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4月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茶歇期间，伟人同志曾专门跟老舍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过伟大贡献。特别是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牢牢守住新疆；进兵西藏，打败占扰西藏的准噶尔部，维护了西南边疆统一；进剿台湾、激战澎湖，完成统一台岛大业；收复东北雅克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巩固了东北边疆。在帝国主义侵略之前，砥定了我们国家所拥有的领土和版图。”

这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对满族、对清朝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因为在立国和亡国前后这一头一尾的拙劣表现，清朝成了历史上最受非议的王朝，几乎没有之一。如今在网络上被各种充满非理性、情绪化的诋毁、谩骂最多的王朝，也非清朝莫属。

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不同民族在最初的接触过程中，碰撞与融合都是不可避免的。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时是如此，汉、唐、明等朝跑到塞外拆家时其实也没什么两样。要论起对汉民族的杀戮、欺辱以及对华夏文明的破坏，相较之下甭管五胡还是元朝都要比清朝更加过分和恶劣。但为何如今“恨清党”遍地都是，别的朝代或者历史时期就很难引起共鸣？

我想除了时间能够淡化仇恨以外，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以及资讯传播的渠道和范围不可同日而语。

闹五胡那阵儿，北方大地遍布着被屠戮的尸体和连尸体都没有机会留下的“两脚羊”。而在长江以南，恐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江对岸发生了什么。而那些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的土著士族，对此大多也漠不关心，相反会怨恨南渡的北方士民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会抱怨没完没了的北伐耗费了他们的钱粮。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东晋100多年间的历次北伐，都是南渡士族在拼命的谋划和发动，而本地士族最热衷的，除了拖后腿就是拖后腿。

当然这并不是要指责谁。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要等到将近1500年后才会形成。

等到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这回倒是南北一致了，而且南方好像还更惨一点。像窝阔台的儿子阔端杀到成都劫掠了一次，就在城中留下了至少140万具尸骨。而据有关学者统计，在蒙古吞并中原的过程中，仅在金、（西）夏、宋三国的土地上就至少屠戮了3～4千万人。而更可怕的是，别的朝代都是在打天下时大开杀戒，一旦大局已定都会息兵养民，以稳固其统治。唯独蒙古人不同，立国前大杀特杀，立国后奴役、残害百姓的程度也没有多大的改观：

“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检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墓碑曰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指蒙古人及色目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烬余录·乙编·卷二》）

所以当时各国遗民的恨意，肯定不是如今的恨清党能比的。只不过那时候的100个人中，恐怕有95个是文盲，再滔天的恨意也无法通过纸笔流传下来。而那5个识字的呢？恐怕大多都在琢磨怎么能吸引新主子的目光和青睐，好继续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哪还顾得上别的？

而清朝就比较倒霉了。一个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人口爆炸，使得历朝最多不过几千万、顶多过亿的人口规模，到清朝一下子就膨胀到了4亿以上。人口基数大了，能读书识字的自然也就多了，留下的记录也就多了；另一个则是西风东渐的影响——洋鬼子不光抢大清朝的土地和财富，还捎带着送来了报纸、杂志、电影和照相机，更传播了近代意义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于是那个怎么瞅怎么像个老古董的朝廷就更不招人待见了。

再加上民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思想舆论界一直乱糟糟，唯独反清排满似乎是为数不多能达成的普遍共识，这还不往死里招呼？于是各种对清朝的歪说、戏说、瞎说蔚然成风，其影响至今未绝——比如乾隆皇帝是汉人的传闻，就是民国无聊文人瞎编出来的，至今还有大把的人信以为真。

大而化之的概括，清朝的历史贡献只要记住两点就够了，即领土和人口。

先说说领土。

自秦一统六国，即奠定了华夏王朝的基本疆域——后来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地十八省，其实就以秦朝疆域为主体，面积大概在300～400万平方公里之间。西汉自汉武帝刘彻起开始向南北以及西北方向大规模开疆拓土，直到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刘询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疆域达到了极盛，超过了600万平方公里。此后从汉末到两晋南北朝虽然有个持续了近400年的大分裂时代，但各时期所有割据政权所能控制的地盘，实际上并未超出汉时旧疆。

