后的两千年间还得时不时的被人拎出来批判一顿。

而要说到中国史上最贪财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绝对会榜上有名——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他亲政的30多年间，仅是从太仆寺和太仓拆借的库银就达到了1600余万两，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到死都没还。

大明朝廷一年能收上来的现银也不过几百万两，所以可以理解朱由检为啥那么穷了吧？还不是都被他爷爷给败光了？即便如此，且不提朱翊钧贪掉的银子大多也用在了正经事上，比如三大征，而且他想向国库借点银子，也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明神宗实录》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万历十四年（1586年）要过年的时候，朱翊钧打算给宫里的妃嫔、太监、宫女啥的发点压岁钱，可惜囊中羞涩，就跟大臣们商量从太仓（即京师中存放钱粮的仓库，属于国库系统）拆借20万两银子。结果户部回复说你穷我更穷，20万肯定给不起，最多给10万。朱翊钧掰了半天手指头后发现，这点钱给爱妃买个包都不够，男人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于是大明朝最尊贵的一群人就跟农贸市场的菜贩子跟买菜大妈一样开始了讨价还价，最终在漫天的唾沫星子中达成了一致——双方各退一步，以15万两银子成交。

可以想象，最终朱翊钧能借到1600万两银子，不知道累死了多少脑细胞。

以上当然是特例，但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想给自己弄点钱花，其实都挺不容易的，最极端的没准还得被大臣们揍一顿。

挨揍的这个倒霉蛋，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

“金国置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於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於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五·炎兴下帙第六十五》）

啥意思呢？就是女真人有规定，国库的钱只能公用。可是在灭辽亡宋之后，权贵们都靠抢劫发了家，但分给皇帝的那份却被扔进了国库——江山都是你的，还要啥自行车？

所以吴乞买就很穷。有一次他馋酒实在馋得厉害，就从国库中偷了20匹绢去换酒，结果被他的弟弟完颜斜也给发现了。话说这位吴乞买的五弟也是非常的腹黑，既未上前劝谏也没偷偷的把钱还上，而是跑去了找粘罕告密。

话说粘罕一直跟吴乞买不怎么对付，逮着这么大个把柄怎么可能放过？于是便气势汹汹的带着斜也和一众王公勋贵找到吴乞买，然后将这位倒霉的大金皇帝从龙椅上拽下来，严格依照祖训狠狠的打了他20下板子。

肉体打击结束后，粘罕还不忘再来上一波精神攻击——臣打烂了陛下的龙腚，实在是罪大恶极，要不咱们议一下臣该当何罪？

吴乞买里子面子统统丢个精光，尴尬得能用脚趾头在金銮殿的地上再挖出座金銮殿来，早恨不得这件破事赶紧过去，哪里还会继续纠缠？于是君臣很快就假惺惺的和好如初，吴乞买还“过盏”发誓，肯定不会因此给谁穿小鞋……

有人可能觉得女真人的文明程度太低，粗俗无礼才会干出打皇帝屁股这种奇葩事。但事实上这种事情并非孤例，也并非只发生在不怎么讲尊卑伦常的蛮夷那里。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上《治安疏》，直称“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因为明世宗朱厚熜大肆搜刮民财以纵私欲而将其骂了个狗血淋头：

“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集·上册·治安疏》）

“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句话由此被载入了青史，朱厚熜也因此而臭名昭著。

海瑞的这番痛骂可谓伤害性不大却侮辱性极强——要是让朱厚熜在挨20板子和挨一道《治安疏》间做个选择的话，我觉得他十有七八会选择前者。毕竟屁股疼只疼在一时，而名声臭了那可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古人重名胜过生命者比比皆是，更何况仅仅是挨顿揍？

可是哪怕朱厚熜被海瑞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也只是把他关进了监狱而已。没过多久朱厚熜就挂了，他儿子朱载垕即位后，二话不说就把海瑞给放了。