唐朝开国后，随即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拓疆运动，兵锋所指主要是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外东北、蒙古高原以及西域。杀得最嗨时，甚至一度将唐旗插进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的纵深，并使得盛唐疆域最广时超过了1200万平方公里，是汉朝的两倍。

中国历代的疆域，大致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位于长城以南的传统汉地、位于长城以北的塞外，再就是位于西部的疆藏地区。秦朝统合了传统汉地并为其筑好了篱笆，汉朝则杀出篱笆开始尝试染指塞外以及疆藏，而唐朝就是“我不选，但我全都要”的典型代表了——除了那座受时代限制爬不上去的高原外，几乎中国史上各朝曾占据的土地，都被唐朝揽入怀中过。

不过盛唐之盛，只盛在了安史之乱前的近150年，此后就不断缩水。到了晚唐时更是大踏步的退回到传统汉地范畴，比秦朝也大不了多少。

而因为宋朝未能完成大一统，因此从晚唐到元初，我国实际上又经历了一个时长近400年的大分裂时代。而包括宋、辽、金、（西）夏等各大割据政权的疆域加在一起，大概是略大于汉却远逊于唐的状态。

随着蒙古人的崛起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变。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疆域之广大号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后人估算总面积超过了1300万平方公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通过凉州会盟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至此，今天的中国领土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能在历史上找到“自古以来”的依据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忽必烈违背传统擅自建元称帝，造成了蒙古内部的分裂。因此元朝跟大蒙古国并非一回事，由此造成的问题，咱们后边再说。

明朝取代了元朝，却没有完全继承下来元朝的疆域。塞外这个蒙古人的老家就不用提了，西藏在元朝是宣政院直辖地，元廷不但派遣官员、编户齐民，直接收税，还驻扎军队、设置驿站，与内地统治基本无异。可到了明朝呢？名义上设置了个乌斯藏都司，但从最顶层的僧俗首领到最基层士兵小吏，全部都由藏人担任，一个货真价实的明人都找不到。甚至连税赋都免了，只需隔三差五进个贡就算妥了。至于别的事情，只要老老实实称臣，就爱干啥干啥，明廷一概不管……

所以乌斯藏都司名为羁縻，实则与高丽、琉球、安南无异，甚至比这些藩属国还不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时候因财政亏空，为了省钱朱翊钧大肆裁撤机构，就发现了乌斯藏都司这个一直默默的猫在大明行政区划里头摸鱼的存在。于是他大笔一挥，就给裁了。

裁了，就是不要了，断绝关系了，从此跟大明朝无关了，是自己单干还是另找个大哥跟着混，都随便你——就问你奇葩不？古今中外加一起，能把一块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偌大领土当包袱和累赘一样嫌弃、甩掉，除了朱翊钧外还有谁？

你别说，还真有。比如朱瞻基、朱厚熜……反正都姓朱。想当初开国二祖大杀四方，至永乐年间大明朝的疆土达到极盛，北至外兴安岭、西抵哈密、东到大海、南达交趾，总面积应该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然而朱棣刚一死，朱瞻基就迫不及待的弃土撤军，先是把位于塞外的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等卫所统统内迁至长城以南，紧接着又把派驻到奴儿干都司流官和军队统统撤回，当地的一切事务交由女真人处理。

只要按时往北京送几张貂、不公然造反，就爱干啥干啥，大明朝还是一律不管。

甩完北方的包袱，又轮到南方。宣德二年（1427年）朱瞻基下令自交趾撤回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越南最终脱离华夏，独立建国便始自这一年.大明朝也是从这一年起，就剩下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此后大古剌宣慰司、底兀剌宣慰司和底马撒宣慰司也悄无声息的从大明朝的疆土中剥离，没有激起任何一点的涟漪。再后来朱厚熜觉得关西七卫也没啥用，要不然也不要了？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左右，那时候闯逆还没造反、建贼也未起兵、在朱厚熜之后还有5位大明朝未来的皇帝陛下在排队等待接班，离朱由检自缢煤山尚有将近百年的时光——大明朝的版图已经收缩到了350~400万平方公里的水平，与秦朝的疆域大致相当。

历史兜兜转转1800多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说秦朝奠定了华夏疆域的基本盘，汉、唐、元朝完成了3次大规模的开疆拓土的话，那么历史交给清朝的任务，就是把前朝曾经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满洲入关直至康熙皇帝即位前后的领土，其实就是晚明+入关前清朝各自的地盘，面积大概在700万平方公里左右——常听人说“清朝的嫁妆”，其实就是指的东北及内蒙的中东部地区。该怎么评价这个说法？除了辽东外的东北及内蒙大部分地区，在汉、唐、明等朝的鼎盛时期，确实都曾划入过华夏王朝的版图。因此要讲起“自古以来”，肯定找得出大把的依据，压根轮不到清朝什么事。

但问题是传统国际法对于取得领土的方式除了自古以来、即“先占”原则外，还有个实控的要求，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受干扰、没有争议的占有领土。这样一来，除了辽东能勉强合格外，东北和内蒙的其他地区肯定是没法过关的。毕竟汉唐明等朝统治这些地区时，基本都是采取羁縻、军管的方式，实控的时间也不长。像最惨的明朝，能在奴儿干都司和塞北诸卫站住脚的时间也就20来年，亡国前连辽东这个自家地里的铁杆庄稼都丢掉了，就守住了座孤零零的山海关。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清朝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上述地区自此以后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毕竟实控超过300年，还有啥可争议的？这也是始终垂涎“满蒙”的日本，以及近年来的美国一直在大肆渲染、炒作“元清非中国论”的主要原因。因为不把清朝从中国历史中剔除出去，就永远绕不过这个坎，想找茬都没门。

不知该可笑还是可悲的是，还有大把的国人也在炒作这一话题，还自诩为爱国、为历史正本清源，真是不知所谓。

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

康熙皇帝即位后，先是通过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岛之战稳定住了固有领土，随即便与沙俄展开了对外东北的争夺。然而就在局势大占上风时，准噶尔部突然从背后捅了康熙一刀子，使得后者不得不在京师受到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与沙俄签下了一纸《尼布楚条约》。

这里再插句闲话。国内有不少人坚称《尼布楚条约》是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点倒与部分俄国人不谋而合——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如今的俄罗斯，坚持认为《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在武装侵略后强加给沙俄的不平等条约的，始终大有人在（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以及纳罗奇尼茨基等所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等），显然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只不过人家都在拼命的把屁股往自己家里挪，某些国人却恨不能抱住洋大人的臭脚猛舔，真是让人感慨万分。

话说但凡史上有数的雄主，就没个心胸开阔的，统统都是睚眦必报的小气鬼。比如秦灭赵之后，始皇帝不惜长途跋涉上千里也要亲自跑到邯郸，为的就是亲眼见证当年曾欺辱过他的赵国权贵丑态百出的痛苦死去；比如大宛国拒绝向刘彻进献宝马，后者勃然大怒之下不惜承受惨重的损失，也要派小舅子李广利远征过去，将大宛灭国；又如颉利可汗让李世民遭受了渭水之盟这个奇耻大辱，这位唐太宗就让李靖把这厮抓到长安来给自己跳舞；再如朱元璋因为痛恨张士诚，就对苏州课以重税（苏州交的税比浙江还高，而浙江在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税负第二高，仅次于南直隶），随后朱棣对济南也予以了同样的“优待”。

从这个角度看，有人将爱新觉罗·玄烨尊为千古一帝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这家伙同样心眼小得像针鼻——在遭受了准噶尔人的背刺后，这位康熙皇帝旋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要知道此前无论是平三藩、灭郑氏还是战沙俄，哪怕在战况最危急的时刻，玄烨照样安坐京城不动如山。可这回他不但要打，而且非得御驾亲征不可，还一口气连征了三回。

不仅如此，康熙打完雍正打，雍正打完乾隆继续打——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口气打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历经康雍乾三朝合计共70年，才终于打赢了这场漫长且残酷的战争。

清朝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力由盛转衰与此也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收获无疑更是巨大的，虽然多少有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而清朝就是这个多少有点悲催的“前人”。