在传统观念中，帝制时代里的皇帝就是“口含天宪”，可以“言出法随”，能够“朕躬独断”，一言可决万千人生死。那么为啥完颜吴乞买和朱厚熜却拿粘罕、海瑞们没办法？

因为中国的皇帝不是西方的君主，能制约后者的唯有力量，而对于前者来说，最大的障碍却是道德问题，说白了就是名声二字。但是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否则就又是一篇大文章，今天只说钱。

早在3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设置了内府这个机构，专门替周王管钱，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作为国库的外府。当然这样做更大的目的，是要实现公私分明，让天子吃着碗里的就甭想再惦记着锅里的：

“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凡适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到了秦汉时，内府改叫少府，并一直沿置到隋唐，宋改叫内藏库，明称内帑，清为内务府——反正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正经王朝的正经皇帝想用钱，理论上只能花自己小金库里的。想往国库里伸手，大臣说不给就不给，还没地方说理去。

事实上很多时候别说染指国库了，皇帝连自己的小金库都保不住。

比如说前边说过汉武帝刘彻。其时内府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皇家园林、山地等物产出租后所得的假税，从私营工商业收取的营业税以及关卡税（过路税）等。只负责支出包括皇帝及宫廷的日常开销、祭祀等重大国事活动的花费以及赏赐臣下所发生的费用等。

但刘彻非常不爽匈奴人，所以与其死磕了43年之久。而且只要卫霍们的大军一出动，在财政上就是个无底洞，哪怕坐拥金山银山也不够花销的。于是乎文景之时积攒下来的“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京师之钱、“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烂不可食”的太仓之粟很快就被消耗一空。为了不让自己的将士饿肚皮，刘彻不得不敞开内府来填这个大窟窿。

不过作为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一辈子锦衣玉食的皇帝，刘彻可没有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的觉悟和自觉。眼看着自己的钱库见底了，一日三餐快吃不上几个好菜了，刘彻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就打起了国库的主意。

比如人头税。为啥他会打起人头税的主意呢？因为汉朝时人头税叫算赋，而且是必须专款专用充作军费，用来购置车马兵器的——类似今天中国某个最著名的“小微企业”的营收。刘彻的私房钱被拿去充了军费，就想从本就是军费的算赋中找回来。不过大臣们不同意，刘彻也没有坚持，不过却钻起了法律的漏洞，开了个新税种，叫口赋。

因为算赋是向15~56岁的成年人征收的，收上来的钱归国库用于招兵买马；而刘彻新征的口赋则针对3~14岁的未成年人。可能是这个钱他收的有点心虚，便规定在每人每年征收的23钱中，20钱归少府，剩下的3钱依旧上缴国库充当军费。

可问题是刘彻捞钱凶，花钱更凶，动不动就囊中羞涩。于是本应一年一征的口赋，经常是一年数征，本已穷苦不堪的百姓因此不敢生孩子，即便生下来也得赶紧丢弃或溺死，否则就得全家破产。

这就成了刘彻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污点，甭说后人喷起来肆无忌惮，就连本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比如贡禹都忍不住吐槽：

“（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事实上除了那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昏暴之君外，也唯有像秦皇汉武这样集霸道霸气霸蛮于一身的霸主才敢不顾名声的这么干。而大多数时候，那些不够霸气的皇帝能看住自己的钱包不被抢劫，已经是各路神佛保佑了。

比如以怂著称的北宋赵家皇帝。

熟悉宋史的朋友，大多应该听说过“封桩库”这个东西。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想光复燕云十六州，又没把握打赢凶神恶煞的契丹人，就打算拿钱赎买，于是便弄了个封桩库专门用来攒钱。

封桩库一说确有其事，实际上就是归北宋皇帝私有的内库之一。而且一开始时确实存了很多钱，据说有数千万贯之巨。至于钱是从哪儿来，答案很简单——抢来的：

“（乾德）三年八月，置封桩库。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为内库储之，号封桩。凡岁终用度之馀皆入之，以为军旅饥馑之备。”（《宋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建隆以来诸政》）

等到宋太宗赵炅兵败高粱河之后，估计是对军事手段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可能性彻底死了心，他开始担心用于赎买的钱财不够，又将部分国库与封桩库合二为一，统称为内藏库。

不过因为把手伸向了国库，赵炅可能是担心大臣反对以及名声受损，就承诺内藏库之财并非皇帝独享，可以随时补充国用。

于是乎，满朝的士大夫们就理直气壮的将内藏库当成了提款机。

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涵义。

首先是北宋的最高财政机关三司（即户部、度支、盐铁三个财政部门的统称）的日子变得好过了。以前一旦朝廷钱紧了或是入不敷出了，财政官员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成天绞尽脑汁的到处找钱。现在好了，没钱了就找皇帝要啊！反正北宋自赵匡胤以后，剩下的皇帝统统都是赵炅的嫡系子孙，自家老祖宗言犹在耳，难道还有谁敢不听？

于是乎只要朝廷一缺钱，三司就理直气壮的跑到内藏库里去搬。能搬多少呢？少则一年挪用上百万贯，到了后来跟西夏开战，军费打着滚的往上涨，更是每年最少从内藏库支出数百万贯之多。

而且还从来都是有借无还——开始还给皇帝打张白条，后来干脆连这样的面子功夫都省了。

反正江山是皇帝的，掏皇帝的钱去办事也说得过去，可要是皇帝的钱落进私人的腰包里呢？

在电视剧《雍正皇帝》中，亏空是个重要的话题，不过亏的是国库。可在北宋，被那些蛀虫们掏空的，却成了皇帝的钱袋子。

咋回事，还有人敢贪掉皇帝的私房钱？其实北宋的贪官们也没这个胆子，但北宋的清官有啊……

像“我大清”的那些同行一样，北宋的无耻官员们也成天在打国库的主意，一有机会就跑国库去借钱，然后就找各种借口当老赖，反正就是不肯还钱。赵炅在位时，还能用砍头、罢官等手段震慑这帮无耻之徒，可其后的宋真宗赵恒和宋仁宗赵祯，一个因为澶渊之盟而心虚不敢得罪士大夫，另一个性子太软容易欺负，于是就拿这帮家伙没办法了。

那些负责追索国库欠款的清官也对这帮无赖没辙，但欺负起皇帝来却是得心应手。于是柿子挑软的捏，干脆就让皇帝陛下替老赖们偿还国库欠款吧：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对逋负官物人，帝亲辨问，凡七日。释二千六百馀人。蠲所逋负物二百六十馀万；已经督纳而非理者，以内库钱还之，身殁者给其家。”（《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宋纪第二十二》）

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可这就是历史的现实。

哪怕当初的赵匡胤和赵炅再能搜刮、抢劫，也禁不住子孙这么败家。到了赵恒在位末年，就已经出现“内之蓄藏，稍以空尽”的情况了。再到了宋仁宗景祐、明道年间，因为天灾连连再加上跟西夏打得热火朝天，算是彻底把内藏库给掏空了。

为啥赵祯一死，赵顼就蹦着高的要变法？因为不变不行了——以前朝廷缺钱，还有皇帝的私房钱托底。可现在连皇帝都一贫如洗了，不变法还能上哪儿搞钱去？

所以从神宗、哲宗到不着调的徽宗——除了不用当家的宣仁太后高滔滔外，统统都号称自己是变法派。为啥？因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之流就会劝皇帝少花钱，却没有一点搞钱的本事。而甭管王安石搞的变法有多少毛病，至少人家能让皇帝的腰包鼓起来呀：

“於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後，比熙宁又再倍矣。”（《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第二》）

在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皇家内库与国库间的关系搞得最不清不楚的大概就是明朝，而这个锅大概要由明太祖朱元璋来背——他当了31年皇帝，虽然对搞钱非常感兴趣（比如郭桓案），但基本都用于国事，本身并不贪婪。可能老朱因此觉得，自己的种必然随根，所以犯不上在这些身外之物上操太多的心。毕竟江山都是老朱家的，还分什么内外之别？

所以别看老朱花了20多年、数次改版才给子孙弄出本“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但对于老朱家的皇帝该怎么跟国库分赃、如何花钱的事情却没怎么提。大概老朱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不肖子孙中竟出了那么多的贪财鬼。