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以及在晚年对准噶尔部的持续打击，收复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和西藏。话说对喀尔喀蒙古这块总面积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汉、唐、元等朝都曾占领过。但真正能够实控超过百年以上，而且能够由朝廷派遣官吏、军队进行直接管理，这还是首次。当然后来外蒙独立建国了，但那也是清亡以后的事情，在大清皇帝还高坐紫禁城的时候，你问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

至于收复西藏的意义更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自元朝将西藏纳入华夏王朝版图并直辖后，在明朝这块总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质上是处于半独立的危险状态的（羁縻，后来还被朱翊钧除名了）。之所以如今的西藏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任由各路反华势力如何煽风点火都不能改变这一铁的事实，就在于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起，历代中国政府都毫无争议的统治着这块土地超过300年的时间。

美国建国都是1776年的事了，比康熙收复西藏还晚了50多年，所以这个事他还怎么跟咱们唠？

“四爷”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位十三年主要忙着整顿内政、给自己那个败家儿子攒老本。但自家老子的未成的遗愿也不能不管，所以还是抽空派兵收复了青海。

等到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接手这件事时，准噶尔人已经日暮西山、败势已定。而弘历做的争议最大、同时影响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将准噶尔部灭族。

至于理由，他在《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这样写道：

“朕思准噶尔之恶已极于天下，若不将其种族尽行歼灭，恐其死灰复燃，后患无穷。”

怎么评价这件事？这里想说两点。

其一，俄国人在签下《尼布楚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之后一直对其在远东方向的扩张受阻而愤愤不平，只好将对土地的贪欲转向中亚方向。结果还没等他们动手，就传来了准噶尔人被清军屠杀殆尽的消息，差点被吓尿了。所以面对弘历出兵的威胁，沙俄人只好乖乖的交还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事实上不止是沙俄人，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都知道了那个血腥嗜杀“博格腾汗”（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清朝皇帝的惯称）派兆惠把准噶尔灭族的事情，并深受震撼。所以为啥这帮最崇尚弱肉强食的欧洲人在十五世纪末就开始入侵亚洲，从印度到菲律宾对中国形成了半包围之势，却始终不敢北上一步？

尤其是英国。为啥要派马戛尔尼访华并给乾隆皇帝恭贺八十大寿？就因为兆惠屠灭了准噶尔，就因为福康安又翻过喜马拉雅山痛揍了廓尔喀人，所以甭管酷爱装批的英国绅士打着什么幌子，其真实目的就是想试探一下那位博格腾汗，是不是对他们的命根子印度感兴趣。

所以哪怕后来清朝烂成了一摊泥，英国人也一直忍到了1840年才敢动手，乾隆皇帝当年的那个决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西方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就是欺软怕硬。

其二，十九世纪末阿古柏叛乱，战火蔓延到了新疆这块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左宗棠率军平叛，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重新收复了新疆。

160多万平方公里啊！光是让我们拿脚量一遍，3年能走完不？

而之所以会如此顺利，左公威武固然是一方面，但清朝自打拿下新疆后100多年来的坚持不懈的驻军、遣官直管，尽可能的改土归流同样功莫大焉。尤其是乾隆断然将准噶尔灭族，震慑了大批的野心家，也让各族人民对华夏愈发归心，平叛才会如此顺利。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外蒙在清朝尚在时一直老老实实。直到1911年12月28日听闻清帝要退位后，马上迫不及待的宣布要独立，难道跟被满洲人杀怕了、杀服了没关系吗？

杀人肯定不是个好事情。但有些人不杀，他就不怕死，还觉得你是个孬种，非要杀你不可，所以还是杀了省事吧。

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随阿睦尔撒纳大流造反的南疆回部以后，清朝的版图达到极盛，面积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至清末康雍乾的不肖子孙们虽然一口气跟洋人签下了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把的土地，但截止清帝退位，这个王朝留给后继者的，仍然有约11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1160万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数千年里，历代王朝在最强盛、疆域最广时比这个数字更大的，除了唐朝和元朝，就只有清朝自己了。

这是个沉甸甸的礼物。

说完土地，再说人口。

大概在始皇帝一统六国后，搞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口普查，当时得到的统计结果是全国总计约有3000万人。西汉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时王莽打着汉平帝刘衎的旗号又搞了一次，这回得到的结果是6300万人。

700多年后的天宝初年，也就是盛唐最盛的时候全国人口约8000万，也是终唐一朝289年人最多的时候。又过了700年的成化十五年（1479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是7185万，也是明朝人口的极值——反正在史书里边就是这么写的。

这并非个例。从秦到明的近两千年间，绝大多数王朝能养活的人口极限大概就在6000～8000万左右。而且一旦达到或接近这个数字，社会就要出问题，比如财政危机啦，流民危机啦，当然更常见的是饥荒和战乱，改朝换代更是司空见惯。

一个例外是两宋。北宋人口一度超过1.3亿，南宋要是加上北方的金朝的话，也是妥妥的过亿，为啥？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来就没限制过土地兼并的王朝。因为没办法控制土地，所以传统的两税（即田税和丁税）根本就收不上来，赵家皇帝为了不饿死只好想办法另辟财源，即商税。

在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年），两税占朝廷财政收入的56%。这在别的王朝是个无法想象之低的数字，在两宋却是两税最后的辉煌——随着王安石变法和建炎南渡，朝廷威信愈低，两税就愈发的收不上来，只能更加的依赖商税。到了宋孝宗赵昚在位（1162～1189年）时，仅茶盐榷税一项即占财政收入的49%；到了绍熙年（1190～1194年）以后，非农业税收入干脆占到了朝廷收入的85%以上。

另一个例外则是晚明。虽然明朝官方不承认，但根据现代学者估算，当时全国总人口过亿基本是确定无疑的，甚至可能接近两亿。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自嘉靖年间起以江南为首的南方地区（同时也是全国人口的最大聚集地）就不断的通过抗税、走私、倭乱、减漕甚至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方式，在经济上逐渐与大明王朝进行剥离。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崇祯年间，自身储备充足的江南每年漕运北京的粮食还不到百万石，不足定额的四分之一。直接导致了本来跟建贼、闯逆还打得有来有回的北方边军因为补给不济而溃不成军，朱由检为了区区20万两军费不得不豁出面子跟大臣借钱（结果还没借到）。

可以说明亡最大的原因，不是建贼也不是闯逆，而是（在南方）收不上税。而这里的税，跟两宋一样，都是指两税。

可见朝廷一旦收不上来两税，人口就会出现快速增长，但这其实跟两税中的田税没啥关系。因为历朝历代的田税税率都不高，低的能低到三十税一，最高的像明朝也不过十税一左右的水平。而且田税征收的相对规范，基本上就是打一拨粮食收一回——就算想一年数征，地里也长不出来啊？

问题就出在丁税、即人头税上了。

比如在西汉，凡15～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收算赋（即丁税）120钱，差不多就是一石粮食的价钱。而当时的粮食亩产再扣除田税，差不多也就一石左右的样子——假设一家有5口人，每年光算赋一项支出，就相当于5亩地白种。要是赶上减产或绝收，不知道又要白种多少亩。

而且丁税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多生一个，就得多交一份税、白种一亩地，这谁受得了？更要命的是，丁税收的是钱而不是粮食，所以不像田税那样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基本上皇帝或官府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一年几征就几征，只要不怕老百姓造反。

像王莽为了限制私人占有奴婢，就曾把奴婢的算赋定为“三十算”，即常人的30倍，直接就收出了个遍地烽烟。

所以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在满足了传宗接代的需求后，都不敢生孩子。就算生下来，要么当黑户，要么就赶紧弄死，导致溺婴这个惨绝人寰的习俗在历史上始终不绝，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虎毒尚且不食子呢，为啥人们舍得弄死亲生的孩子？别小看这个人头税，小康之家因此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家境再差点的因此灭门绝户的从来都不是稀罕事。