典型如朱厚熜和朱翊钧这爷孙俩。尤其是后者，简直是嗜财如命，不但纵使宦官大肆搜刮民财、大挖特挖国库墙角，居然还像乡下土财主一样喜欢往地底下埋银子，据说有数百两之巨。等他死后，这笔银子就彻底没人找得到了。

要是朱由检有这几百万两，又何至于跑到煤山上去上吊？

所以满洲人入关后虽然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典章制度，但却吸取了明朝公私不分导致败亡的教训，将皇室开销与政府财政严格分离、不许混淆和侵占。除此之外，清朝还设立内务府，由户部每年向其拨付固定的费用以供皇帝的支出，除此之外皇帝无权染指户部的钱袋子。

也就是说，清朝的皇帝只有固定年薪可领，想像明朝的同行那样大肆捞钱、挖朝廷的墙角却根本行不通。

当然，给皇帝发工资这码事也不是满洲人发明的，“专利权”在人家宋太宗赵炅手里。

话说在大宋朝当官那可绝对是件美差，不但地位高、干活少、假期多、福利好，还非常的安全，除非造反基本没有挨刀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工资高得简直离谱——同样的官衔、同样的差事，宋朝官员的工资收入能比明朝的同行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

所以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这样的清官，在后人的印象中应该是挺穷的。可事实上人家每年能拿到的“死工资”也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级别。而且在宦海一浮沉就是几十年，赚出几个“小目标”简直是毫无压力。

所以小心眼的赵炅难免有点羡慕嫉妒恨，再加上那些无耻的官员们成天惦记他的小金库，就难免想报复一下。后来他还真就想出了个办法，于是就挥笔写下一道诏书，大意是诸位爱卿每月都有工资领，朕日理万机更加辛苦，却连一毛钱都拿不到，这是何道理？所以从下个月起，朕也要领工资，否则就罢工！

大臣们当然不敢让皇帝罢工，所以只好乖乖就范。

为了防止大臣们糊弄他，赵炅还专门规定他的工资只能从左藏库（国库之一）支取。也许是看到大臣们无奈的表情感觉太爽，也许不是自己的钱花起来就是太香，赵炅还专门给自己的薪水取了个名字，叫“好用钱”。

那么赵炅的月薪有多少呢？大概是1200贯，恰好比工资最高的大臣高3到4倍，无论是里子面子都配得上“好用”二字了。

不过赵炅能领到的好用钱，不代表他的子孙也能拿到手，谁让他的大孙子是著名的仁君赵祯呢。

前边说过，北宋开国时给皇帝抢来的私房钱差不多都被赵恒给败光了，所以轮到赵祯执政的时候就总闹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忠心耿耿的大臣建议不如大家一起降降工资，算是共赴国难。这个提议虽然被赵祯否决了，却给了他启发，最终的结果就是大臣们一分钱不少拿，皇帝的工资却没了：

“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宋史·卷一百七十九·志第一百三十二》）

要论史上人品最好的皇帝，赵祯毫无疑问能位列榜首。不过就是这个舍不得喝完羊汤当夜宵、寝宫的被褥都打满补丁的史上首位仁宗皇帝，却因为无子而闹得晚景凄凉、身后受辱，不禁让人感慨好人没好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清朝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赵祯因国用艰辛、民生困苦而主动停发了自己的工资，而弘历这厮却总觉得内务府给自己发的那俩钱无论如何也不够花。

这可咋整？其实好整，那就是让和珅去当内务府大臣。

果然，和珅上任后很快就逆转乾坤，让乾隆又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子可以随便花。难道和珅是财神？当然不是，不过他却是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叫议罪银的东东——就是允许犯罪的官员拿银子来赎免罪名。而且在和珅的巧妙经营下，银子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升官，这下子就让满朝文武挤破头的跑到内务府来“议罪”，弘历岂能还有缺钱花的烦恼？

弘历在位60年间堪称花钱如流水，但不管后世怎么骂他败家，可人家确实没伸手从国库要过半枚铜板，起码在名义上花的都是自己应得的银子。

这样的和珅，哪怕明知他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换成我们是弘历，怕是也舍不得弄死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