人头税和徭役，堪称是帝制时代最能吃人的两大恶政。那为啥在史书里大书特书的那么多仁君明主们，就没一个愿意把这个伤天害理的玩意废除掉？

因为废不得啊，giegie！

话说中国国土虽大，但地理条件复杂，在今天可耕种土地仍不足1.3亿公顷（相比之下印度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积却超过了1.5亿公顷）。在古代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未得到开发的情况下，能种粮食的土地就更少得可怜了。尤其是没有农药、化肥以及高产作物的年代，粮食亩产一两百斤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汉地十八省的土地所能养活人口的极限，大概也就在1亿左右。

而且一旦人口达到或是接近这个数值，就不光是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传统帝制王朝的社会管理能力也跟不上。管不过来，就得增加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数量，这又不仅是增加了吃闲饭的非农业人口、导致粮食更不够吃，还会使官员和军队的素质下降、吏治和军纪败坏，造成社会矛盾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历代王朝都知道人头税不好，却都要大收特收的原因，除了舍不得这一大块收入外，更大的原因就是通过这玩意控制人口数量，尽量推迟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时间。

这大概是历代仁君明主心里都懂，但嘴上绝对不会说的所谓“帝王术”之一。就算刚当上皇帝不懂的，只要以史为鉴一下或是被大臣们提醒一下，也会秒懂。

直到还没怎么开化，什么都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满洲人登场，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爱新觉罗·玄烨下诏，规定以前一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的人丁不再征收丁税，即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地丁合一，只不过改革得不够彻底罢了。等到他的儿子爱新觉罗·胤禛一接班，立刻就接受了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大刀阔斧的将全部的丁银都摊入到田税中一并征收，坚定的践行多地多征（税）、少地少征、无地不征的税收原则。

这就是摊丁入亩，也是我始终坚持认为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最大的善政，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当然了，给百姓的善政对于官绅地主阶级来说，就是最大的恶政，当然要遭到他们拼死的反抗。可以说在胤禛执政的13年里，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推进摊丁入亩这件事上，也是他因积劳成疾早早离世的重要原因。更是这位“四爷”哪怕在死后也不得消停，不断的被咒骂、泼污和诬蔑的主要原因。

但也正是在雍正坚持不懈的推动下，摊丁入亩政策终于在乾隆朝开始向全国推广。可以这么说——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人，都算是摊丁入亩政策的受益者。

为何这么说？

前文说过，人头税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肆意剥削百姓最大的利器，同时也利于有效控制人口规模、降低统治者的治理难度和成本——请注意，这个统治者指的可不仅是皇帝和皇室，还包括秦汉及之前的勋贵、两晋南北朝以后的士族门阀以及唐宋之后的士大夫。所以维护人头税，就是维护上述人等的共同利益。所以哪怕是农民出身、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朱元璋，当上了皇帝以后对人头税也是照收不误，从未想过废除掉。

即便他想废，就能废除掉吗？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包括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内，绝大多数提到中国历史王朝的说法都少不了“专制集权”四个字。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那两千多年里发生的事情大略的捋一遍，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说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秩序有点像今天西方那个乱糟糟的所谓民主制度，简单说就是只要有人（甭管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个九品芝麻官）想干点啥，就必然有人唱反调。然后大家一起吵，吵来吵去没准就把这事给吵黄了。就算没黄，也得拖拖拉拉大半天，最后干出来的那个玩意没准早就面目全非了。

而且争吵的理由，往往不论是非，只看立场和利益。更简单粗暴的说，就是看你的屁股坐在哪边，而且谁都不能免俗。

北宋名臣包拯是历史上最出名的清官、好官吧？民间传说中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是百姓口中的“包青天”，可实际上呢？包拯一生中弹劾掉的最出名的几个人物中，张尧佐是外戚，狄青是武将；就算那个虚构出来的庞太师，最显赫的身份也是国丈，统统都是士大夫的天敌。当然老包也弹过几个士大夫，比如张方平、宋祁。不过这俩人都当过三司使，被弹掉后的继任者居然就是包拯，因此被跟后者不对付的欧阳修嘲讽为“蹊田夺牛”（暗指包拯是贪图这个位置才弹劾人家），臊得老包躲回家称病不敢上任。

要知道当时朝中兼并了最多的土地、人口，导致朝廷税收大幅下降的罪魁祸首，就是韩琦；而最跋扈骄横、奢侈靡费且有贪污腐化嫌疑的就是文彦博。可谁见过包拯说过他俩半句坏话？没有，一次都没有（弹劾宋祁时倒是用的搞奢靡之风、饮宴超标的理由）。老包对此非但视而不见，还跟文彦博结了亲家。

为啥？因为这老哥仨不但都是天圣五年（1027年）的进士，是一起同过窗的交情。而且老包考中进士后以孝敬双亲为由辞官居家10年，后来想出来做官时要不是老同学韩琦、文彦博大力拉了几下，他后来怎么可能官至枢密副使？

所以你让老包怎么弹劾他俩？

而且这不是老包一个人的问题。就算被誉为终宋一朝士大夫第一人的范仲淹，也不能免俗。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强盗张海率众围攻高邮。知军晁仲约一不抵抗二不求援，居然勒令城中富商百姓献出财帛牛酒贿赂强盗，以求其高抬贵手。消息传来，举朝哗然，赵祯气得差点没抽过去，枢密副使富弼更是力主宰了晁仲约以正朝纲。然而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却力保晁仲约，最终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近乎逼迫赵祯赦免了晁仲约，还利用职权给姓晁的升了官。

富弼对此非常不满，说你这么胡搞下去，以后的地方官哪还有心思为国家尽心尽力的办事？你猜老范咋说：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龙川别志·卷下》）

好一个“它日手滑”，好一个大宋士大夫的良心啊。哪怕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文正公，在国家利益和士大夫一己之私间，选择的也是后者。

以前我也写过清朝搞摊丁入亩、搞改土归流什么的。每次都有读者朋友给我“反向科普”——你说的这些清朝根本不是首创，而是无耻抄袭了明朝的发明。

是啊，我知道啊。别说明朝了，改土归流唐朝时就在搞了，可谁搞成了？哪怕是牛批Plus如敢叫嚣“我非相，乃摄（政）也”（《万历野获编·卷九》）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你当他不想摊丁入亩？为啥就扣扣搜搜的弄出来个一条鞭法？

或者换个话题，我就问大明朝都穷成那个德性了，张居正为啥就不在江南收商税？是他没想到？怎么可能！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不敢。只要他敢这些干，信不信不用朱翊钧动手，东南官绅就能把老张家的祖坟都给刨了？

所以这样的事，汉人里边谁都指不上，也就满洲人敢干，而且还能干成。

玄烨、雍正、弘历没有三头六臂，智商可能还赶不上张居正呢。但为啥几百上千年无数明君贤臣都干不成的事，他们就能干成？

原因也很简单——从秦到明的绝大多数王朝，名义上皇帝陛下高高在上、口含天宪，实际上除了刘彻、朱元璋等格外生猛的几个例外，大多活得特别憋屈。他们要是真敢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干啥就干啥，信不信明天就会被人“选”下去？

没错，虽然西方民主的那个所谓的“人手一票”只能骗鬼，但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的皇帝确实是“选”出来的。只不过有权投票的唯有勋贵、士族、士大夫而已，皇帝必须要维护自己金主的利益，否则改朝换代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在这样的妥协下，历代王朝议政、治政的常态其实就跟今天的欧美议会没啥两样，成天瞎胡闹，有时候还会上演全武行，最终正经事啥都干不成。

但满洲人不一样啊，人家全靠自己打天下，谁都不欠。所以在康雍乾看来，跪在朝堂里的没有投资者、合作者和附庸者，统统都是奴才。

主子想干啥，奴才还敢反对？谁反对砍了谁就好了，能有多麻烦？

所以别的朝代搞不成的事，清朝都能搞。搞的过程中可能有曲折，但康雍乾那阵大清朝武德充沛着呢，只要把反对者都弄死，事情也就搞成了。

所以前后不到20年的时间，摊丁入亩就在全国全面推广开了——张居正要是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惊掉了下巴。

当然满洲人对官绅阶层这么粗暴，后者估计也怀着种看戏的心态，要看看人头税被贸然废除后，康雍乾及其子孙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

果然，报应很快就来了。

清朝入关后，很快就搞起了人口普查，而且数据相当的详尽。据史书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全国人口总数才区区1920万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增长到2914万，60年间增长了约52%；因为战争等因素影响，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人口萎缩到2642万，但乾隆六年（1740年）这个数值就变成了令人目瞪狗呆的1个亿，仅用了7年就暴增了278%；再然后就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破2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破3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破4亿（以上数据均出自《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志第九十五》）。

各种文献资料提到此事，都会用到一个词汇，那就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为啥会爆炸？

经常有人自行脑补后就想当然的认为是土豆、地瓜、玉米等高产作物的传入使得农业大幅增产，因此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只要我们去翻翻资料或者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相较于明朝，清朝开垦出的耕地以及总粮产虽然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约76%），但粮食的亩产量增长幅度却很低（约7%）。尤其是在人口突破4亿大关的晚清，粮食亩产量甚至较晚明下降了约30%（以上数据引自《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作者郭松义）。

可见高产作物对人口增长即便起到了作用，但影响也不大，更无法达到“爆炸式增长”的效果。

其实只要从清朝人口快速增长的时间点，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废除人头税的摊丁入亩政策，彻底消除了人口增长的经济负担，大家都敢生了，人口规模自然也就“爆炸”了。

试想一下如今我国连续放开二胎、三胎的生育限制，可人口出生率却越来越低迷的主要问题出在哪儿？其实还是经济因素，古往今来几千年，问题都是一个样。

那么清朝的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到底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要是康雍乾能长出前后眼，一定会对当初的决定后悔不迭。前面说过，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中国能养活的人口也就在1亿左右，再多就要出事。因此历朝历代都不约而同的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比如人头税，比如编户政策。关于后者，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我们都知道从明中期起人口就很可能破亿，到晚期时更可能接近两亿大关。可是官方统计的结果，明朝人口最多时也就7000多万，为啥？因为不光是明朝，几乎所有朝代统计人口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编户人口。只要你不报户口或者干脆就是不给你上户口，对于官府来说你就不存在，更不能算是皇帝陛下的臣民，只能是逃户、流户、隐户。对这些人，朝廷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予以保护，在某些朝代（我查到的有北宋）甚至会刻意残害捕杀，就像对待野兽一样。

但在清朝，虽然继续编户，但却一直在老老实实的做流户齐民的工作。像上文提到的清朝能在短短的7年间人口就从区区两千多万增长到1亿以上，就是在摊丁入亩政策实施后，大量为逃避赋税而沦为流民的百姓想要重新编户，而胤禛和弘历居然就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办了——这在此前的任一朝代，几乎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而人口的剧烈增长，带给清朝的不是康雍乾想象中的“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的美妙场景，而是一个至今仍被无数人嘲讽笑话的“饥饿盛世”。

一亩地能养活多少人，历代统治阶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才要千方百计的限制人口，以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是有前提的——如果“贫者”的数量超过了临界点，“富者”还想田连阡陌？不被蝗虫般的饥民吃干抹净才怪！

不怎么开化的满洲人好像不知道这码事，以前能跟皇帝掰扯掰扯甚至“兵谏”一下的士大夫们，统统成了屁都不敢放一个的奴才，所以谁也无法阻止康雍乾“任性妄为”了。

结果是什么？在此前几千年里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清朝可能十天半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地主的肚子恐怕也比佃户大不了半圈。

真的好平等……

清朝国力的衰弱，就是从人口爆炸式增长开始的。而且人越多，就越衰弱，直到最后完蛋。原因也很简单，人太多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养不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资料，清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耕地开垦数量、粮食产量和诸如水利设施等建设都是帝制时代的巅峰，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卵用。）

可对于后来的我们呢？答案依然是那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清朝又当了一回那个倒霉的“前人”。

别的不说，要没有康雍乾的摊丁入亩，就没有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包括我和诸位在内的今天的大多数人的先辈，恐怕都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另外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无论古今中外衡量一个大国、强国的标准就是“四多”，即地多、人多、钱多和枪多。而清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今日的中国打下了前两“多”的雄厚基础，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批评清朝没问题。但要是批评到了谩骂、污蔑的地步，那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了，不是人该干的事。

当然清朝的毛病也不少，这就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了。